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由土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关键词】 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由土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摘要】汤 克 勤 [摘 要]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启迪，以“魁儒硕学，仁人志士”的外国小说家为榜样，亲自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其创作实践向国内小说家示范，又以“小说界革命”理论，导引越来越多的士加入小说家队伍。《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及其思想内容和人物形象，都表明梁启超转型为一个近代知识人。作为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士大夫，梁启超身上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痕迹，这正是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发生转型时普遍存在的特征。 [关键词]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士；近代转型 [中图分类号] 1207. 41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近代是一个不可跨越的时期。近代那场风起云涌的“小说界革命”，卷进、吸纳越来越多的士投身于小说创作，成为小说家，在士的近代转型中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作为“小说界革命”的旗手和领袖，梁启超在士的近代转型过程中起到急先锋和榜样的作用。士与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士缺乏知识分子的独立自由人格和使用知识的宽广途径。朱自清在《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一文中曾说：“过去士大夫的知识都用在政治上，用来做官。现在则除了做官以外，知识分子还有别的路可走。像工程师，除了劳心之外，还要同时动动手。士犬夫是从封建社会来的．与从工业化的都市产生的新知识分子不同。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着皇帝生存的，新知识分子则不一定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在近代，士逐渐摆脱忠君观念，走上自我发展的独立道路，其知识结构由四书五经的旧学转变为亦中亦西的新学，诸般变化是士开始转型为知识分子的表现所在。我们试以梁启超为个案，分析士转型为知识分子的过程和特征。梁启超由士大夫转型为近代知识分子，是以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为契机并作为标志的。 一、从《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过程看梁启超由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遭受清廷通缉，流亡海外，较之其师康有为，他更加怨恨清廷，曾与革命党人有过接触，其忠君观念一度动摇。此时寄居于欧风美雨沐浴的东瀛，梁启超的清朝举人的士大夫身份已经剥落，思想境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设计“新民”的救国方案，在30岁那年，即1902年，“春为《新民丛报》，冬间复创刊《新小说》”（第19页），并撰写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刊发于《新小说》杂志。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他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可见，《新小说》杂志之所以被创办．目的之一在于发表《新中国未来记》。于是，在政治家、宣传家、思想家等桂冠之外，梁启超义戴上了“小说家”的一顶帽子。作为士大夫出身的梁启超，在士大夫普遍轻视小说的状况下，大力鼓吹“小说界革命”，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又亲试牛刀，创作《新中国未来记》，这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花了较长的时间准备。梁启超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从《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探究梁启超由士逐渐转型为知识分子的状况和特点。 梁启超从小在祖、父的教导下，接受儒学的严格训练，走上传统士人应试中举的老路。17岁中举，少年得志，他“沾沾自喜”的心态却在第二年拜见康有为时被击得粉碎。其《三上自述》回忆：“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诰，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第16-17页）受康有为的强烈影响，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接受了包括西学的新学知识。受业于康氏三年后，他追随先生左右，于甲午战争后协助其师发动“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担任《中外纪闻》主笔和《时务报》总撰述，参与长沙时务学堂的事务，积极鼓吹维新变法，并且参加其师领导的“百日维新”政治活动的具体工作。此时的梁启起，是一个在“睁眼看世界”风潮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入仕、忠君爱国的士大夫。 而且，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仍属于传统士大夫的正统文学观念。这从他1897年演述的《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一文中可见一斑。其中的“学文”门说：“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第35页)他认为，诗文“溺志”．为了论道（“说理论事”），才留意于它：即使偶尔用它来娱乐性情，也要警惕“玩物丧志”。对待文学的正宗——诗文尚且如此，而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小说就更无足挂齿了。这种重道轻文的思想说明梁启超显然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但是，梁启超后来留心于小说并注重于小说，却是受到其师康有为的幼学思想及其《日本书目志》的影响所致。 在戊戌年前，梁启超撰写《变法通议》，其中《论幼学》将其师的幼学教育的内容合并，更名为七项，即识字书、文法书、歌诀书、问答书、说部书、门径书和名物书，而“说部书”根据白话小说“《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的事实，提倡道：“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着眼于教育功用而提倡著作小说，梁启超的这种看法，继承了康有为的说法，又作了发挥。此时梁启超的小说观，与古代有识之士的小说观颇为相似。占代有识之士指出，小说有“资治体”、“助名教”、“为正史之补”、劝善惩恶、教化人心等功效，而梁启超只不过在他们的基础上，添加了鲜明的时代内容而已：“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梁启超和古代有识之士一样，看到了小说对社会政治有积极的“补益”作用。这一点说明，此时梁启超可以归入到有识之士的行列。而且，和古代有识之上一样．梁启超也没能意识到小说的文学性。梁启超是一个人世的十大夫，关注政治维新是他的核心目的。他清楚小说拥有广大读者，可以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产生普遍的社会教育效果，其功效对于宣传维新变法极为有利，于是，他注目于小说，提倡要大力创作白话小说。然而就大力创作白话小说这一点，却是歧视小说的传统士大夫提不出的，这又说明：梁启超是接受了西学新知的新型士大夫。 在《变法通议·沦幼学》巾，梁启超说：“学子”轻视白话小说，“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小有才之人”（指俚儒）“游戏恣肆以出之”，于是“诲盗诲淫”之作充塞天下，“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他的意思是，古代白话小说已不适于改良维新的宣传，而今应有“学子”即士投身到小说创作，“广著群书”，才能“振厉末俗”，“补益”社会政治。梁启超似乎有意违背历史事实，说“古之士夫”从来没有轻视过小说，其用心实际上在于：今日士大夫应以“古之士夫”和“宋贤”为榜样，不轻视小说，又不避俚俗，能亲自创作白话小说。将创作白话小说和更新小说内容的任务，寄予在士大夫身上，这是梁启超作为士大夫的一种优越感的表现。期望士大夫成为小说家，此心理是梁启超日后亲自创作白话小说的一个诱因。 1898年9月，粱启超东渡日本避难，创办《清议报》，第一册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用1／3强的篇幅引述了康有为写于<日本书目志》卷14“小说门”中的识语，强调小说作为政治启蒙、开通民智的工具，小说可以包容一切知识的观点。梁启超在此文中又一次清算了旧小说，一棒子将它们打死：“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梁启超顺应时代开通民智的需要，承认小说对广大民众有极大的影响力，认为新时期需要新小说，若要政治维新和“新民”，改造旧小说应是题中之义。但是他认定旧小说“海盗诲淫”，显然沿袭了正统士大夫蔑视白话小说的传统。因此，梁启超对于白话小说，既有正统之士的歧视态度，又有有识之士的赞赏态度，这说明：梁启超作为转型时期的士大夫，传统思想对他仍起到重要影响，不管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他都兼而有之。于是．在梁启超的身上明显存在新旧杂糅的痕迹。他的小说观，既受其师影响，又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既有士大夫历来轻视小说，以为“诲盗诲淫”的旧传统，又有“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能“导愚氓”，使“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的新见识。梁启超具有的新旧杂糅的特点，也是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发生近代转型时普遍具有的特征。梁启超最终抛弃了正统士大夫的偏见，提倡为下层民众写作白话小说，为“今日中国时局”翻译和写作小说；并受到日本政治小说的触发而孕育了“小说界革命”理论的胚芽。这种小说观念，是中国小说创作观念的一大进展。由此可见梁启超逐渐转型为新型的知识人。 梁启超在流亡逡巾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这一体验，使他切身体会到政治小说乃“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第42页），可以引起“希贤爱国之念”，提高国人的政治思想觉悟，于是大声呼吁“译印政治小说”；这一体验，又使他萌发了亲自创作政治小说的愿望，以确实地“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此念一萌，便“夙夜志此不衰”，至动笔写作《新

【年份】2010

【期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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