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关键词】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摘要】当下学界多有建构“当代中国哲学”之呼吁，亦有为此之诸种努力，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既有语境中的合法性疑问，亦有学科语境界限不甚清晰的无奈。由此，“当代中国哲学”如何成为了问题，为了什么而“建构”，“建构”之可能与如何，皆需理论上的抉择与取舍。这里的抉择取舍既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特质的把握与接续，更离不开由此说开去的开新和建构。无论是把握和接续，还是开新和建构，从何说起，从谁说起，是首先要抉择的问题。从本土语境作为问题的始点出发，“当代中国哲学”作为问题的意义，来自于对本土哲学存在状态、特质的梳理与把握，更离不开对于当代诸哲学先贤之“接着讲”的承继，依此似乎可以为“当代中国哲学”作为问题找到言说的起点，即从何说起与从谁说起。 关键词：当代中国哲学；文化身份；政治依附性 作者简介：张篷（1956 -），男，吉林永吉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文杂志社编审，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当代哲学。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 (2010)02-0021-08 尽管国内哲学界因分科而成诸多学科，并依此划定话语范围，但殊途同归于构建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倒是可以成为共同的话语。近年，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亦为诸多学者呼吁，亦为多家学术媒体关注，似乎成为无热点问题领域的哲学界的一个不多见的共识问题。自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中国哲学”一语以来，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学者依西学与旧学（传统学术思想）在“接着讲”中，承旧开新，一直努力试图为“中国哲学”寻找到“合法性”和存在的理由。这里有冯友兰、熊十力等先辈的“新学”，有李泽厚等国内学者的“马学”，也有牟宗三等海外学者的“开新”之学。当下之时，构建“当代中国哲学”不仅仅只是一个呼吁口号，其背后却深蕴着中国当代学术与思想文化的主题。本文的主旨就是试图探讨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诸多努力背后的深层意蕴，在可能的思想历史逻辑中，为“当代中国哲学”之如何可能疏理一个言说的逻辑起点。 一、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实质 是寻找“文化身份” 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提法，是高清海先生在生前所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中首先使用的，近年已成为哲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热点问题。这个呼吁并不是一个哲学学科为了学术话语权力功利性的自恋，其背后实际潜藏着的是百年来几代中国学人对于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困惑与思考，为什么在此时此境需要一个“中国哲学”的发问，结合近年来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诸多文化现象，不难觉出似乎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着什么。当电视等现代媒体的受众优势推动了“读历史”、“品历史”，当其成为独有的文化风景时，人们的文化感觉自觉不自觉地被带进了历史的世界。“三国”、“明清”之史的平民化叙述，“清十二帝”、“慈禧”等历史人物的正说，都不知不觉地把人们的文化眼光积聚到对“过去的”“历史事实”的平民化解读。这是继“公祭孔子大典”形成一种官方的文化仪式和仪轨，民间个人或团体倡导并实施“读诵经典”活动，“北京文化高峰论坛”众多文化名人藉中国文化现状推出《甲申文化宣言》，在高等院校引起关注的“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乾元国学教室”（北京大学）的兴起，以及以“亲亲互隐”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之争等文化现象之后的一种文化关注，如此等等。在这些文化现象的更替中，是否内含了我们某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态度的变化？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反思是否会找到我们的文化自觉？在世界文化对话的视野中考察这些文化现象，是否会为我们自己的文化走向提出某种可以接受的“应该”？ 真正具有生命活力的哲学不在知识论逻辑所构造的学院哲学之中，而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与思想的自觉之中。回溯我们百年来思想与文化的历史轨迹，不难看出，我们今天哲学上的困惑与思考，并没有离开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历史发展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面对西方文化强势话语的压迫式对话，在对传统文化的疑虑中，我们失去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记忆，在如此的精神境遇下，如何找回文化之自我，如何在各种文化的对话中保持文化的自觉，亦即如何找回我们失去的的“文化身份”。 这里所说的“文化身份”是作为文化问题的一种观察视角。现代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在某种文化现象发生的背后，隐藏着与所处时代相适应的文化心理和某种文化共同体的精神遗传密码。对这些文化心理和精神遗传密码的解释和破译，可以把握到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过去、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发生与发展的逻辑。笔者以为，对“文化身份”的解读就是关乎这些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精神遗传密码的解析。 可以说，无论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还是传统文化研究之“热”，并非是人们的一时心血来潮，其背后的因缘当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问题这一主题的延续。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自文王周公制礼乐，经先秦诸子百家，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理）学，清代朴学，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与希腊、印度、希伯来并立而且不同的东方文明。但是，近代以来，当面对西方文化人土中原，这个文明大厦却随着一个制度（科举制）的废弃、一个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轰然坍塌。何以如此？尽管我们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反省和求解，但这个问号仍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中国文化是什么？中国的文化向何处去？回溯百年来的思想历史的轨迹，我们不得不说，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对立与冲突使中国失去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记忆。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之路，既是中华民族从文化身份的遗忘中逐步苏醒的过程，也是中西文化从冲突走向对话的过程，亦即在文化的对话中，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的过程。 实际上，对华夏民族而言，我们曾经拥有过独特的文化身份，这就是先秦诸子创立的中国古学。先秦诸子学经过汉学的独尊儒术、魏晋玄学的滥觞、隋唐的佛学本土化，在宋明之际作为儒学复兴的理学与心学而形成的以儒、佛、道为内核的独特的中华文化。这个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原创、考据、义理、辞章的学术传承，日臻完善、缜密，其精神内涵的巨大能量支撑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并积淀在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习俗和心理习惯中。这种文化积淀当面对文化的“他者”时，就会以文化身份的姿态出现，形成文化的对话。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作为文化的“他者”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自东汉以来传人东土的佛教文化；另一次是元代以后由利玛窦倡导并身体力行引人中国的基督教文化。这两个文化的“他者”在中国的历史命运截然不同。佛教文化以圆融的姿态与本土之“儒学”、“道学”相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基督教虽然经过诸多传教士的传播承继，却未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保留着文化的“他者”的身份。近代中西文化的对话是华夏文化历史中第三次面对文化的“他者”。与前两次不同，这时的文化的“他者”是以非文化的路径强化着文化的暴力，文化本身的力量却隐匿在经济与政治霸权的背后而走进我们的“实用理性”的视野。这种文化“他者”作为“物质力量”的强行进入，打乱了我们原有的文化秩序。正是以“物质的力量”才使我们已经存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大厦顷刻之间坍塌。可以说，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些文化“他者”的“暴力”所留下的身份意识在民族文化与心理上的困惑。应该说，文化身份真正成为一个问题还是近代的事情了。也就是说，文化身份作为问题进入我们的自觉意识，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念与西方“帝国”[1]5的世界秩序形成冲突，在冲突中形成原有的文化自信的遗失。因为体现为“帝国”世界秩序的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引发了中国原有的“文化自我”的变异。如此境遇中的“文化自我”的变异就体现为对自身原有的“文化身份”的遗忘或丢失。 一百多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一些文化事件在记忆与遗忘的天平上总是找不到平衡点。在游离于记忆与遗忘之间凸显着我们对文化身份的渴望。自中西文化透过战争的媒介形成对话以来，作为中国文化守护者的“士”阶层就不得不在西方之船坚炮利的经验中，依“实用理性”的思维惯性，在“实用”的天平上评价传统文化的优劣，其对传统文化之优势的怀疑就不可避免了。从历史的过程来看，我们经历了鸦片战争对本土文化心理作为“实用理性”的血与火的撞击，体现为洋务运动中对西方器物文化的追崇；“甲午海战”颠覆了西方作为技术层面之器物文化的神圣，转而“何以如此”的思维定势把国人的眼光从器物层面带到了制度层面；“戊戌变法”六君子于京城菜市口的血迹使人们不得不回到“是什么在拒斥政治制度设计与改良”的疑问中，文化对民族心理定势和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凝固与拆解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依实用的眼光在历史的经验中不停地更换着我们的评判标准和价值系统，去寻找器物与制度后面的支撑力量是什么。在这个历史境遇中，中国知识分子逐渐转向了对文化本身的关注。这种关注经历了如下思想的抉择：是坚持科学、民主的启蒙，还是建立孔教以利文化守成？是推行白话作文运动，还是坚守文言的典雅文体写作？是坚持传

【年份】2010

【期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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