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龙游商帮与儒学文化（二）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商务时报

【关键词】 明清龙游商帮与儒学文化（二）

【摘要】陈学文 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引力下，明清江南经济社会文化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遂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担负着全国财政的主要来源。宁绍商、衢商（龙游商为主体），温商这三支商业劲旅就是在历史上形成并成为浙商中坚。这里更应注意到儒学对历史上浙商的潜移默化教化作用。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已摆脱了贱商的偏见，从社会现实中认识到商业的作用和意义，如明代浙人朱国桢说：“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 亦贾亦儒的范例：童佩 龙游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滋润下成长、发展起来，其中一部分人亦贾亦儒，或者可以说内儒外贾，商表儒质，这点亦很象徽商的孺商结合。晚明以来士商渗透已成为社会潮流，抑商贱商思潮已有消退，良商善贾也开始迸入主流社会。儒化倒不是商人纯属附庸风雅，而是商人自身的选择，特别是多从事于文化事业的龙游商人，人文气息相对会浓厚些。许多商人具有较高的文化，与儒生士子多有交游，甚至还与高官名士结为好友，如李汝衡在湖北一带经商，拥有百余辆（艘）舟车贩销丝绸，好善乐施、品德高尚，颇具儒者风，于是就得到明隆万间任南京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的李维祯赞赏，为他立传，写了《赠李汝衡序》（收于《大泌山房集》中）。称他是“侠而隐于贾者也”。 龙游商人中儒化的典型实例可举一二。 童佩（1524-1578）则是完全儒化的书商，或者可说是典型的贾儒相兼的儒商。字子鸣，以字行。因藏书多，集收藏、鉴赏、考证，校雠印刻、贩销于一身的明代儒商。他多才多艺，结交甚广，高官名士皆其友好“世为书贾，佩独以诗文游公卿间，尝受业于归有光，其殁也，王世贞为作传，王禾犀登为作墓志，盖亦宋陈之流也。诗格清越，不失古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1526-1590），“才最高，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熟悉朝章，复能博览群书，多识于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颇为详洽”。“天挺灵秀，博极群书，古今宇宙之间无所不知，气雄伟，骨力苍劲”。被誉为“主盟文坛”20余年的盟主，才高傲物，却很器重童佩，交往甚笃，闻佩逝世，哀痛叹道：“龙邱墓堪旁，千古是知音。”倾诉了“肠断不堪寻”的悲情。并写下情文并茂的《童子鸣传》。胡应麟（1551-1602）博览群书，版本骨董无不一一精通，他在《哭童山人子鸣二首》：“向来携手地，凄绝子期弦。”抒发了他与童佩如同子期伯牙至死不渝的友谊。王禾犀登（1535-1612）亦为一代名士，他很赞佩童佩勤奋好学，业有专精，在《童子鸣集序》“子鸣托志孤特，不喜声华，沉精篇籍，为之寝食兼废。”还为他写了墓志铭。赞曰：“前苌后佩，千载两贤，苌犹托迹功曹一试綦组，而童君毕志云萝，声光俱灭，可渭白爵然不缁，高苌一等也。” 童佩已完全儒化，刻书贩书只是儒商的职业伸延，事实上刻校印贩已是儒的本份事业。他处世为人已完全儒化，他不喜官场应酬，时太保朱忠禧和忠靖王多次邀他在京师一叙，“评骘古书画”，他至京一晤即“遁去不顾”，相反时布衣之交则“笃于交谊，有所期，虽千里不爽”。完全是傲权贵尚气节的儒生气质，“醉操白雪厌时名”，而“心驰云水间”，“总为清流笑”。喜游山玩水，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游记。王禾犀登称其诗集，“含思峭绝，寄信幽远。最能反映童佩一生写照和时人对他的评价莫过于王世贞的《童子鸣传》，附录于次。 龙游商人之儒化者很多，童佩仅是一个范例，当然也会有商贾由儒化转向仕途。如童进“家世清贫，性敏工文，亦工诗，弱冠即有声誉。父贾姑苏嘉定大场镇，公往省亲，因与吴中名士游，老师宿儒多赏鉴之，归应童子试，遂补博士弟子员。”总之在龙游商人中亦贾亦儒，士商互进现象十分普遍，这正是与龙游地处孔府南宗衢州有很大关联，素有重儒兴教的传统，而只是迫于环境，经商是一大出路，若西安“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驰鹜奔走，竞习为商，商日益众。”此当为环境所迫，徽州多商，龙游多贾乃势所必然。万历《歙志》：“吾邑之不能不贾者，时也、势也、亦情也。……所产谷果不能供1%，安得不出而糊口于其四方也，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生，奈何不疆返也。所言极是。”处于明清商品经济发达时期，此为时也；迫于生计，惟有出走为贾谋生，此为势也、情也，龙游多商如同徽州正合三者也。 龙游商帮的活动推进了儒学的发展 在儒学滋润下成长起来的龙游商帮，在明清时期活跃于国内外商坛上，成为“无远弗届”的“天涯贾客”，它率先走向中国西部大开发，在滇缅边界从事屯垦业，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深受儒学的陶冶，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又多与文教事业有密切关系，推进了儒学发展。 龙游商人就地取材，以竹类造纸，纸张是印书的材料，是传播儒学文化的载体。龙游商帮又多从事刻书印书贩书，这就是传播儒学文化的直接活动。他们精于校摊刻印好书，力求精良，如龙游余氏在江苏太仓娄县开书肆，延揽一批学者参与校勘考证，所印之书深得士子学人的欢迎。衢州龙游为明清刻印书重要基地之一，明代除杭州外，全省有11家著名刻书坊，嘉兴宁波台州仅各占一家，而衢州就有7家，加上龙游童佩一家，合占8家。胡应麟说：“越中刻本亦希，而其中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谱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瞷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求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 贩书当然是传播儒文化的商业事业，龙游所刻之书经书商之手贩销于大江南北闽粤大地。如童富“早历艰辛，熟谙世故，以肖于人之产未复晓夜经营，为书贾往来闺粤吴中贸迁，有无所获之息，可给数口，故产虽微而家不乏，及有子克家更傲舍上海，大肆铺张多财善遂致殷富，为人坦夷朴茂，乐善好施，损人便已之事虽小不为，济困扶危之举虽费不屑，湖海之士多啧啧称之。晚年归休田园，日与族之年齿相若者接杯谈笑以为乐，寿八十五而终”。这位商人童富不仅以传播儒文化为终生职业，并且以自己的“好善乐施”的义举之实际行动展现儒学核心“仁”的深刻涵义，此亦足以说明龙游商人在传播儒学文化中的贡献。 龙游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成功，他们把财富返回家乡，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如开矿办工场等），推进了经济社会前进的步履，在经济史上是一件大事。扩拓了商业资本的发展道路，在整合和配置社会资源上起了巨大作用。如对中国西部的开发（云南屯垦业）就是将商业资本转向扩大再生产，这正是龙游商帮远胜同时代其他商帮的高明之处，超前远走了一步。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学文化的教化作用。还需注意到龙游商人将财富返回家乡，除了修桥造路等慈善事业外，已着意于发展地方文教事业，兴教办学，造就了一批儒生士子，以宏扬儒学。许多富商子弟有了经济的支撑，专心安心于求学，如上述童进的“补博士子弟员”就是一例。 沈圭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势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土，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这段话说的合情合理并十分精辟。至明清商人子弟成为儒生已成社会潮流，龙游商人子弟中培养了一批儒子学人也是情理中的实情可见商人经商成功不仅本人可以做到亦贾亦儒，也可培养子弟成为儒生，成为儒学的传承者。 ■结语>> 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引力下，明清江南经济社会文化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遂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担负着全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早在唐，韩愈就说：“赋役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五。”宋苏轼就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入明，“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顾炎武说“东南财赋半天下，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半东南。”浙江更是江南中最繁荣地域。孔氏随驾南迁至衢州，建立了孔氏（府）南宗，遂成为东南儒学重镇。经济与文化的交融，更能推进浙江经济社会人文的发展。浙省素有重商传统，这固得益濒海水陆交通两便与丰富的物产有关。宁绍商、衢商（龙游商为主体），温商这三支商业劲旅就是在历史上形成并成为浙商中坚。 这里更应注意到儒学对历史上浙商的潜移默化教化作用。自南宋以来，浙东学派从儒学发展中超脱了纯理性的困境，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实际，反对空谈性命，主张贴近社会的经世致用。叶适就说：“必弥纶以通世变”。主张儒学应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他又说：“物之推移，世之迁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这充满唯物而辩证思想的发展观，与社会现实接触定会成为无穷力量。他使儒学世俗化，在对待工商观念上，排除贱商陋习，反对抽象“贵义贱利”、“重本抑末”，认为只有发展商业才能促进社会发展。 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已摆脱了贱商的偏见，从社会现实中认识到商业的作用和意义，如明代浙人朱国桢

【年份】2010

【期号】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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