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现代企业教育·卓越管理

【关键词】 论儒家文化对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文 王娟 儒家文化是中国历史文明中的主流，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邃、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及精神支柱，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形成起过巨大作用，同时他已经成为民族生命传承的纽带，积淀在民族的心灵里，流淌在民众的血液中。儒家文化中深藏着值得认真研究和弘扬的适合于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且市场经济越向前发展，越能够为儒家文化作用的发挥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因此发掘儒家文化中可以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内容，对之进行与时俱进的整合，使儒家文化作为一种软资源去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不失为当前的明智之举。 一，借鉴“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直是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儒家用“天人合一”这一命题来概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即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亦即人与自然界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就是要充分尊重自然，平等地对待人与自然，使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协调发展。 《易传》提出天人合德的理想：“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与天地合德即谓人具有天地品德，与自然界相互适应、互利共生。孟子将天道与人性联系起来，认为人性是天赋的，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宋代大儒程颢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还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可见，儒家文化视域内的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既不是原始蒙昧状态下的天人混一，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也非西方所谓“战胜自然”、“克服自然”。一方面，人在自然界面前具有能动性，人是天地之灵明，天地无思无虑，化成万物而无心，但人要有思有虑，有悲悯有忧患，要投身到天地生化万物的过程当中去，无私的化育万物。正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就是敢于和善于先天时而动，大胆创新，预见自然规律以指导行动。另一方面，人又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面对外界麻木不仁，随意戕害、践踏自然生灵，而要做到“后天而奉天时”，即遵循自然变化按规律办事，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现代化是一个充满悖论特征的过程。在人类消受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也逐渐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难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尤其是二战后，虽然世界各国都把发展作为主题，但是却一度把经济的增长等同于发展，单纯追求GDP的扩张，在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对于科学技术使用不当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后这一概念得到逐渐明确和完善，其核心思想是经济的增长不能超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社会经济的增长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直到今天，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危机和气候异常等问题依然是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在中国，这些问题随着市场作用的逐渐发挥也日益凸显出来。新时期，中国最显著的成就就是快速发展，但基本上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和高消耗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的同时，也出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在人与自然的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造成污染的是人，治理环境、保护生态还要靠人，有效引导市场的力量，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终究要靠人的努力。这当然需要制度、科技、模式和流程的创新，但首先要端正观念，解放思想，思想的解放最终会落脚在实践的解放上。把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文明理念相融合并引入市场机制，以“天下万物无一物非我”的宽广胸怀体察个人与宇宙的关系，把握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促进入与自然的和谐，才能引领中国市场经济的正确发展，才能走上完善市场机制的康庄大道，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二，重视“以义为上”的价值标准 井然有序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建立和维持秩序既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法制经济，需要法律的制约，而且也是一种道德经济，需要道德的规范。使市场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除了采取法律手段外，从价值取向上，继承和弘扬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念，也是一剂对症良药。 在儒家文化中，义利之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所谓“义”，是指社会的公共福利；所谓“利”，是指个人的功利。为了个人的利益牺牲他人或社会的利益是不义，为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功利则是仁义。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把“义”看作是君子最高贵的品质，强调一个君子必须“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在这里，孔子并非主张贵义贱利，一味排斥物质利益和社会权势，而是要表明应该有比个人获利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获得什么样的利，如何获利。如果“义然后取”、以义取利，未尝不可，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但是，如果义利冲突，则舍利取义，所谓“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甚至处在人所不堪的贫贱，亦无不可。总之，对于取得和享有富贵，不可不义，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表现了这样的境界。义利双行是儒家的一贯主张，重利轻义不符合儒家思想本意。在儒家来说，不是要不要利的问题，而是利当取不当取的问题。儒家把利置于义的统摄之下，用义来规范利、引导利，既讲“制民之产”，又讲“以义正我”，要求道德与经济、现实与超越的和谐发展。 如果说计划经济是用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的方式，那么市场经济则是用资本的力量来配置资源的方式。而资本是逐利的。为了追求自身物质利益，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所有者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一条注释：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幅图画形象地描绘了资本只追求本身增值而不顾公共利益的本性。 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意味着资本力量的逐渐发挥，资本支配的领域逐渐扩大，从农村到城市，从商品到土地等生产要素，从物质资源到人力资源。随着资本作用的发挥，一方面促进了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资本自发力量和社会公共福利之间的矛盾，即儒家所说“义”、“利”之间的冲突。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威胁到消费者权益和相关产品知识产权，甚至损害了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声誉；中外资本的扩张使中国环境受到污染、生态遭到破坏，有的企业所排放的废烟、废气、废水直接影响了当地甚至更为广大地域的空气、水源、植被等自然环境，这种本应由企业承担的内部成本却转嫁为外部化的社会成本；以“钱”为本，一“利”障目，人受役于物，见物不见人，金钱至上，利润至上，而人的价值、尊严失落。 以上列举的这些后果，是在中国市场经济建立之初、还不成熟阶段出现的。而由建立到完善，根本的就是把资本逐利的本性纳入“义”的轨道。当然，这里的“义”不再局限于封建道德的狭窄圈子，而是具有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制和价值体系的现代内容。但儒家对义利关系的辩证理解，对将“义”作为人的行为准则的强调，对人应具有理想的德性和责任的要求，则可以使当下中国人警醒，更可以为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提供肥沃的文化土壤。（作者单位山东省企业联合会）

【年份】2010

【期号】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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