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Thought (Ⅱ)

【类型】期刊

【作者】 

【刊名】台大法学论丛

【关键词】 Traditional Chinese Legal Thought (Ⅱ)

【摘要】法家思想淵源雖頗深遠，但成爲一個理論系統則應歸功於韓非。他從人性開始，進而討論社會的必要、社會的演變、各時代社會的治理原則以及當前社會的問題，最後才提出了他以法而治的種種理由和辦法。他的理論和商鞅之說相近，但比較精深，而其理想也比較高遠。 韓非認爲人爲了個體的生存，無不有自利及計算之心，但是一般人都太愚昧，不足以有效地謀求自己的福利，而必須聽從特別聰明能幹之士的領導，組成社會，才能解決他們生活裡的問題。 因爲人的生活環境因時而異，所以在不同的時代裡，人們所需的領導者也不相同。例如上古人們患於禽獸、疾病，有巢氏乃因教民巢居熟食而成爲領導者；中古天下大水，鯀和禹乃因決瀆而成爲領導者。 後世與古代相異之處還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人口的增長和資源的減少、二是一般人們智力及自信心的加強。因此之故，治理的策略也有不同－古代「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少有爭奪，而且「黔首悗密」，「可以虛名取」，因此堯舜文王能夠以揖讓。仁義治理天下；而韓非之時則是人多財寡的「大爭之世」，人們又「偉詗智慧，欲自用，不聽上」，倘若仍要以寬緩的先王之政來治理，不僅如守株待兔不可得再，更像是「無轡策而御駻馬」，必致顛覆。這是韓非基於其社會演變理論，對當時稱頌堯舜文武的諸家所做的第一步的批評。其次，他認爲舜篡堯，禹篡舜，並未揖讓；而且即使曾有此舉，也因當時社會貧乏，統治者的報酬有限，所以易於爲之，並非因爲堯舜具有特別的美德。總之，韓非認爲堯舜等等一般人所謂的聖賢，並不能作爲榜樣，統治者不能盲目地仿效，而必須認清社會上的重大問題，然後制訂一套適當的治理原則。 依照韓非的看法，當時的社會有三大問題：第一是重人拔扈、第二是君主無能、第三是規範混亂。我們現在先看前兩個問題。韓非所謂的「重人」是指當時的貴族與大臣。他們爲了擴張自己的權勢，往往與君主鬥爭。依照韓非的分析，在這種鬥爭裡，臣子有「八術」以制君，而一般的君主非但沒有反制之術，而往往陷於「十過」，難以自拔，結果當然一敗塗地。 爲了避免這種惡果，韓非建議君主應該善用他的「勢」、「術」和「法」。（這三者本是慎到、申不害和商鞅三人分別強調的，而韓非則認爲三者猶如衣食，缺一不可。）他所說的「勢」就是一種特殊的地位及其相伴的權力。據他說如果沒有勢，堯也不能統治三個人；有了勢，桀就能夠擾亂全天下。 有人會說勢既然可被善用也可被濫用，所以重要的不在於勢，而在於人－必須要有善人，才能使勢發揮良好的效果；如果假惡人以勢，則如爲虎添翼，結果不堪設想。韓非承認勢可以被濫用，但是他指出：如果只有聖賢才可以用勢，社會一定亂多治少，因爲大聖大惡皆千世一出，其間均係「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的「中主」。如果他們能夠「抱法處勢」，就可以治好國家；如果他們「背法去勢」，結果就難免大亂。 關於「法」，韓非有一套相當周密的理論。他像商鞅和荀子一樣，也將法比做規矩、衡石等等測量的工具，但是又更進一步，將法比做椎鍛和榜檠，可見在觀念上他認爲法還有一種「平不夷」和「矯不直」的強制性。 法的基礎是甚麼？韓非認爲不在天鬼的意志和人民的願望，而在聖人的智慧。因爲天鬼不可信，而人民則愚蠢短視，看不見自己真正長遠的利益，所以聖人只要能「度於本」，所立之法即使「逆於世」，「拂於民心」，也沒有關係。此外，韓非又認爲聖人立法應該要「順於道德」，這一點很容易引起誤解，其實他所說的「道德」，並不是一般人所了解的仁義等等準則，而只是一套自然規律－例如人餓了要吃飯，冷了要穿衣。立法不能違反這種規律，強人之所難。 如果立法不必顧慮人民的好惡，法的目的何在？韓非與商鞅一樣，強調法的直接目的是要使國家富強。但是他認爲法還應該更進一步救禍去亂，使「強不陵弱，眾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無死亡係虜之患」。這種看法，比商鞅的高遠得多了。 韓非認爲爲了上述的目的，法應該具有若干特性：第一，法應該明白易知，像簡單的工具一樣，即使拙匠也能使用。第二，法應該「一而固」，但又不可僵化。第三，法不可能完全有利無害，只要利多於害就可以了。第四，法必須有賞罰爲後盾，否則就只成了空話。第五，法不但應該高於其他規範，而應該是唯一的規範。 爲什麼法必須伴以賞罰？因爲人有計算之心。識是之故，在制訂賞罰之時，首先要注意所賞者應該是可爲之事，所罰者應該是可不爲之事。其次要注意的是，賞罰應該與被賞被罰之事相關－像商鞅那樣以官職賞戰功是不對的。再次，爲了使人樂於趨避，賞應厚，罰應重。最後，應以重罰懲小過，因爲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重罰可以使人畏而不犯。 任何一個社會裡都自然地存在著許多不同性資的規範，爲什麼要獨尊法令而排斥其他？關於這一點商鞅已經有所闡述，而韓非則說得更爲清楚。首先，他指出法以外的規範常常與法發生衝突－例如法令有處罰逃亡之條，但是道德對於臨陣脫逃潛返養親的兵士卻稱之爲孝而加以褒揚。其次，他又指出許多法以外的規範互相矛盾－例如道德既譽堯之聖，又譽舜之賢。這種規範的衝突和矛盾使人們陷人了極深的困惑和徬徨，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多的糾紛和動亂。這就是韓非認爲當時社會的第三個大問題。 這個問題當然不是韓非最早發現的，他之前的許多大思想家都曾注意及此，其中儒、墨二家都認爲許多規範可以並存，但楚應該分別高下；道家則主張獨尊其「道」，而廢除一切其他的規範；商鞅也有類似的主張，不過他要獨尊的是法。韓非繼承商鞅之說，並加以闡述，認爲假如法以外的規範能夠促使國家富強，就遵行它們也無不可，但是依照他的看法，它們除了互相矛盾之外，還有兩個更大的缺點：一是它們都不實用－猶如「塵飯塗羹」，只可以供兒童玩耍而不能用以治國；二是它們有害於國－例如主奉行仁德，就喜歡賞賜而不忍誅殺，但是無功而賞，有罪不罰，必然導致大亂。因爲法以外的規範有這許多缺點，所以韓非認爲應該廢除，而由君主所市」訂的法令取代。他的「明主之國」便是如此－「言無二貴，事無二適，一歸於法」。不幸的是一般的君主不但不這麼做，反而尊崇那些與他自己的法令相衝突的規範，結果弄得「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當然引起大亂，以致「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 君主制訂了法令，需賴臣工去施行。但是君臣利異，群臣爲謀私利，往往玩法弄法，所以君主必須有一套辦法控制他們，這辦法就是「術」。韓非強調的主要是「循名責實」、「授事課功」的辨誣、禁姦之術。此外還有若干司法之術：包括鼓勵告姦、虛靜聽審、依法決斷、善用刑賞等等。關於最後一項，韓非說得較多。首先他強調賞罰是君主控制臣民的「二柄」，不可被臣工竊取；其次是刑賞必須施諸應得之人；再次是刑賞應「必」，使人不敢存僥倖之心；再次是刑賞應「平」，「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最後是應以鉅刑加於細罪，使民不敢輕於犯法。 假若韓非這套立法、司法的理論能夠付諸實施，會出現怎樣的結果？細讀其書，可以發現他似乎認爲首先將出現一個「明主之國」，然後是一個「至治之國」，最後是一個「至安之世」。在「明主之國」裡，「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在「至治之國」裡，「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在「至安之世」，裡，「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然盂，記年之牒空虛。」 換句話說，韓非的理想國共有三個層次，要分三個步驟才能實現。在其最低的層次，需由一個具有高度智慧的統治者（明主）制訂法令，並且使它們成爲全國唯一的一套規範，指出一個唯一的目標，建立一個唯一的價值體系，使人們不再困惑，而能同心協力去追尋此一目標和價值。在中間的一個層次，法令已彰，很少糾紛，如果還有人犯法，只要依法審斷，結果一定中肯，人人都會樂於服從，不會有暴虐篡亂之禍。這種情形看來像是堯羿等聖人在位似的，其實因爲臣民守法，各樂其業，統治並不困難。（所以實際上只要有一個「中主」「抱法處勢。，就可以維持普遍並且長久的安寧秩序。）在最高的層次，法令本身已經臻於完善，清純樸實，沒有任何不當或混淆的情形。人們完全地接受了它，成爲了心中一套自然而然的規範。大家依照這一規範而生活，沒有煩怨，沒有衝突，當然更沒有戰爭，因而也沒有解紛平亂的英雄和事蹟可言。 以上是＜韓非子＞內法理思想的大要。他的理論比商鞅的周詳，但是還有許多缺點。以下是其中有關立法、司法的一些重要問題： 韓非需要一個聖人來立法。聖人自何而來？儒家認爲可以經由教的聖人必須是天生的。據他說這樣的聖人千世一出，果真如此，法制育和修養而產生，韓非沒有討論這些或任何其他的培訓方法，所以他的建立就極爲困難了。然而他又說法不可僵化，應該適應社會的需要而改變。如果這種需要發生在前後聖人出現之問的一千世內，該怎麼辦呢？ 韓非強調在法令建立之後，「中主」「抱法處勢」就可以將國家治好。這種想法未免過於樂觀，因爲堅守法令並且付諸實施，並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依照韓非自己的觀察，由於「君臣利異」，「上下一日百戰」，要一個「中主」戰勝群臣，保住勢位，已極困難；要他更進一步治好國家，期望未免太高了。 韓非對於「中主」這種過分的期望，起源於他對於法令本質的看法。因爲他將法令看做規矩、衡石之類簡單、易用的工具，所以認爲司法是極爲簡易之事。事實當然不是如此，因爲世事無常，人情萬變，即使是聖人所立之法，也不可能顧及一切可能的案件，所以在許多情形，人們會發現法令雖多，仍無完全妥當可用之條，如非另立新法，就只有允許司法者援引相近之文，而加以擴充性或限制性的解釋。此一工作絕非簡易之事，所以韓非又說「中主」需要一批「智術」、「能法」之士爲其輔翼，但是他沒有說明到那裡去找這種人，以及如何使他們發揮其才能。事實上他承認這種人十分難得，並且他們常被「重人」欺壓排斥，不僅難有成就，甚至不得善終（韓非本人便是一例）。既然立法要靠聖人，司法要靠智能之士，韓非所強調的「抱法」而治，其貴還是人治，至多也只能說是聖賢之士「用法」而治，不是今人所說的的舉國上下－遵於法的「依法」而治。（韓非確曾強調用法應平，主張「不辟親貴，法行所愛」。但是細究其意，不過是要「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將同樣的法令適用於全國臣民而已，至於君主以及嗣君，則不在此例。所以他的想法與「法律之下人人平等」的觀念是不同的。） 因爲韓非認爲人皆自利及有計算之心，所以強調可用賞罰來驅使人民，推行法令。但是如果人還可以有其他的「心」（例如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賞罰就不一定絕對有效了。韓非又說爲了「以刑止刑」，應該科輕罪以重刑。但是最重之刑不過一死，倘若社會秩序業已崩潰，人人挺而走險，則如老子所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 最後要談的是韓非的理想國。如前所說，因爲需要聖人和智能之士來立法和司法，他的理想國是不容易實現的。但是假如可以實現，人們是不是能夠接受？依照他自己的描述，他的理想國是強大富足而又安寧有序的。爲了保持這種狀態，人民必須繼續不斷地努力於農戰，此外不得從事任何其他的工作，追尋任何其他的價值。他們對於君主應該絕對地服從－如果他是一個「明主」，固然應該如此；即使是一個濫權虐民的暴君，人民也只有忍受，不得違背－因爲有政府總比無政府好。在這樣的國家裡，除了君主之外，任何個人都沒有獨立的存在價值，就像一群螞蟻或蜜蜂一樣地生活著。這樣的生活是人們能夠接受的嗎？

【年份】1996

【期号】第3期

【页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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