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浙江社会科学

【关键词】 城市认同 士绅社会 城乡关系 城市空间 明代南京

【摘要】口 罗晓翔 内容提要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城市认同、城市性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通过明代中后期南京士绅与城市空间之关系，对于传统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城市的行政区划，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亦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明代南京的发展不同干“中心地”模式，其士绅社会显现出较强的城市认同。 关键词 明代南京城市空间 城市认同城乡关系 士绅社会 作者罗晓翔，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讲师。（南京210093） 近年来，学界关于士绅与明清江南城市社会、城市文化之关系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然而对于士绅阶层及其文化的“城市性”尚缺乏系统的讨论。施坚雅(C. WilliamSkinner)在三十年前曾就此提出两个问题——“(1)中国士大夫在何种程度上（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城市的？(2)中华帝国在何种程度上（又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着独特的城市文化？”牟复礼(F．W. Mote)认为，“古代中国在理论上和实际社会实践上建成了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国人获得了自由占有土地以及迁移住址与改变生活方式的权利”，“上层阶级有在城乡两地轮换生活的风尚。”因此，明清城市的地方精英多为城居地主(absentee - land-lord)阶层。他们虽然在推动城市消费、文化、公共事业建设方面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身份也体现了古代中国城乡间政治与经济分野的模糊，以及物质生活、文化形态与空间结构上的“城乡连续统一体( urban - rural contin-uum)”。牟氏之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城市的特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一分析模式亦过于概念化与简单化。首先，其对“城市”的空间定义强调由城墙所界定的地理范围，却忽略了城市生活空间结构的多面性。而事实上，无论是城市的行政区划，还是市民的日常生活、社交网络，以及时人对城市的意象都有其各自的空间维度；它们通常超越城墙的围界，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城市性”的缺失。其次，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城市士绅与腹地农村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其具体特征受到城市发展模式、士绅家庭背景、国家政策、区域经济等因素影响。因此，对于“城居地主”亦不可简单而论。本文以明中后期南京为中心，通过分析城市士绅阶层日常生活的空间结构，揭示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与城市之关系，并进而对“城乡连续统一体”概念进行新的思考。 一、家庭背景与生活空间 在南京城市史上，明初的发展是个重要篇章。洪武时期大规模的都城建设不仅确立了南京的政治地位，也彻底改变了城市的空间范围与人口构成。就城市空间而言，原有的城池为南唐时所建，周长约28里。经过明初近30年的营建，不仅城墙扩展至60余里，且城市内部各功能区设施完备，“紫微临金阙煌煌，黄道分玉街坦坦，城郭延袤，市衢有条。……非远代七朝偏据一方之可侔也。”从城市人口构成看，明之前金陵土著多为东晋、南宋时期由中原南渡家族的后代。“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曰‘坊厢’。”但正如徐泓考证，大规模人口人迁有两次，一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五千三百户富民于京师，二为洪武二十八年( 1395)移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州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赴京，充仓脚夫。而明初迁入人口的地缘构成也并不仅限于苏、浙一带，日本学者夫马进的研究指出，移民政策涉及到的地区包括江西、湖广、福建、山东等地。总之，从十四世纪末开始，南京城内居民多为新移民家庭。正如《正德江宁县志》中所记，“县封在城中，如颜料、毽匠、三山等坊阌阅辐辏，余皆诸卫军营，……，而城外则多金陵人也。” 明初“徙实京师”政策不仅带来苏浙地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决定了南京士绅社会独特的发展轨迹。首先，许多家族的城市移民始于明初。除民籍人户外，大批隶籍于卫所、太医院、钦天监的移民也于洪武至永乐时期迁入南京。这些背井离乡，并被强制落籍于城中的移民家庭成为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明代南京士绅便出自这样的家族。《正德江宁县志》中记载的29位地方名人中，即有13人来自这样的家族。《万历上元县志》中更称：“我太祖开基，取天下豪右聚之京师，分隶诸司各卫，而所居者实县境也。今贤哲之生，殆倍于邑人。” 其次，明代南京士绅阶层中“望族”、“世家”极少，对腹地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影响都有限。明初大移民当然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嘉靖末年，司马泰曾感叹：“国初尽徙城中人于四方，复取四方人实之，以是都城中无世家，因无世法，遂无世谱。自三四传后，子孙遂不识认，名字不相通，凶吉不相问，况共承祭祀，共为宴享矣乎？以是虽有同族，实为路人，孝爱以是而衰，风俗以是而薄，可慨也已。”移民家庭在经历了城乡间的地理流动后，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心迅速向城市转移。许多以白丁起家的士绅家族在社会上行流动过程中多有经商的经历。如许陛，以经商致富，“绝无都城纨绮市井之习，亦一时胜士”@。盛时泰的祖伯父盛纲、盛纪“往来闽粤，为大贾，以财雄一时”，其父盛鸾二十余岁即外出经商。顾琛（1514进士），“其先家业亦厚，有槽坊二处”。积累一定财富后，这些商人家庭开始培养子弟功举业，而明代南京文人、官宦荟萃的环境更诱使商人们不惜一切地向缙绅阶层靠拢。一般而言，一个平民家族由经商、业儒、入仕而进人士绅社会大约要经历五至六代人的时间，这与宗韵对明代家族上行流动速率的结论一致，即正常情形下，家族地位转型“通常的是要经过五六世的持续努力”。以30年为一代计，明初落籍南京的平民家族，其社会地位转型多在正嘉之际。在这期间，由于家庭社会地位低下，经济状况不稳定，加之与原籍地的人际与经济网络之联系被割断，很难形成世家大族。 如果说南京士绅家庭在上升过程中多以城市为中心而生存发展，那么在完成社会身份转变后，其经济与社会生活的重心是否向腹地农村转移呢？这一情况在明代南京并不明显。究其原因，国家政策、社会风气、地方经济等因素都发挥了作用。由于明前期中央政府大力打压地方豪强势力，直至明代中期，官员的自律性都较强。明人以为，“弘正间居官者，大率以廉俭自守，虽至极品，家无余资，此如胡之弓，越之剑，夫人而能之者也。嘉靖间，始有一二稍营囊橐为子孙计者，人犹共非笑之。”在南京，正、嘉以前“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这一情形在嘉、隆时期依然存在，一些较为清廉的官员致仕后生活十分窘迫，常需以教书补贴家用，自谈不上求田问舍。如顾琛以宪副致仕家居，“惟居临街一小楼，扁寒松斋，训蒙童数人以自给。”卢璧（1538进士），“历南户部主事，彰德汉阳知府苑马寺少卿。……居官常禄外秋毫无取，及归益窘，杜门谢客。”李重（1511进士）“官至江西臬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将一物归。……家徒四壁里。溧阳史氏延先生教其子，岁学俸八十金。” 十六世纪中期前，南京士绅对土地投资缺乏热情的另一个原因是徭役制度。由于一条鞭法直至隆庆中才在南都施行，此前“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以至田地荒芜，人民逃窜，钱粮拖欠，几成敝县矣”。即使对享受优免的士大夫家庭而言，土地回报也并不丰厚。以许觳为例，其在为官的十余年中，一直未曾在南京周边购置田产。嘉靖三十年( 1551)罢官回乡后才作出“来岁买田多种秫”的决定。许毂的田庄位于南郊安德乡新亭，俗称石子岗，离城不远。《题有方斋》序中记：“恒儿买田南郭，去家仅十里许，游衍从心，定省不废，太史雉翁为题其居日‘有方斋’，盖取游必有方之义。”其田庄面积大约二顷，按照当时“亩之中上者可收谷二石”计算，一岁之入仅为四百石，其中大约一半为佃户所得。扣除粮差后，许家的实际收入大概不到二百石，并不宽裕。若遇水旱，甚至有“场空瘐罄一粒无，八口垂头半饥饿”的窘境。 这样的情形在十六世纪中期前的江南地区是普遍现象。李洵曾指出：“明代三吴地区的‘士大夫’家族，应该是中叶以后才兴起的新‘望族’，他们起家的基点，在社会阶层中比前代为低。”十六世纪后半期开始，江南地区大乡绅阶层逐渐兴起，士大夫的风气亦开始转变，阶级矛盾的激化甚至导致了大规模的城乡民变与社会动荡。但南京士绅阶层势力向腹地农村的渗透却始终是有限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或许是南京周边农业经济的薄弱。与江南地区的苏、松等府相比，“应天府属各县的自然条件、水陆交通，乃至土地丰度都要差得多，而且可以说是长江三角洲最差的地区。”这使南京在明代后期的经济发展落后于江南中心地带，也阻碍了乡绅势力的发展。也正因此，南京士绅阶层的生活显现出更强的“城市性”。 除社会经济因素外，文化与社交网络是维系南京士绅与城市关系的更重要的纽带。明代南京文人荟萃，记载当时社交生活的史料极为丰富。下文将以许毂《许

【年份】2010

【期号】第7期

【页码】85-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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