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关公信与孔子信不同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东方养生·上半月

【关键词】 王学泰 关公信与孔子信不同

【摘要】文／秦留图／吴育琛 说起关公，王学泰有个人的经验。1950年，他8岁，他们一家人曾在关帝庙住过一段时间。关公绿袍红面美髯手捧《春秋》，周仓持刀，关平侧立，皆是具象。更难忘是当时生活，前殿供观音大士，后殿供关公，厢房住八户人家，十几种树，二十多种花，一到春天就可美。 满洲人喜欢拜三个神，一是关公，二是观音大士，三是白马，家家皆供。所以北京城里以前有二百多座关帝庙。拜关公是日常的一部分，节气年下，常日常时，许愿起誓，很方便。 王学泰记得，儿时平日到胡同口帮大人买东西，比如要一条烟，让店家记账，不必担心记上两条，店家也不担心他们“三节”时赖账。所谓“三节”就是端午、中秋、过年。一般日常买卖，大家都是在“三节”集中结账。先前北京人家日常吃饭，也是菜农平日里将菜送到家里，逢“三节”算账，大多没有什么争执。大家皆是熟人。 关公是小说教的神 清代关庙中有这样一副对联，颇能概括关羽的影响力：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关公，本是一失败将军，在其逝后千年中，担负起越来越多的守护者角色：是“武圣”、“关夫子”、朝廷的“关圣帝君”，是道教的“伏魔大帝”、佛教的“盖天古佛”。在时间变轨中，他甚至成为财神。五花八门的行业都祭拜他。 王学泰说，唐代以前对三国的讨论，更多还是关注刘备和诸葛亮，这两人可能代表了君圣臣贤的理想。杜甫的诗，李商隐的诗，关注都是“三顾茅庐”，这是文人的关注角度。 宋代开始，大众文化兴起，关羽在江湖艺人口中越来越重要，艺人关注三国的重点转移了，他们赞扬的是刘关张结义。“历史上的刘关张只是较为亲密的君臣，江湖艺人用游民的眼光把他们的关系改造了。”关公在民间的地位随着通俗小说、说书、戏文渐渐传播开来。 在朝廷那里，从武则天起开始设立“武圣人”，并尊姜尚为“武圣”。因学孔庙的规制，也需请很多人一起配享。孔庙中多是孔子学生，而武庙则选历代将领。关羽张飞周瑜皆人选，至宋初，赵匡胤却觉得关张周皆是失败将军，不配入武庙遂逐出。 转折在宋徽宗开始，一段传说是山西运城盐池是宫中食盐的重要来源。有一年忽然无法成盐，有说是蚩尤作怪，需要关公显圣，祭祀后结果盐池开始重新产盐。 于是宋徽宗封关公为“义勇武安王”。自此后，南宋元朝皆封王，明神宗尊帝，清乾隆称关夫子。皇家对关公的肯定进一步提升关公在民间的影响力。无论民间还是朝廷，各教各业，都在关公身上寻找保护。关公也代替姜尚成为“武圣”。 王学泰认为关公更多是小说教的神。“小说教”是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提出的：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 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儒、释、道而更广也。” 这是我们现在都能感受到的，人们对于历史的知识与认识很多来自于通俗小说，戏文等。义和团运动甚至完全是模仿戏文中的装束打扮与行事方式。关公的形象与生平行事也都是通过通俗小说传递给每代人。 关公信与孔子信不同 古代宗法社会，人们靠血缘关系结合到一起。老百姓一般安土重迁。但随着社会发展，流动性越来越大，游民越来越多。 宗族可保护人也控制人，所以宗法社会中人的人格一般不独立。 当脱离宗法秩序后，人们还是要结合起来，还是要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的感觉。人们通过结拜来模拟血缘，通过找同乡来模拟地域认同等，以各种名义要联合起来。关公便成为这样一个联合游民的神，比如商人、华侨等。可能出于以下原因：一是关公是亡命者，从家乡出来在外闯荡；二是关公一生都在走南闯北，打天下；三是关公死后还身首异处。关公充满流动的一生能引起游动者内心的震动与共鸣。 游动在外需要安全，而关公勇武有力；在外交际需要信用，而关公有义气，满足了游动者很大的心理需求。 但这种大家要联合起来的精神并未让中国人很注重公共事务，而是只关心自己团体的利益。这是游民与游侠的区别。游侠是最后的贵族遗风，他们行侠是为他者为公义，跟贵族长期管理公共事业形成的传统有关，但中国很早就没有贵族了。宋代大众文化兴起后，游民对于“义”与“信”的理解约略说是工具理性的，含功利性，重结果而不看手段，分敌我而不论是非。 但一个好的社会不能只有工具理性，先秦文化中有很多关注“信”的故事，比如《庄子》中所说的尾生为践行诺言抱柱而死的故事。孔子也讲“信”，“信”一直被作为儒家的五常之一来强调，孔子说五常是“天之恒道”，“恒道”就是价值理性。 弟子问孔子治国之道，孔子用“兵粮信”来回答。弟子说要是迫不得已去掉一个可去掉哪个，孔子说可去掉“兵”，即武力；弟子接着问，说迫不得已再去掉一个呢，孔子说可去掉“粮”；要再去掉一个呢，孔子说不能去了，“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原文语境中，这句意思是说如果民对于政府失去信任，那政府就无法“立”了。后世也把这句单独拿出来，“信”是人立于世的一个基本。这里的“信”是存在之道，不因利益而变化。 “关公信与孔子信的不同可以简单概括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不同。”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有价值理性，需要人们超越自身利益地去思考问题，有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与追求。 当下呢，那么在欺骗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一部分，在欺骗遍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当下呢？学泰先生苦笑道：“现在？现在是连工具理性也没有了。” 我们这一代人最虚伪 王学泰的生命经历，是从必须说谎的年代到信任危机的年代，谎言与欺骗在更大范围内爆发。 关公崇拜遍布中华，显示了中国人所一贯缺失的东西：安全感、信用、担当。健康的社会，安全感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信用靠法律与行业自治来维系，信仰带给人的是心灵的安宁与超越性的体验，而不是那般现世与功利的东西。 他认为，价值观重建，最重要还是培养独立个人，让每个人成为起点。宗法社会中的人自信心差，人格不成熟，倾向依赖，喜欢抱团，缺少自我认同，总是希望在团体寻找到依托。 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度跟宗法有某种类似之处，单位对人既保护又控制。长期单位生活，致使人们个性萎缩。在这样环境中经历过的人还会用这经历去教育孩子。近日“父母皆祸害”的争议，是价值观念重建中必要经历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最虚伪，就是比谁能装孙子。”他不客气地说道。 王学泰是60届的，成长的年代，人必须要撒谎才能生存下来。他为自己不肯撒谎付出过代价，也为当年的年轻朋友们在成长中的扭曲感到惋惜。 他很要好的一个朋友，那时在外地上学，暑假回来一起海阔天空地谈理想，到了暑假结束要返校时，同学叹气说：“学泰，我又要粉墨登场了。”那时他们还只16岁。 QA Q：说起关公，想到什么？ A：想到他是被崇拜的神。我还有个人经历，在1950年我八岁时候，我们家在关帝庙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关公对我来说不仅抽象还很具象。那时我们老趴在后殿看关公，关公绿袍红面，捋着长髯在读书，周仓拿着大刀，关平侍立一旁。那时关公拿着线装书，后来我长大有些知识后，知道三国时关公不可能看线装书。所以每个时代都在塑造关公，每个阶层心目中的关公也不一样。 Q：大众拜关公是拜什么？ A：第一是求得保护，保护神，提供安全感；第二个是求得连结，凝结神，作为一个共同的崇拜对象，把不同的人凝结起来。 Q：如何看待社会失信现象？ A：这就是连工具理性的“信”都没有了，没有基本价值观，社会分裂，交易成本增加。每一次欺骗都是加之于社会的一次损害。 Q：如果关

【年份】2010

【期号】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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