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

【关键词】 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摘要】李春阳 “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说这番话的是冯雪峰，时在抗战前夕，没有人怀疑三先生周建人对冯雪峰的这个回忆。直到今天，这句话不但无可更改，也才显示它的分量：白话文运动的有限成就——因而更为珍贵——可以说，唯造就周氏兄弟这么两位文体家。 周作人(1885-1967)的一生，毁誉交织，难于被归类。他留下精美的创作与翻译文字，千馀万言，是20世纪现代汉语无可替代的财富。今天赞扬周作人，多半称道他的文章。本文更看重他一生丝毫不曾改变的“态度”。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一直试图强调，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任何写作，起于机缘。”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太史公终也离不开史官之位和先人的遗命。周作人最后一部著作，是篇幅最长的《知堂回想录》，也竟得自机缘。1966年1月周作人为该书所写后序中说： 我要在这里首先谢谢曾聚仁先生，因为如没有他的帮忙，这部书是不会得出版的，也可以说是从头就不会得写的。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纸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的容易得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于是我开始写《知堂回想》，陆续以业余的两整年的工夫，写成了三十多万字，前后寄稿凡有九十次，都是由曹先生经手收发的。鲁迅在旧中国对付书报检查与政治环境，一是频繁更换笔名，二是藏身租界。这两种方式，周作人未用过，解放后却不得不拾来乃兄的故技。他在50年代出版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包括众多翻译作品，均署笔名（官方不允许署本名），香港作为跟大陆有邮政联系的唯一租界，便是他得以发表文章的唯一渠道了。说来是传奇，如果没有租界，没有隐名的技巧，历史恐怕不能成全周氏兄弟。 租界而外，思想传播并不能被权力完全控制。在作者与读者两面，文字有它自己的传播命运。1958年，因‘‘右派”被开除公职、未满三十岁的钟叔河在长沙以拖板车为生，工余闭门读书，他偶然得到了周作人的地址，就近在门口小店买来纸笔，给从未谋面的前辈写了一封信[3]： 周老先生： 从友人张志浩君处，拜读先生手书及大著二种，得知先生仍然康健，十分高兴。 从四十年代初读书时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爱读的文章。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著作，凡是能寻得的，无不用心地读了，而且都爱不能释。说老实话，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死法》《碰伤》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纷或誉为平淡冲和或罹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草》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二十余年中，中国发生了各种事变，先生的经历自是坎坷，然即使不读乙酉诸文，我也从来不愿对先生过于苛责。我所感到不幸的，首先只是先生以数十百万言为之剀切陈辞的那些事物罢了。 我最引为恨的，就是虽然经过刻意搜求，先生的一些文集仍然无法看到。如今我所藏的，不过是《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夜读抄》《瓜豆集》《风雨谈》以及解放后的几册回忆录而已。此外还有两本以前上海野鸡书店胡乱编印的集子，实在不能算数，只因有上述各书未收的文章，也在珍藏之列。先生究竟老了，我辈迫于生计，也无法多寻书读书，看将起来，这恐怕将会成为我永远难偿的心愿了。假如先生手边尚有留存的文集，无论旧印新刊，能够赐寄一册，那就足以使我欢喜万分了。此外，我还想学志浩君的样子，求先生为我写一条幅，字句就用先生无论哪一首诗都好。先生最喜欢的蔼理斯的那一段话，用在这里也许合适，就请先生把它当作交给别人手里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回示请寄长沙市教育西街十八号 敬祝康健！ 钟叔河，十一月，二十四日无法购置稍微合适的纸笔，要请先生原谅。又及。三十年后，钟叔河勉力促成周作人自编文集二十八种，在岳麓书社陆续出版。又十载，由钟叔河编辑的十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在湖南出版。精神火把的传递，起于阅读，成于出版，以上即是一例。但以为周氏的文章思想会怎样风靡，又是错的。鲁迅的部分书籍在文革中仍然发行，武斗的派别甚至以鲁迅语录，彼此攻击，但那已和鲁迅先生毫无关系。 周作人曾经说过：“我一直不相信自己能写好文章，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取者也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o，’值新文化运动之初，他说：“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我们不可对于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了，闲却了这一面的重大问题。” 周作人的思想是什么呢？他多次说，是儒家的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对象，不正是儒家思想吗？作为五四时期首屈一指的叛逆者，周作人何以自称信奉儒家的思想？下面这段文字是1944年所写《我的杂学》的结尾部分，作者曾题作《愚人的自白》，后收入《知堂回想录》： 我从古今中外各方面都受到各样影响，分析起来，大旨如上边说过，在知与情两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这个我向来称之为儒家精神，虽然似乎有点笼统，与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的儒教显有不同，但为表示中国人所有的以生之意志为根本的那种人生观，利用这个名称殆无不可。我想神农大禹的传说就从这里发生，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以前屡次自号儒家者即由于此。佛教以异域宗教而能于中国思想上占很大的势力，固然自有其许多原因，如好谈玄的时代与道书同尊，讲理学的时候给儒生做参考，但是大乘的思想之入世的精神与儒家相似，而且更为深彻，这原因恐怕要算是最大的吧。这个主意既是确定的，外边加上去的东西自然就只在附属的地位，使它更强化与高深化，却未必能变其方向。我自己觉得便是这么一个顽固的人，我的杂学的大部分实在都是我随身的附属品，有如手表眼镜及草帽，或是吃下去的滋养品如牛奶糖之类，有这些帮助使我更舒服与健全，却并不曾把我变成高鼻深目以至有牛的气味。我也知道偏爱儒家中庸是由于僻好，这里又缺少一点热与动力，也承认是美中不足。 我说儒家总是从大禹讲起，即因为他实行道义之事功化，是实现儒家理想的人。近时我曾说，中国现今紧要的事有两件，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二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是根据现代人类的知识调整中国固有的思想，后者是实践自己所有的理想适应中国现在的需要，都是必要的事[4]。这篇文章除了前面的“小引”和结尾的“自白”，计有十八个标题，是他深感兴趣而素有研究的十八个领域，或可视为周作人的“十八般兵器”：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欧洲文学，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和妖术史，日本的乡土研究，写真集和浮世绘，川柳、落语、滑稽本，俗曲、童谣、玩具图，外文与译书，佛经与戒律。 他在《我的杂学·非正统的儒家》中说： 笼统地说一句，我自己承认是属于儒家思想的，不过这儒家的名称是我所自定，内容的解说恐怕与一般的意见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想中国人的思想是重在适当的做人，在儒家讲仁与中庸正与之相同，用这名称似无不合，其实这正因为孔子是中国人，所以如此，并不是孔子设教传道，中国人乃始变为儒教徒也。儒家最重的是仁，但是智与勇二者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后世儒生成为道士化、禅和子化、差役化，思想混乱的时候，须要智以辨别，勇以决断，才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这一种人在中国却不易找到，因为这与君师的正统思想往往不合，立于很不利的地位，虽然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极大的价值。 上下古今自汉至于清代，我找到了三个人，这便是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虚妄的精神，最显著的表现在《论衡》上，其实别的两人也是一样，李卓吾在《焚书》《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类稿》《存稿》上所表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他们未尝不知道多说真话的危险，只因通达物理人情，对于世间许多事情的错误不实看得太清楚，忍不住要说，结果是不讨好，却也不在乎。这种爱真理的态度是最可宝贵，学术思想的前进就靠此力量，只可惜在中国历史上不大多见耳。我常称他们为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虽然很是辽远

【年份】2010

【期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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