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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 作者： 暂无 来源： 东方企业文化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 描述： 文／王汉华 孔孟以来，大儒风范与商业精神的结合一直是中国商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在儒商的文化传承里，因为地缘的不同，天南地北派生出不同的支脉，晋商和徽商是最大的两支商脉。 本期杂志的封面文章，我们推出了新徽商的专辑，让读者从中管窥百年流变中的徽商新韵。 徽商俗称“徽帮”，是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从源流来讲，徽商所涵盖的地域，不仅包括安徽省，还包括江苏、浙江这一带，徽商文化的辐射影响，更辽阔到整个中国的东半部分版图，渗透于江南商旅人士的内在气质。 徽商素有“徽骆驼”之称。之所以得此雅号，徽州方言中“老大”日le to（屯溪音），极类“骆驼”，再加上徽商普遍有一种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克勤克俭的传统，所以因此得名徽骆驼。 徽商自成一脉，但是仍隶属于中国传统儒商的一部分。儒与商的结合，使得儒家精神中的“重礼义”与商业利益之间有了血脉联系，使得商业利益之上有义理的约束，有道德的光环。 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理念，讲道义、重诚信，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在市场发轫之初，所谓“暴发户”们确实在中国私有经济领域里的资本份额占有很大比重。商界缺乏文化底蕴和商业操守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不少商界人士很早就意识到了自身的弱点，那就是文化的缺陷。如何整体性提升中国商界人士的人文精神？无非就是两个最主要的路径，一个是向外，向西方先进的发达国家吸取商业管理模式和商业理念；另外一个就是向内，向自身的历史追溯，深入挖掘自身历史传统中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商业精神。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割断历史的举动都是自毁长城。和自己的历史进行对接，传承自己的文化血脉，比外来文化更容易吸收和借鉴，更容易奠定我们商界文化的历史厚度。西方商业精神的源流在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这一新兴的商业大国，新儒伦理与市场经济精神也具有天然的融合性与历史的传承性。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激活中国传统的商业精神，使得我们能够更丰沛地得到传统经典文化的滋养，或许我们能够构建一种独特的具有东方气质的商业文化。
- “外儒内法”文化下手企业未来
- 作者： 暂无 来源： 东方企业文化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 描述： 文 纪建民仁达方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中国具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文化积淀，但总结下来笔者认为可以归纳为“外儒内法”。这虽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由此引发的“高权力距离指数”对于企业管理的影响却相当深远。 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在我国管理中的应用可以追溯到汉初，当时武帝行外儒内法之治，就是以儒家之外，行法家之实，以儒家思想的“忠君、敬上”作为道德标准，以法家思想的功赏过罚作为统治的手段。 统治者向群众宣扬和执行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而自己却并不很在意所谓的仁义道德，相反却笃信法家，也就是用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儒家思想主张“仁”“‘义” “礼”，希望统治者能够为政以德，实现一个“四方之民负襁褓而至”的大同美好世界，儒家所确立的是一些宏大的理想、大原则和大方向。 儒家的社会功用的立足点，是社会教化和建立一种思想上的认同体系。法家学说集中体现为： “法”、“术”、 “势”。 “法”、 “术”是手段，核心是“势”，权势。法家理论是强权理论，权势高于一切，有权者治人，无权者治于人，以强制推行管理，至于道德是次要的。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君主才能控制好下属，国家才能控制人民，军队才能统一天下。 外儒内法形成并兴盛于封建王朝，其理论实质是对于统治者有利的部分即予以保留，不利的部分即予以剔除。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管理者，包括企业的和其他形式的组织，他们满嘴的“尊重”、 “沟通”、“以人为本”，等等。 但事实呢？企业家到处找一些励志性的书发给员工，如《致加西亚的信》、《没有任何借口》等，暗示员工甭废话，让你干吗你就干吗，你不过是会说话的机器而已；再或是《赢在执行》、《不要只干我交代的事儿》等，暗示员工除了完成任务，最好能像公鸡打鸣之外再下个蛋。员工会感觉他们的说和做是不一致，这实际上是非常符合“外儒内法”理论的。 管理者表面上在谈以人为本，本质上还是想让大家像机器一样，这样做实际上根本不是人本，实质上还是物本。大家通过卓别林电影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出人是机器的延伸，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 管理学发展到后来说这样不行，不能简单地把人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人是活的，人有能动性，有社会性。于是就出现了人力资源，之后又出现了人力资本，是说人和其它资本性要素一样，是有产出的，是可以增值的。折腾来捣鼓去，实质上还是把人等同于物，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所以，目前这种管理现象和外儒内法是一脉相承的。 引发“高权力距离指数” 权力距离指数，由荷兰心理学家吉特·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是指一种特定文化中重视和尊重权威的程度。在高权力距离指数国家，只有听话者足够重视讲话者的深层意思，沟通才能有效进行，这要求讲话双方都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揣测对方背后的意思。 大韩航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是全球空难率较高的航空公司，从1988年到1998年，大韩航空的飞机损失率为飞行百万次损失4.79架飞机，是美国运输航空公司飞机损失率的17倍之多。 此事经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调查，结果让人惊诧不已——大韩航空事故频发，跟飞机性能关系不大（该航空公司所采用的飞机性能跟世界上其他大航空公司并无不同），而是由于韩国人的高权力距离指数，导致了大韩航班上的沟通不畅，这才是大韩航空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 韩国人的高权力距离指数也是韩国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就像我们前面论述的我国“外儒内法”对我国企业管理者的影响一样。 文化的权力距离指数，决定了大韩航空的驾驶员是否能够说服自己去发表见解。比如，副驾驶想说， “今天天气很差”，如果这样直接把情况说明，机长就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但由于权力距离大，下属怕说错话给上级的印象不好，就说话绕弯子， “今天天气没有昨天好”。这样在面临紧急情况时，机长要同时处理很多信息，如果说话绕弯子，机长就把这句话当做不重要的信息过滤了。因此，大韩航空以前在面对紧急情况时，由于权力距离指数大造成沟通不畅，致使飞机失事事故很多。 为了解决这种文化的影响，大韩航空邀请了德尔塔航空公司的戴维·格瑞博来管理运营。格瑞博要求大韩航空公司工作的新语言是英语，每位驾驶员要想继续任职，必须做到英语流利。由于英语对大韩航空的驾驶员而言不是母语，驾驶员想绕弯子也不会绕，只能说话越简单越好，而且英语本身就很直接，因此就能把最关键的意思说清楚，机长也能把最关键的信息听清楚，在紧急情况时就能快速地处理问题。 这一下就把大韩航空从不安全、口碑很差的航空公司转变成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从1999年以后，大韩航空再也没发生任何事故，并已成为具有良好声誉的空中联盟中的一员。 文化杠杆力 大韩航空的例子体现了文化对于一个组织的重要作用。任何问题首先要找到文化的根源，要通过激发文化本身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大韩航空并非不重视文化，相反，他们是将一种不适合大韩航空的高权力距离文化渗透得过于深入，从而使沟通不畅，造成高空难率与高飞机损失率。针对导致出现问题的文化根源，面对高权力距离指数的韩国，文化的形式需要发生逆转，文化的力量需要诉诸于技巧，而戴维格瑞博的管理举措于大韩航空而言，正是对症下药之举。 企业中的文化对企业首先是一种引导力，就是用正确的观念形态引领组织中的人去实现预期的目标。正是通过这种力量，戴维格瑞博降低大韩航空的权力距离指数，激发组织中每个人改变以往形成的文化基因，采用新的观念形态引领员工去实现预期的目标，使得文化的引导力随时随地在大韩航空每个层级发生着作用，从而带领大韩航空改变原有形象并走向成功。 其次是一种凝聚力。大韩航空在改变内部文化氛围的同时，改善了沟通方式，这使员工之间更为融洽，而不用花时间去揣摩彼此的真实意思表达。 第三，文化还是一种提升力，就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组织文明程度的提升作用。文化充当的角色是转变组织中人员的思想认识，提高他们的专业理论和技能，形成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大韩航空通过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促使驾驶员学习英语和提高表达能力，同时也提高了驾驶员的专业素养和处理危机的能力，最终使大韩航空改变空难率高的状态，形成安全性很高的新形象，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了世界一流的航空公司。 企业在一种大的文化氛围下并将受其影响，企业中建立的文化氛围也将给企业以质的改变，文化的力量不仅仅是具体的管理方案，更多的是一种智慧上的启迪，一种精神上的提升。企业只有继承社会文化的优良基因，去其糟粕，并形成自身的组织文化，才能基业长青。
- 微商精神 的现代刃变
- 作者： 暂无 来源： 东方企业文化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 描述： 文 周本立安徽国际徽商交流协会会长 徽商自明代成（化）、弘（治）年间( 1465-1505年)形成商帮之后，达于清朝晚期，执中国商界牛耳凡四百年。其间，不仅创造了富可敌国的巨大物质财富，而且孵化了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要而言之，就是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以义取利、以信接物的诚实从业精神，以众帮众、互相提携的群体发展精神，以儒育商、以商载道的文化养成精神。 自古徽商的衰微到现在，又过了一百余年。今天，在改革大潮的涌动下，一大批新徽商风生云起，再展先祖们往昔的雄风，烨烨生辉。同样是叱咤风云的群体，但历史的际会、时代的境阈毕竟大不相同。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落后生产方式让位于现代化的工业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辅之以简单的商品流通，让位于全要素、全方位、全过程的商品经济；封建的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让位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封闭的、闭关自守的体制早已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全方位开放所取代；与此同时，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为特质的惰性文化也早已为改革进取的时代精神所取代。在全新的基质、全新的土壤里诞生的新徽商，既继承了古徽商的文化精髓，又孕育出镌刻着时代烙印的崭新特色。 市场意识，科学精神 自然经济时代的市场，以使用价值为交换目的，没有竞争机制，更多的是市场的帮会性质、价格垄断和贱买贵卖。而今天的市场，则是全要素、全方位、全覆盖，以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实行调节的市场。新徽商的市场意识不仅表现为对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觉把握，更表现为对市场全要素的纵横捭阖；他们的诚实从业，不仅表现为伦理学意义上的童叟无欺，更表现为经济学意义上的等价交换。 从这一基本事实和理念出发，新徽商们跳出了简单的物物交换、互通有无，纯然赚取流通环节利润的经营模式，学会了对构成市场诸要素的认知和运用，他们开始以积极的进取精神运用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等等，进行资本的快速扩张和非常规增殖，做大做强。今天被称为“雨润王国”领主的祝义才，1993年从南京进军低温肉食品市场的时候，怀揣的资本仅200万元。为了尽快逼近“肉食王国”的梦想，他于2004年对南京中商流通股发起了收购，直至2005年2月，持股比例达23.17%，成为南京中商的实际控制人。接着，在全国范围内重组了30多家国企，商品业务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就这样，他用短短的几年时间，走完了别的企业多少年才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步入了良性增殖、连续倍增之路。2009年，年生猪屠宰量达到2500万头，销售额超过370亿元，创下了同行业全球第一的佳绩。在新徽商中，通过股市、债市、兼并、重组等方式，在短期内冲上资本高峰的，还不乏其例。 市场意识，科学精神，显现在对市场的科学理解上。市场，就广度而言，包括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边际是很广阔的。这一点，已大大超越了古徽商的眼界。就深度而言，科学无止境，对资源市场价值的开掘也就没有止境。这一点，古徽商们更是不能企及。科大讯飞总裁刘夜峰说得好： “一流企业满足市场，超一流企业创造市场。”须知，市场是可以“创造”的！新徽商中大多数有较高的学历，有的拥有博士、硕士学位，而且血气方刚，具有认识资源价值、开掘市场价值的知识潜能。不但能够洞察和追踪社会需求，而且能够敏锐地创造和刷新社会需求；不但能够凭借科学的思维判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而且能够借助科学的智力开拓全新的产业。刘夜峰这位创造IT和语音结合的奇才，当他还是大学本科生的时候，就站到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前沿，洞察了人机语音的巨大市场潜力，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凭借超人的智慧，越过了一个又一个科技高峰，不但实现了中文语音的合成，而且完成了英文语音的合成；不仅做到了语音合成，而且实现了语音识别。在这些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建立了中国的语音平台，实现了语音技术的产业化、国际化梦想。其应用领域从电信、银行、证券扩展到手机、电子词典、汽车导航、语音教学等各个领域。作为语音产业的拓荒者，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巨人董事长史玉柱，从巨人大厦的跌落，到脑黄金的东山再起，再到《征途》网游的走进干家万户；绿谷集团董事长吕松涛，苦苦追求中医药现代化的突破，终于制成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打入国际市场；恩度高科董事长刘圣本从农副产品的初加工，跃升到运用生物提取技术、纳米膜技术生产冻干食品，等等，无不是借助科学深化市场、创造市场的范例。 世界眼光，战略思维 古徽商的思想和眼界受到双重的束缚，一是封建社会封闭性、守旧性的束缚；再就是“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的追逐商业利润“痴迷性”的束缚，没有条件、也不可能放开眼界去扫视大干世界，从对世界未来的思虑中判定自己的方位和走向。新时代的新徽商则完全不同。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和经济全球化的风云际会，造就了他们超越前人的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 世界眼光，战略思维，首先表现在，对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认知和瞻望，以战略家的眼力和企业家的魄力，与先锋企业的领军人物一起站到竞跑的前列。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各国有识之士都将能源问题、粮食问题和水资源问题视为影响世界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尤其是能源问题，决定了人类将来的命运。刚刚在企业界崭露头角的王传福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以“为人类解决油的问题”为己任，开始扬帆起航。他所创立的比亚迪公司，从充电电池着手，不仅使自己的镍镉电池很快成为国际品牌，而且掌握了镍氢电池和锂电池的核心技术，占据了全球市场的15%。接着这位“技术狂人”义无反顾地闯入了新能源汽车的行列，使自己的充电电池与电动汽车成功嫁接，建成了电动汽车研发、测试中心和生产基地，e6纯电动车和F6DM混合动力车已华丽亮相。2010年，在国家激励政策的引导下，正在调高上市1000辆的原计划。王传福满怀信心地表示，要用三年时间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导者，201 5年成为全国第一，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我们对此充满期待。同样是汽车巨擘的尹同耀，当他领导的奇瑞汽车于1997年3月破土动工的时候，我们亲眼见到，他和他的伙伴是在几间平房里办公、翻过包装箱作绘图板。那时侯，他就立下了要造出“中国芯”， “与国际汽车巨头一决高下”的宏愿。两年多过后，中国汽车第一自主品牌的“东方之子”出炉，2007年8月，第100万辆下线，再过两年半的时间，第200万辆问世，这样的速度，创下了中国汽车业之最。这期间，奇瑞带着自己研发、制造的“同步天下，独步中国”的发动机走向世界，建立了15个生产基地，产品出口到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的尹同耀正带领他的团队，向着“纯电动轿车”和“混合动力轿车”奋进。 世界眼光，战略思维，还表现为，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中，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文明演进中，确立自己前进的方向。全椒柴油机集团就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在同行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到了1999年，忽然走到十字路口，生产的单缸柴油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何去何从？企业的掌门人萧振海不是单纯从技术的层面上，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寻求答案，定向未来，结论是，必须走节能减排之路。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当然也是企业的归途。于是，他们断然放弃了单缸柴油机，集中力量主攻直喷式多缸柴油机，达到了既节约燃料，又减少排放的效果，一举打开了市场。当直喷产品方兴未艾的时候，他们没有止步，而是紧接着按照欧III排放标准对生产线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在国内率先开发出系列欧III机型，产销量一路上升。而当国家大力推进欧III标准的时候，企业已经做好储备，向着欧IV标准迈进。当今世界，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意识形态，孕育出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科学、先进制造业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在新徽商中，杰事杰集团杨桂生的“以塑代钢”、仁创科技集团秦升益的“点沙成金”、中辰集团张伯仲的环保产业等等，无不是由全新理念、全新目光孵化出的全新产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在新徽商中结出了一批又一批奇珍异果。 创新文化，团队精神 文化是徽商的特色。在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惟徽商以“亦贾亦儒”著称于世。儒学的浸润，使徽商较之其他商帮，眼域稍宽， “识量过人”， “练达明敏”，权衡轻重；尤其是在商业道德上，能“以义为利”，“以信接物”，“惟诚待人”，童叟无欺。但也打下深深的封建烙印，诸如封建依附，宗法观念，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等等。新时代的徽商传承了古徽商的道德诚信，而在观念形态上则完全是革故鼎新的。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创新。环顾成功的徽商企业家，无不是借助现代科技的利器，在技术和产品上标新立异；站立改革开放的潮头，破除束缚思想的陈规陋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活化先进的管理模式，融入企业内核，激发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正如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所说： “创新是企业创造力的源泉，而创造力是企业成功的灵魂。”在这方面，江淮汽车集团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董事长左延安就在全集团提出并推行建设学习型组织的任务，其核心理念就是创新。他们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