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敌人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国学

【关键词】 政治野心 敌人 讲学 谦恭 孔子 鲁哀公 教书育人 公元前

【摘要】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返鲁。 这一年，孔子六十八岁，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漂泊，抛却了政治迷思，开始安心于教书育人。这是一个平和的孔子，没有了政治野心，白天杏坛讲学，夜晚编撰史籍。这也是一个温暖的孔子，谦恭有礼，循循善诱。 正是这个孔子，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传统，不但将官学从当政者手中解放出来，以私学传道于普通人，更是拉开了学术与政治的距离，让命运的禁锢转身演化为思想的自由。“在孔子之后，政治和思想分家了，学者的聪明才智不再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秉性去发挥独特的见解。”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绚烂、最为夺目的“百家争鸣”时代，以此起航。大量的“士人”挣脱过往由封建关系确立的身份，转而成为游走四方的“无根阶层”，他们以弘道为己任，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不断开拓自我的活动空间。 这是一个告别孔子的历程，各路思想家以批判孔子的形式，重新完成了自我的定位。在孔子开拓的空间中，最终滋养和蕃息了儒家最早，也最有针对性的反对者。这也是一个中国知识阶层的诞生史，儒、墨、道、名、法、农等等流派纷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灿若星河。 然而，这一局面最终被秦的大一统所打破。公元前213年，李斯被秦始皇任命为丞相，至此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苟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以“焚书”事件为标志，以思想钳制为实质，自春秋战国以来诞生的思想活跃、精神独立的士人阶层终致消亡。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当政治重新扼住思想的咽喉，知识人只能再度成为体制的附庸。汉代董仲舒将活泼的先秦儒学转变为政治服务的宫廷学说，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自此之后，“尊孔”离不开对政治的谄媚和膜拜，稍与政治疏离，即被视为异端。 晋之嵇康、明之李贽，都是以反孔的面貌出现，却在实质上一次次地向真实的孔子致敬。在那个浊浪滔天的时代，嵇康或许是最能领悟孔子的人。但历史就是这么诡异，最恪守礼教的人，却以“破坏礼教”的罪名，被送上了断头台。1602年5月7日，晚明的监狱里，李贽在自刎两天后，气绝身亡。一个被视为孔子敌人的“异端”，以最“孔子”的方式结束了其闻道求道的一生。这其中饱含了中国有独立品格知识人的斑斑血泪。 “五四”以来，新文化诸将高举反孔旗帜，试图将禁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旧传统全部击碎。在这疾风暴雨的文化狂飙之下，目标指向的并非细致的思想清算，而是国家落后源于政治落后，政治落后源于文化落后的矛盾纠结。旧有的传统文化要为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负责，孔子再一次承担起替罪羊的角色。 变乱纷扰之间，看似种种新思想处处开花，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假象，与旧政治纠结了两千年的知识人，转身又陷入新政治纷争的泥淖。尊孔与反孔的缠斗不仅未熄，反而时不时以各种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一部漫长的“反孔”历史，既是中国知识人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知识人的衰亡史。何时知识人能廓清自我的历史，真正认清自己的定位，“反孔”或“尊孔”才不会成为政治表演的玩偶剧，而成为思想碰撞的盛宴。

【年份】2010

【期号】第4期

【页码】7-8

【全文挂接】 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