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讲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类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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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学术论坛

【关键词】 诗言志 诗学本体论 诗缘情 “以意为主”

【摘要】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诗言志；诗缘情；“以意为主”；诗学本体论 [作者简介]孟宪浦，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上海200433 [中图分类号]1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434( 2010)04 - 0178 - 05 通常认为，“以意为主”作为一种诗学本体论，是宋代诗学对以“言志”、“吟咏情性”为主要倾向的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突破。虽然“以意为主”的思想并不始于宋代，即便是作为一种醒目的标识，立场鲜明地亮出“以意为主”的旗号也不是宋人的首创，但宋代的贡献无疑是最大的。宋人标举“主意”的大旗，是由诸多因素合力促成的．如历史文化的发展、传统思想的演进、时代精神的要求以及艺术本身的推演等等。论题所限，本文无意于进行深度的挖掘，只是想就宋代以前“以意为主”的倾向在主流强势话语的掩盖下却依然潜流暗涌的趋势进行一番考察，旨在探明“意”其实与“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以期彰显“以意为主”的诗学主张是对文学本身深层思考的结晶，并不纯然出于宋人剑走偏锋、独辟蹊径的嗜癖。 一、“诗言志”对“意”的遮蔽 提起中国古代诗学的诸多观念，人们首先想到的，非“诗言志”莫属。“诗言志”作为中国诗学的“开山的纲领”[1]，经朱自清先生拈出后，几成定论。“诗言志”最早载于《尚书·尧典》，相传是舜帝对他的乐官夔说的。然而，据许多学者考据，《尧典》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墨子，顾颉刚先生甚至认为它是西汉时的作品。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孔子对“诗三百”深有研究，可是孔子论诗从没有引用过舜“诗言志”的话，也从未将“志”与“诗”联系起来，其后的儒家重要传人孟子也未直接引用过舜的这句话。按照陈良运先生的论证，“诗言志”这一重要诗学观念形成于秦汉之际[2]。 倘若此论可信，那么，我们就可以据此推断出“诗言志”所要表达的具体观念了。秦汉时期，尤其在汉儒的视野中，“诗言志”之“志”是有特定含义的。随着他们把《诗》三百抬高为“圣道王功”的经典，“诗”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就凸显出来而成为主宰，“志”的内涵被加以功利化、理性化的严格规定。“志”被界定为一个“游离于人的情性之外”而“合于圣人之道”的“孤立的理念”[2]，“志不再是、也不应该是作诗者个人的思想感情，而只是圣人思想意志的传导”[2]。因此，所谓的“诗言志”其实指的是诗歌所要担负的职责是传达和表现合乎圣人之道的志向和追求，而出于个人情性的思想、感情、欲望被排除在诗以外。 汉儒们把诗当作一种特定志向言说的观念，是从苟子那里继承的。苟子曾说过“诗言是，其志也”（《苟子·儒效》），这里的“是”指的就是圣人之道。在荀子那里，“志”是一种能为政教所用、可以治国驭民、成为统治人精神的特定理念，“诗”是一种为统治阶级所专有的特殊工具。 在苟子之前，无论是对“诗”，还是对“志”的要求和理解都要相对宽泛得多。《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3]的记载，但它确切的意思是“赋诗言志”、“赋诗观志”，即根据自己对于《诗》中某些篇章的理解程度，在外交或其他正式场合，“赋《诗》者将其作为与自己心意、志向寄托相对应的言词而表白出来，听《诗》者则作出相应的判断”[2]。“诗”是被当作一种能够导引各人的心意和志向来看待的。《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引孔子之言：“《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这里的“志”指的也是个人之“志”。孔子说过“志于学”、“志于道”、“志于仁”，还曾两次与他的学生“各言尔志”，他所谓的“志”已经明显带有理性化、理想化以及政治化的倾向。也就是说，“志”已经超越了人们在现实生存中所获得的一般意识，成了人的意识中一种定向而较持续的信念追求，但仍作为个人之志向、志愿或抱负来使用。人各有志，不同的人因性格、学识、修养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志向。 把“志”理解为志向、抱负，可能正是“志”字的本义。从文字训诂上看，“志”字未见于甲骨文和金文。许慎《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则据徐本录作“从心之，之亦声”。“之”在甲骨文中有“出”和“往”、“到…去”的意思，因此，“志”可训作“心之所之”或“心之所往”，即从心中所出并有所向之意。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一文中，则把“志”分解为“从止从心”，取“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之义，他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4]。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这两种诂训皆有一定的根据。“心之所之”或“心之所往”，即相当于志向、意向；“心之所止”，则大体相当于意念、意识。《说文》释古“之”云：“之，出也。象艸过屮，枝茎益大有所之。”倘若“之”按“出”讲，则“心之所之”便能包容“心之所往”与“心之所止”两种含义，与后来所说的“意”同义，比“意向”或“意念”含义更宽泛，也更接近本义一些。但是，“意”字可能出现得较“志”更晚一些，在先秦典籍中所使用的频率也更少一些。用来表示包容“意向”或“意念”之“意”的含义，常常是以“志”来代替和完成的。在古人那里，“志”、“意”是通用的。《说文》释“意”云：“意，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从心从音。”直到汉代，“志”与“意”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的情况还依然存在，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里就有“心之所之谓意”[5]的表述。 如果就“志”字的本义来看，“诗言志”应该就是“诗言意”。《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言日：“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郑玄注《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云：“《诗》所以言人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诗之意。”闻一多先生因此认为：“诗训志，志又训意，故《广雅·释言》日‘诗，意也’。”[4] 现在的问题是，在“志”或“意”出现以前，人们如何命名“志”和“意”所指的心理状态，或用什么来包蕴“志”和“意”的含义呢？从字源说的角度，“志”和“意”源出于“心”。从现有的文字材料来看，“心”字出现得更早，运用也更广泛一些。《说文》释为“心，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心”，首先是对人身体上的某个生理器官的命名。生死没有保障的先民们一定能够认识到“心”器官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它的地位至少应该与表示“人头”的“首”是同等重要的。“心”，是先民对个体生命、生存，乃至自身存在最重要的领会之一。从一种具体的生理器官，到对自身生命和存在的“感觉”或“意识”，“心”“走向”了“心之动”或“心之感”，成为心理状态的指称。这种心理状态应该理解为，在具体的生存活动中所获得的对生命、环境等生存状态的“感觉”和“意识”。 根据陈良运先生的研究，通过考察《诗经》中全部168个“心”字，可以发现，“心”字有两种基本用法：一种表示忧、喜、哀、乐之情，如“忧心殷殷”（《桑柔》）、“中心怛兮”（《匪心》）、“我心伤悲”（《采薇》）、“我心则说”（《草虫》）等等；一种表示心事、心意、意愿或意识之意，如“小心翼翼”（《大明》）、“帝度其心”、“悠悠我心”（《子衿》）、“以慰我心”（《车》）、“我心蕴结”（《素冠》）等。然而很多情况下，很难分清“心”表达的究竟是感情，还是心意。如“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二子乘车》）、“我心匪石”、“心之忧矣，如匪瀚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柏舟》）等等[2]。其实，我们不必将“心”的这两种用法截然分开，“情”与“意”总是紧密相联系而同出于“心”的。即便是纯粹表示“情”的，也是由“心”所“意识”到并咏入《诗》的，不能“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的“情”，则早已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不复存在了。 因此，如果我们推至“志”、“意”字出现之前来言诗的话，从字源说和《诗经》的角度，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诗言心”的结论。朱东润先生在《诗心论发凡》中说： 读《诗》者必先尽置诸家之诗说，而 深求乎古代诗人之情性，然后乃能知古人 之诗，此则所谓诗心也。能知古人之诗

【年份】2010

【期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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