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他的中国文化自信论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关键词】 张之洞与他的中国文化自信论

【摘要】张艳国 张之洞作为忠实的儒门弟子，无法逃离封建纲常名教的窠臼；他作为清末重臣，经营地方数十‘年，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感受最为直接，对西方文化的体验最为深刻，这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认同。 本文通过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内涵及其成因的探讨，进一步揭示近代中国传统士大夫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的艰难抉择，审视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张之洞的中国文化自信论是建立在他独特的儒学修养和长期的地方宦海经历之上的。张之洞作为忠实的儒门弟子，无法逃离封建纲常名教的窠臼；他作为清末重臣，经营地方数十年，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感受最为直接，对西方文化的体验最为深刻，这使他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认同。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充分反映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政治态度。首先，张之洞对儒家文化推崇备至。在他看来，孔门之学是尽善尽美的，中国几千年来的发展，就是因为历朝统治者崇尚儒术的结果。在中国只有宣扬并遵行儒术，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张之洞把《论语》、《孟子》作为群经之首，作为衡量其他文化典籍的重要尺度。在思想内容上，张之洞恪守“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精神。显然，张之洞所推崇的中国文化有严格的范围限制，是有所取舍的。 张之洞对其他非儒家的文化典籍和思想进行了批判，在他看来，其他各家的精要思想都被儒家思想所包含，其中的糟粕已经被圣人所剔除。对张之洞而言，儒家与其他各家之间的主从关系是相当明确的。 在儒家各流派之间，张之洞也是有自己的偏爱的。张之洞推崇古文经，厌恶今文经。他批评清代学风，抱定居于正统地位的古文经派，并不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考虑，可能更多地是考虑到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打着公羊学说的旗号，进行维新变法。在政治上，他们是惺惺相惜的。 其次，张之洞认为，在中西古今文化激烈）中突的情况下，传统文化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要用新的文化进行补充，使之获得文化张力。 张之洞要学习的是那些对儒家文化没有威胁的西政和西艺。从张之洞对西学的选择上看，他有自己的特点。从学习西学的广度与深度讲，他远比洋务派的西学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他的西学远远超过了“西艺”的范畴，已经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上，他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中西文化的作用上，他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在坚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前提下，张之洞为西学打开了方便之门，让西学堂堂正正地走进中国文化。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张之洞反复强调对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必须予以继承和发扬，但是，他毕竟无法认识到，这种“体用”之分对于作为社会实践产物的文化来说，仍是徒劳的。 再次，张之洞认为，中西文化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西方文化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有益补充，中国文化在某些方面仍优于西方文化。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失去了信心。针对这种情况，张之洞向人们宣谕，西方文化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和厉害，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是像新派人物所谓的那样一无是处。张之洞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并没有停留于中西文化表面的优劣比较，他对文化的认识还是有相当深刻的学理基础的。张之洞认为，中西在人伦关系上有共通之处，尽管在礼制方面，西方略有不足，但中西方文化对“礼”的核心意义的认识还是相同的。尤其是在技艺这方面，要学并且要中西会通。 基于他的文化比较观，张之洞对中国文化是相当自信的，他认为，中国文化在有些方面是优于西方文化的，尤其是表现在义理方面。中国不如西方的，仅仅是在技艺方面，至于“理”，张之洞认为，我们中国文化早巳阐述得详细透彻了，无须再向西方学习。 第四，张之洞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无须在中国文化本质上找原因，因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好的，只是我们没有用好；如果用好了，中国文化自然就会呈现往日的光芒。 张之洞认为，中国由于长时间地统一昌盛，使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松懈情绪，从而忽略了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发展。他特别对道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道家要为目前中国文化的衰势负主要责任。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当时的一些人忘记了忠爱廉耻。对此，张之洞提出了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方案，认为在同西方文化的交锋碰撞过程中，我们要秉持“忠义”精神，团结全国人民，抵御外侮，保卫国土。同样要凭借这样的精神发奋图强，建设我们的祖国，使之富强。张之洞对中国文化的现世价值和发展前途充满自信，但这种自信又有张之洞的特色和特定的文化内涵。张之洞所推崇的中国文化，仅仅是以“三纲五常”和“仁爱”、“忠义”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只要这个价值观不受到任何冲击，西学是可以大量地拿来运用的，这样一来，张之洞有前提条件地为西学的涌入打开了文化方便之门。 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西方文化随着列强的炮舰进入中国，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对清政府的作为表现出不满情绪，并且都在寻找救亡的途径，国内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这时的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表明了他对时局的忧虑，并提出九条方法，“亟练陆军”、“亟治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豫备巡幸之所”。在这时，张之洞所列药方，基本上和维新派没有多大的差别。 然而，清朝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们仍然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这种守旧的文化态度，受到张之洞的严厉批判。在张之洞看来。“自塞者”和“自欺者”这两种人对中西文化的态度都是不足取的；人们对西方文化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一味地排斥。 但是，洋务派与维新派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张之洞又不是完全赞同的。在变法初期，张之洞积极支持变法活动，但随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些威胁到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儒家纲常名教的维新变法理论的发表，张之洞认为维新派的改革主张触及到统治者的政治底线，于是就同他们分道扬镳了。 张之洞出生于儒学世家，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他有官宦世家背景，其父张瑛特别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培养，聘请了远近闻名的大儒作为他们兄弟的老师。在父亲和老师的教育下，张之洞自幼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基础，也由此培养了对中国文化深厚的情感。 张之洞在政治上是儒学的受益者。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代表不同，张之洞通过科举正途出身，他1849年12岁中生员，1 852年15岁在直隶中举人，1863年26岁中贡生，被慈禧太后钦点探花，赐进士，授予翰林院编修，从此开始步入官场。他曾外放任湖北、四川学政，积极在各地兴建书院，发展当地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光绪二年(1877)回京，历任国子监司业、翰林院侍讲等职，并成为清流派的重要人物。1881年底，张之洞被任命为山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此后除两度短暂署理两江总督外，长期主政湖北。在官场，张之洞能够在政治上一展抱负，正是得益于他的儒学修养，科举正途出身正是他在政治上步步高升的有力凭借。因此，与其他途径入仕的大臣相比，张之洞在政治上就更加注重提倡儒学、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他的文化自觉也始终以儒家文化为根基、为内核。 可以说，张之洞被外放巡抚，是他思想发生转化的一个重要关节点。1883年，他在山西设立洋务局，聘请通晓西艺的人才，购买有关洋务的书籍和机器。在两广总督和两湖总督任上，他对西学的接触非同寻常。“求强”、“求富”成为他追求的重要目标。在任湖广总督期间，张之洞大力发展实业。他在湖北兴建了汉阳铁厂、汉阳枪炮厂，湖北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官局，筹办卢汉铁路等，人们因此把他称作“洋务殿军”。 但是，张之洞作为一位晚清重臣，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和清朝统治，这是他的政治底线和道德底线，在张之洞眼中对于任何变法维新者来讲，都不能够触动这条底线；否则，张之洞都要同他彻底决裂。对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反思 第一，要把张之洞中国文化自信论的思想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结合政治、文化及其他综合因素进行考察。 张之洞之所以在当时宣扬中国文化，正是因为中国文化在当时受到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作为一位虔诚的儒家弟子，他在西方文化蜂拥而至的中西文化交汇时代，“卫道”是他本能的、必然的反应。张之洞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人物，他的文化观必然地体现出这个过渡时代的特点。

【年份】2010

【期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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