算学、儒学与制度化-初唐数学的多样性及其与儒学的关系
日期:2017.01.01 点击数:12
【类型】期刊
【刊名】汉学研究
【摘要】唐因隋制,国子监设算学馆,李淳风等注释的十部算经被立於学官,其後更是在科举中设明算科。毫无疑问,初唐数学获得了巨大的制度化成就。但是,前人对这些史实背後的历史动力讨论不多。透过《仪礼注疏》、《礼记正义》与《五经筭术》,本文分析了六至七世纪学者贾公彦、孔颖达、甄鸾、李淳风等对《仪礼》〈丧服〉的同例注疏,从而揭示出诸家对儒经的数理解释在计算思路、方法、工具等多方面的差异,是两种不同的数学实作。而且,本例中贾、孔等人的算法特点亦体现在唐代其他儒经的注疏中,并且延续至清中叶,因此形成了具有一般性的儒家自身的计算文化传统。本文进而再透过分析诸家对数学的相关论述,揭示初唐时期学者们对於数学的功能与作用存在不同观点。一方面,贾公彦、孔颖达等认为其自身的计算文化传统应用於儒经,而传统筹算数学应用於算经;另一方面,李淳风等则认为传统筹算数学可以广泛地应用於音律、度量衡、历法、儒学等诸多领域,甚至将之视为一切知识的基础。这两种数学实作与对数学观的差异,恰好可以印证初唐算学馆的数次置废,以及算学与儒学在制度安排上的差别。由此,初唐数学的高度制度化发展实际上是李淳风等在算学与儒学张力之中努力的结果。
【年份】2017
【期号】第4期
【页码】109-134
【期刊卷】第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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