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院校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关键词】 师范院校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

【摘要】丛小平 现代教育的兴起普及与其社会化、专业化是工业时代的关键，因为学校将前现代的人转变成能够适应工业社会的人。不仅如此，现代教育对政治和社会的转变也至关重要，因为通过建立现代学校，国家可以将其影响力伸展到地方社会。 1 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师范教育 与西方大多数社会不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仍然拥有全国范围的官学体系，同时还有大量的半官方和私立书院、众多的社学、义学、族塾、家塾。这种庞大的教育体系训练着一代代的莘莘学子在科场寻求功名。从教人员不少，但并没有专业机构培训教师。在1905年科举废除之前，教师一直是官僚体系的附属物，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 1904年，中国的第一个新式学制建立，其中师范教育系统单独设立，1913年整改教育体系时，仍保留了师范院校的独立性，而且赋予师范院校辅导全国地方教育的责任。1922年教育改革，学制中仍然保留了师范学校部分，以提供基本师资的需求。到了30年代，国民政府建立了独立师范体系，以数目众多的位于县城的乡村师范和简易师范为基础，用以培养初小教师，同时又有一定数量的位于省会和大县城的正规省立师范。于是，一个以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简易师范与正规师范相结合、初中程度的县立简易师范与高中程度的省立师范相结合的独立师范体系渐次形成。从20世纪初师范学制建立起，师范生就免付学费并享受政府津贴，毕业之后学生也必须接受政府委派从事一定年限的教学。师范学校的课程与普通中等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不同，不以升学为目的，而是专为适应小学与中学教育而设计的。在道德要求上，社会期待师范生有社会责任感，要能为人师表，而国家则期待教师不仅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而且能代表国家权力参与地方事务。正是社会对师范和师范生寄托了厚望，国家政权赋予了师范学校特殊的责任，因此师范生们在不同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得20世纪中国历史由于师范学校及其师生的存在显得格外复杂多彩。 “传统”与“近（现）代”的互相作用、渗透、交融 19世纪后期国内外的尖锐矛盾使得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改革。改革派的官员们在1904年建立第一个近代学制时，依然仿照了日本和西方的模式，但改革的内在动力却来自清延试图以引进新制度的方式，化解科举制度的弊病以及旧教育制度在体制上和人事上的困境。因此，尽管癸卯学制以日本模式为基础，但在设计具体方案时，改革派高层不得不考虑改革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尤其像废除科举制这样的大变革。因此在学制设计上，师范学校部分与日本模式有所不同，成为消减改革冲击力的导引器，目的在于消化官僚体制中的冗员、科举制下过剩的文人，并为他们提供出路。 20世纪初，新式学堂大量地承袭了中国的教育传统，包括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注入式的教学法、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注重书本知识、坚持读经尊儒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在办学之初，许多旧式的地方学校摇身一变成为新式学堂，大量旧式文人通过短期培训成为新式教师。于是，新旧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欲理还乱。新式师范学校只不过给予了旧式文人一种现代身份，却未能在世界观、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上对他们进行彻底改造，这就成为新式教育体制中的一个旧有顽疾。另一方面，尽管新式学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确立，在乡村中，旧式私塾仍受到欢迎并长期存在，而且是以初小教育为主。据统计，到1935年，全国的私塾数量仍约占小学数的三分之一，学生人数占全国在校学生的八分之一，而且约60%的私塾仍采用旧式课本和传统教学内容。而大部分西式学堂，尤其是中学和大学位于沿海地区和城市乡镇，并未能有效地推广大众教育，这实际上违背了现代教育广开民智的精神，只是将一小部分已经存在的传统知识精英转变为近代都市精英。1931年当国联的教育专家团视察中国时，他们看到现代教育机构仍然延续了传统精英主义教育的功能，国家斥巨资建立的公立：教育体系，其实只是使少数有钱人的子弟受惠。其结果只能加速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西化式的近代教育实际上继续成为知识精英自我再生产的工具，“传统”的精英教育因“现代化”而强化。 在中国，国家向师范学校指定的任务之一是协助国家政权对地方社会进行控制，将国家权力的触角深入到地方社区，甚至还负责执行某些国家权力和政府的职能。这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一个独特性。由于师范学校也承担着管理地方教育的职责，成为将国家的权力延伸至地方的最好渠道。 在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不断强调教育是国家统一稳定、达到思想一致的重要基石，师范学校被看成是国家的“根本之根本”，强调“师范为国民教育之母”。基于此种考虑，全国被划分为六个师范区，每个师范区设一个高等师范学校，管理并指导各区的教育。每个师范区下属的省又被划分为多个小师范区，每个小师范区又各设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指导本区教育事务。其时正逢北洋军政府当政，军阀们热衷于相互混战，教育专家们则致力于保持现存教育制度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试图以教育独立的方法避免受到政治动荡的波及。当时，大多数地方教育精英都是从师范学校中培养出来的，他们以师范学校为中心，组织教育会，将其力量延伸到地方政府机构，并形成一个全国性教育职能体系，代行瘫痪的中央政府教育部门的职责。而且，无论有没有全国性政权的监督，他们从社会层面上仍然持续地推动着民族国家的建设，为其后国民政府政治上的统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世纪20年代，针对乡村社区的瓦解和衰落，不论国家政权、社会组织，还是教育家改革家，都把师范学校当作他们改造乡村社会的工具。晓庄乡村师范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教育改革在各种试验方案中脱颖而出，受到社会瞩目。其后民国政府迅速地领会了晓庄师范教育和社会改造试验的政治价值，决定以乡村师范学校作为国家权力进入乡村，重整地方社区的渠道。 20世纪20年代的乡村改造运动虽然由部分知识分子和社会组织发动，但到了30年代，国家插手主导乡村建设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倾向代表国家权力试图克服地方壁垒，整合地方社会，但是，国家政府资源有限，工作人员明显不足，于是，乡村师范的师生就成为国家权力在地方最好的代理。当时的许多乡村建设试验区均是以师范学校为中心，结合地方区政府和乡政府的力量，贯彻中央政府的意图，某些地方的试验区与行政区相重叠，直接任命师范学校校长为区长，实行“政（府）教（育）合一”，师范学校的师生们成为工作人员，进行社区普查，推广社区自卫、救灾、卫生、禁毒、识字、道路修建和农业技术改造等乡村建设项目。 回顾与结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打断了中国教育的正常进程，但是，师范学校的发展并未因战争而终止。在抗战中，国民政府赋予师范学校的政治任务仍在继续，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于1949年以后，其他形式的机构或组织承担了原来师范学校的政治角色，于是师范学校重新确立了自身作为教育机构的本质。 回顾20世纪师范教育走过的历程，研究师范学校历史的独特性，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化理论，跳出以西方为摹本的现代化模式的思维方式，克服视传统为现代化之对立面，必将取而代之的观念；同时它也能促使我们以中国社会现象的独特性建构中国社会发展的话语，对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建设更多一些自觉，少走一些弯路。 （作者单位：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原题《师范院校与中国的现代化：1897-1937》，舒建军武勇摘）

【年份】2010

【期号】第5期

【页码】

【全文挂接】 获取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