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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林掇英 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序
- 作者： 暂无 来源： 收藏家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隐儒 清刻本 版本鉴定 图书版本 活字本 美术学院 李苦禅 古旧书刊 古旧书业 古籍善本
- 描述： 杨殿殉 我和魏隐儒相识，是在30年代——“七七事变”之后，当时他任北平市市立北下关小学校长，并在北平美术学院国画系攻读，他在书画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深为当时在北平美术学院执教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所器重，得为李苦禅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平、津等地，多次举行书画展览。隐儒除潜心钻研绘事外，还广读历代有关书画典籍，从事书画理论之研讨，由于广搜博览，因而在图书版本方面，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隐儒在北京中华书局工作。解放后，由中华书局转入中国图书公司、新华书店，1956年北京古旧书店公私合营时，他从事北京古旧书业的改造工作，从而接触了大量古旧书刊；来到中国书店后，他担任编写《古旧书刊介绍》，向学术界推荐从各地访来的古旧书刊中的善本；同时还参加古旧书籍的议价业务，这触发了他早年研究图书版本的兴趣，因而他立志，要对图书版本作深入的研究。他忘寝废食，夜以继日的工作，检查公私藏书目录，走访公共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访问藏书家和书店采购工作者，有所得辄濡笔记之，写成笔记，集有数十册之多。 他将记录所得，陆续编写成《中国古籍印刷史》、 《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史话》、《古籍鉴赏》、《藏书家传略》、《书林掇英》等。前三种已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印行。其中《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一书由日本横滨大学波多野太郎教授译成日文，在东京东方书店出版。 《书林掇英》主要是隐儒同志在大量古旧书刊中，选取稀见罕传而又有价值部分的记录。但所记不仅限于在中国书店所见，还包括1961年来薰阁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的展品．1964年中国书店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的展品，1974年辽刻书籍展览的展品；1978年在太原讲“中国古籍印刷史”时所见到的善本，1979年到东北各地审定善本书时所见到的善本，参加古籍善本书目座谈会时所见到的善本；在故宫博物院整理书籍时所见到的善本；1984年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讲课时所见到的善本，以及历年在中国古籍善本编委会工作时，受各地委托审定的善本等。 《书林掇英》中所记录的古籍善本，除明、清刻本之外，有宋刻本一百四十种，辽刻本五种，金刻本四种，元刻本一百一十种，明饾版印本一种，明拓印本一种，清磁版印本二种，清钤印本一种，太平天国刻本一种，高丽刻本四种，日本刻本二种。在活字本中有明木活字、铜活字本、清木活字、铜活字本、泥活字本以及高丽活字本、高丽瓢活字本、日本活字本。在写本、钞本中有唐写叶子本、唐写卷子本、宋写本、宋写绘本、辽写本、元钞本、明钞本、明绘本、影宋钞、影元钞本、清彩绘本、清钞本以及高丽抄本和日本钞本。刻本、写本、活字本之外，还有稿本八十九种，真可谓琳琅满目了。除了古籍善本之外，还记录了自清代末叶起到建国前为止有关现代史的罕见文献资料二千余种。隐儒见到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古籍善本和现代文献，可谓眼福不浅了，这都一一记录在<书林掇英》里，可以说是《书林掇英》的第一个特点吧？ 在本书中，对于版本鉴定方面，记载颇多，这是隐儒的兴趣所在和工作需要的原故吧？如关于活字本的鉴定，隐儒总结出他的鉴定经验，指出活字本的特征，是在版心鱼尾上，因为他总是离开左右行线的，举出清雍正三年汪善彩南陔草堂活字排印本《眉山诗集》 （宋唐庚撰）和嘉善陈唐用活字排印的《后山居士诗集》（宋陈师道撰）两书为例，两书字体写刻，排印极精，几与雕版无异，所以有些图书馆定为刻本，但经精细审定，鱼尾是离开了左右行线的，显然是摆印而非刻本。还有有的刻本又极似活字本，如明刻本《水东日记》（明叶盛撰），此本字体大小不一，栏线接头处多离开，定为活字本，似无问题。但隐儒持与其他藏本相较，发现卷十第四叶、卷十四第三叶、卷二十一第五叶、卷三十第五叶和第十叶、卷三十三第十叶、卷三十七第四叶，有版断裂多处，既然版有断裂，当是刻本而非活字本。 在1961年，隆福寺文殿阁主人王平斋家散出《周易说略》（清张尔岐撰）一书，系康熙五十八年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版印本，封面上题有“泰山磁版”四字。磁版印书，为前人所未论及，是磁版呢？还是磁活字呢？此书字体、栏线有些歪斜不整，给人一种活字本的感觉，因而有人著论，定为磁活字。隐儒对旁人的议论，一向是尊重的，但不人云亦云，总要找到证据，心才帖服。何以徐志定在序文中只提到“偶创磁刊，致胜木”，并未谈到磁活字、摆印等字样呢？因而他对《周易说略》一书，反复考究，发现书中文字有断板裂版的地方，有十一处之多，而且版框高低不一。一般说来，活字印本栏线不整，字形歪斜，偶有倒字，是比较常见现象，而断版裂版，则是板刻中的情况，且版框高低不一，也是活字本所不应有的现象。后来又见到徐志定另一种磁版印本《蒿庵闲话》，其字体、版式与《周易说略》相同，也有断版两处，行隔间有界线，弯曲不直。从两书的情况看，隐儒肯定是“磁版”，而不是“磁活字”。 隐儒在鉴定版本上，常常举其中一字以定之。如明隆庆辛未豫章夫容馆刻《楚辞章句》，初印本卷二第十三叶彗星的“彗”字，原刻为“慧”，后印本乃改正为“彗”，据此“彗”字，可以区分初印和后印。《全唐诗》有清康熙间内府刻本和仿刻本，内府刻本第一册目录总目内杨重玄的玄字，玄字缺末笔，仿刻本则改玄作元，据此“玄”字，可以区分内府刻本与仿刻本之异同。《红楼梦》有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萃文书屋活字排印本，称为程甲本，又有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活字排印本，称为程乙本，甲、乙两本传世都不多，而甲本尤少，人多重之。甲、乙本的区别，最确切也最容易检查的办法，是第一回的回字，程甲本作“回”，程乙本作“同”，据此“回”字，可以分别出程甲本与程乙本。这些以一字来定版本之异同，真是一字重千钧了。 在鉴定版本上，常常遇到的麻烦是旧日有的书商，为了谋求高利，在书上做手脚，或以残充全，或以提前刻书年代，如明宣德甲寅年尊德书院刻的《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十卷，书商将牌记中宣德的“宣”字，挖去下段，只留“一”，描为“大”字，一字之挖补，即由明宣德升为元大德了，并在挖改处盖有小印章以掩饰其作伪，孰料这正是作伪者心劳日拙之处，令人怀疑的正是在这里何以盖有小印章呢？将挖补处在阳光下照之，便原形毕露了。又如明正统八年刻本《汉书》，版心刻有“正统八年刊”字样，但作伪者将天头地脚裁去接补，配纸与原书无异，上下栏线描绘，将版心“正统八年刊”，挖改为“乾道三年刊”，挖改描绘，技术极精，所以在当时辨识的鉴定者，也各抒己见，见解各异。最后，隐儒持与正统《汉书》相核对，才发现作伪的证据，肯定为明正统翻刻宋本，作伪者虽然挖空心思，终未能逃出鉴定者的慧眼。 上述这些版本鉴定的例子，书商作伪的例子，对于古籍整理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是极应了解，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的。《书林掇英》积累了很多的资料，是非常宝贵的，这可以说是《书林掇英》的第二个特点吧。 记录书中的题识、藏章，可以说明这部书的过去流传情况，在<书林掇英》中，用了不少篇幅，作了较为详尽的记录。隐儒所记录的还不止于此，他更注意到某书的访得者，因为古旧书籍的来源，多是由于自己采访所得，才得流通，这就是走访各书店采购工作者的缘故吧？《书林掇英》所记录的书籍采访人有二希堂的王希华、三友堂的于铭、大雅堂的李拔元、文奎堂的刘满进、文殿阁的王平斋、文渊阁的李殿臣、萧文豹，文汇阁的傅宗泰、开通书店的郭纪森、中国书店的白廷智、吴希贤、魏广洲、东来阁的李佩事、东雅堂的徐元勋、来薰阁的陈济川、宝古斋的樊玉珊、宝铭堂的李叔谦、育民书店的洛云培、丽生书店的魏丽生、信义书店的韩信义、效贤阁的裴效先、修绠堂的孙助廉、张金阜、新民书店的张寿鹏、群玉山房的张士达、蜚英阁的裴子英、鸿文阁的王文礼、葛鸿年、邃雅斋的董惠卿、藻玉堂的王子霖以及撰述《文禄堂访书记》的王晋卿、撰述《贩书偶记》和《清代禁书知见录》的孙耀卿等。他们都是毕生从事于古旧书业的工作者，终日奔波于各省市及农村，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将所访获，转售于公私图书馆、科研单位及科研工作者，许多古籍得以保存并发挥应有作用，他们在古籍流通上对于文化界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这也许是隐儒特意记载的微意吧？ 在《书林掇英》里，常常看到“书传世极罕”、“此书不见各家书目著录”、 “此书单行本甚罕见”等等的记载，对于传世极罕的原因，也有所记载。如明黄淮、杨士奇等编的《厉代名臣奏议》，当时书成，刊行仅数百本，版藏禁中，世颇稀有。明严从简辑《殊域周咨录》，见于《清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为清代禁书，传世极罕。清杨光先撰《不得已》，记述杨光先控告西洋人将来必为大祸事，当时西人极恨之，因以重价购得焚毁，故传世极少。清阎镇珩辑《六经通典》光绪癸卯瓤本，此书初印后，版即焚毁，故传世摄罕。以上所举，乃仅就明，清刻本而言，至于宋、元时代刻本，由于时代较远，屡经天灾人祸，以及保存不善等等原因，流传至今的，当是幸存者了。 隐儒特别关心古籍流传闻题，大约是唤醒大家，要特别加以爱护，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不惮其烦而一再言之。注重记录有关古籍流传问题，这可以说是《书林掇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