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汉文学中的东南亚新世界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关键词】 越南汉文学中的东南亚新世界

【摘要】陈益源 台湾对于越南汉学一向保持高度的关注，早在1950年代，即有《中越文化论集》的出版与《中越诗史》的编撰；1960年代，邬增厚、陈以令则分别撰述过《越南的汉学研究》；1970-1980年代，又有《汉字对越南文学之影响》、《越南喃传与中国小说关系》等专著问世。尤其自1 987年《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七册十七部、1992年《越南汉文小说丛刊》第二辑五册十五部整理出版，在台湾带动了越南汉文小说研究的风气，有关的研讨会有“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域外汉文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进入21世纪，近七八年来越南汉学研究在台湾仍方兴未艾。 最近，笔者特别关注19世纪越南使节以汉文写作的诗文作品，这是台湾的越南汉文学研究过去所未曾开拓的新领域。 越南王朝频繁派遣使节出使东南亚或者途经南洋，始于阮世祖嘉隆皇帝(1808-1819)，而盛于阮圣袒明命皇帝（1820-1840），彼时英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列强挟带西方科技文明，已开始海峡殖民数十年，整个东南亚已成一个新世界；到了阮宗翼嗣德皇帝(1848-1883)，越南使节走得更远，频频出使欧洲，不过法国则早已攻城略地，把西方文明带进了他们所占领的越南国土上。1830年代初期奉明命皇帝之命派往南洋或行经南洋的使节，才一离开越南，就在邻近的南洋岛国乍见原本远在万里之外的西方文化，经常流露出许多惊奇，却又不无鄙夷的眼神，其中见最多、识最广、矛盾挣扎也最厉害的第一人，首推“周游列国”的李文馥。 李文馥出使外国的次数，多达11趟，其中六次到中国，五次到过东南亚。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记录，端赖其明命十一年(1830)的《西行诗纪》与《西行见闻纪略》。《西行诗纪》一书，从《忽闻恩旨感作并语》到《喜豚子郁与家人来》，有诗48首，详细记载他此次出使，走过新加坡、马六甲、槟城、孟加拉国等好几个地方，范围涵盖了东南亚与南亚地区。 除了《西行诗纪》之外，李文馥小西洋之行还写了一部散文游记《西行见闻纪略》。他在“名号”编内说明他所记录的对象是“英咭唎国”（亦号“红毛国”），范围包括新咖波镇（即今新加坡）、马啦呷镇（即今马六甲）、槟榔屿镇（即今槟城）、明歌镇（即今加尔各答）。他笔下所称“国人”，主要是指当初殖民东南亚与南亚的英国人而言。以当年英咭唎人的饮食文化为例，他曾在“气习”、“官事”、“地产”各编内简略提及英国人制造阿芙蓉（鸦片）、药品，礼拜日（游冥日）不上班闭门酣饮为乐的情况，以及当地食用、果树、物畜之产的品类，不过最有系统的描写还是集中在“饮食”编中。大体看来，李文馥1830年西行显然对于殖民的“英咭唎国”较为好奇，例如吃西餐的方法，喝洋酒的程序，乃至洋人夫妻与宾客同桌“其妻每代为把斟劝饮以致殷勤”的细节。 就在李文馥小西洋之行的同一年，邓文启也到过东南亚新世界。其《洋行诗集》收诗30首，记录他“八月奉旨着从往吕宋地方公务”，后乘“威凤”号取路地盘山，直进新嘉波，经盆素港，过干山群岛，终抵江流波（雅加达）。 其《新嘉波记见》诗注述及居住在新加坡的大西洋红毛人（英国人）“红头黄睛，鼻长短发，甚为怪异”，唐人则披发，皮肤最黑的是土著，诸国船只在白石港聚商，货物齐全，“该处崇尚椰苏左道”，游盟曰一到就闭门游冥不作买卖，还提到他在沱灢时听到“椰苏”教堂被撤、传教士被发配充军的新闻。其《江流波即事》诗则记录了居住在雅加达的荷兰人生活风俗。 邓文启客死他乡，骨灰被送回越南之后，他的同僚何宗权、潘清简曾在明命十二年(1831)九月初十日，为亡友撰写祭文，设奠遥祭。明命十三年(1832)正月，何、潘二人共乘“威凤”号官船赴江流波。此行，他们二人分别写下了《洋梦集》和《巴陵草》这两部诗集。 何宗权《洋梦集》有诗一百七十余首，其《瑞龙回》诗注云“威凤”、“奋鹏”等大船派遣南洋的主要目的仍是商业贸易，而且是要把“瑞龙”号船甫从中国购得的货物很快转售南洋，进行国际贸易，从中取利。当抵新加坡时，何宗权看到占据阁婆之地的红毛人“砖楼三层，车驾官兵仅数百人”，而“闺婆为其役使，清客亦为所用”，认为都是因为“毛人巧黠，善以利诱势胁”的缘故。停留雅加达期间，何宗权对于“和人”（荷兰人）径呼之为“蕃”（或“番”），有《蕃妇》、《番戏》、《番景》诸作；对于贵妇人“其夫掖之共车出游”，或男主人对造访的贵妇人“扶掖上车”，或“相见无甚应酬，以右手合把为礼”等“蕃俗”，显得不以为然；对于吧陵清客（华人）之多印象深刻，但在参观荒颓的“昭成书院”时，又很感慨地数落清人“乐而忘归，甘为和人臣仆而不知之悔也”。 潘清简《巴陵草》收有诗七八十首。诗集之中有一组《新嘉波竹枝词》，是当时东南亚新世界的真实写照。此外，《巴陵草》附纪二篇（《地盘东西竺》、《下寮湓素》），传一篇（《阿车摧安尊传》），文虽短，亦有认识南洋地理、矿产和当年海上导航员的价值。 越南1830年代初期奉派出使东南亚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各国的使节，李文馥、邓文启、何宗权、潘清简诸名臣，都是“坐事削职”、“以谴落职”、“以事获谴”而被发配海外效力的戴罪之身，他们在性命攸关之际，被迫投向海洋，接受心理生理同受煎熬的考验，撑不下去的可能命丧异域（如邓文启），挺得过来的倒也从此眼界大开，因为他们不管是在为国家操演水师，或者在替皇帝打开国际贸易通道的同时，都亲眼见证到强势的西方文化已入侵东方，整个东南亚“别成西洋一世界”，而这个东南亚新世界的形成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尽管混杂着鄙夷与惊奇，却也不是他们个人所能抗拒得了的。 我们以1830年代初期越南汉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所看到的东南亚新世界大致是如此，倘若我们再把考察的对象放大到1 860年代法国占领越南南圻土地之后的话，可以发现嗣德十六年(1863)潘清简、范富庶、魏懔出使富浪沙（法国）、衣坡儒（西班牙）所写《西浮日记》所记录的30年后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变得“路桥平坦，车驰电报，一如西方”，英人之外，“招致清国、富浪沙、荷兰、五印度、枢瑶、啵啤、亚美里驾方诸国人居商，惟清人较多，暹罗、缅甸亦有来商，但在船买卖”，而本土阉人则依然“架栈屋，群居水边薮泽间，以树果捕鱼为业，或就路旁起店卖物食者”，其情其景已又成一更新的世界，而这也都是台湾的越南汉文学研究未来要继续开拓下去的领域之一。 （作者单位：台南市成功大学中文系，原题《越南汉文学中的东南亚新世界——以1830年代初期为考察对象》，李琳摘）

【年份】2010

【期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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