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肃经学研究

【类型】学位论文

【作者】郝虹 

【学位授予单位】山东大学

【关键词】 王肃 经学 儒学

【学位名称】博士

【摘要】摘要 王肃的父亲王朗是汉魏之际儒士的重要代表人物，汉魏之际儒士在汉末天下大乱，难有安全保障的生存压力下，在曹魏严酷的名法之治下，人生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即由儒家注重社会责任感的人生价值观转变为明哲保身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转变影响了他们的后代魏晋之际儒士的人生价值观，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之际儒士选择利己的人生价值观还缘于其对王朝更替问题的理性思考，即政权易姓与臣子无关，私利才是选择的标准。两代儒士文化性格的变化，是王肃经学为代表的魏晋经学思想发展的深层社会背景。 王肃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经学家，其学术渊源有家学和荆州学派两个来源。王朗是汉末大儒，曾跟从东汉经学世家弘农杨氏的杨赐学习今文《尚书》，王肃曾撰定王朗所作《易传》，王朗在会稽任太守时，得到了汉末最重要的思想解放著作《论衡》，将之传与王肃，《论衡》在反谶纬的理性精神和类推法的认识论等方面都对王肃产生了影响。今文《尚书》、王朗《易》学、《论衡》思想的影响等构成了王肃经学的家学渊源；王肃还师从荆州学派首席代表人物宋忠，是荆州学派的嫡传弟子，荆州学派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的治经方法、扫落谶纬的理性精神、删繁就简的解经风格，都直接影响了王肃经学。 王肃的著述丰富，经清代学者辑佚，至今可见的有其对朝廷政事的奏、疏、议、表等，有《周易注》、《尚书注》、《毛诗注》、《三礼注》、《春秋左传注》、《论语注》、《孝经注》、《圣证论》等经学著作。其中，《孔子家语》是否为王肃伪作之争历时久远，现代学者李学勤根据地下出土文物，提出其书非王肃伪书，而与汉魏孔氏家学关系密切的观点堪称是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 王肃经学的理论要点由三部分构成：（一）矛盾的天命论。王肃的思想中存在既否定天命论，又承认天命论的矛盾状况，比如在感生帝说中，王肃表现出可贵的理性精神，已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天命论中那个无所不能的“天”，但在议论二龙生妖女以灭幽王之说时，则又表现了依赖天命论的倾向。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王肃以异常现象来推测政治事件的作法，也表明其对天命论的认可。（二）利己的人生哲学。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之际儒士选择利己的人生价值观，与魏晋时期“时遇论”的命运观有关，即认为个人的命运是由时势、机遇等因素决定，如此，则应机权变，以个人私利为中心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这一人生价值取向在王肃经注中也有所反映，比如在改葬服缌的问题中，郑玄主张既为君主，又为父母服缌，王肃持只为父母服缌的立场；在是否为继母服丧的问题上，郑玄主张只要有母子名份，即应服丧，而王肃则认为只有继母对己有养育之恩，方为其服丧。从此二例中，可看出王肃有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这与其利己的人生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三）系统的礼学思想。王肃系统的礼学思想由礼的来源、礼的范围、礼仪的作用、礼仪教化与用刑的关系四点构成。在论述礼的来源时，王肃将礼中所包含的君臣之别、服制等级、丧服变化等分别与日月之行、五行之分、四时之变一一对应，从而为礼的形式和内容之所以如此找到了终极的根源，使得礼对于人有一种先验的、本源的、绝对的意义。在阐明礼的范围时，王肃认为“礼”已不再仅指狭隘的礼仪礼节及其具体执行的过程，而是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使得礼成为一切事物能够正常运转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在解释礼仪的作用时，王肃认为礼仪即是通过繁复的程序，庄严肃穆的气氛，有象征意义的服饰和举止，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诸如敬天、法祖、尊王等各种观念，最终自觉地服膺于“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亲疏关系。在谈到礼仪教化与用刑的关系时，王肃明确陈说了先教后刑的思想，即先用礼仪教化，不化之民，再用刑法以强迫其遵守礼教。所以，法是为礼教服务的工具，是从属于，次于礼教的地位。 王肃反郑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术争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一。笔者以为，“郑学”与“王学”之所以相异，有三个原因：（一）学理层面的原因。即在汉魏之际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受荆州学派与《论衡》思想的影响，“王学”对“郑学”掺杂谶纬的反动。又，因人生价值观的不同，造成的郑王经注有异。（二）知识层面的原因。分为两点：其一，王肃对郑学错误的反驳。虞翻、王粲、蒋济都曾对郑玄经注中的不妥之处有所批评，郑王之争中，“牺尊之辨”、“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尧殛鲧”等事，王肃对郑学驳斥的确有其道理。其二，因经文记载的矛盾和经义的模糊不明，造成二人经注的分歧。（三）治经风格的原因。在荆州学派的影响下，“王学”以简约反“郑学”的烦琐。从以上王肃反郑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魏晋经学与东汉经学相比，在反谶纬这一点上有积极意义：首先，对谶纬的批判和驳斥，使汉魏以降，相对理性的思想观念与东汉时期相比，大为强化；其次，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对谶纬的清除大大净化了学术空气，魏晋以降的经学呈现平实晓畅的风格，怪诞之说少见，理性之论居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肃的摈除谶纬，为王弼玄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但是，王肃经学在学理层面并无创新和突破，这是王肃经学不能最终战胜郑玄经学的主要原因。 魏晋思想史上出现的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从广义的角度而言，是魏晋儒学的两个分流，从狭义的角度而言，则分别代表了保守的儒学与创新的玄学两种思潮。王肃经学和王弼玄学虽然都可溯源至荆州学派，但王肃经学是以继承师说为主，而王弼玄学则是以突破创新见长。通过对比双方的《易注》，可看出两者都继承了荆州学派恢复费氏古文《易》以传解经的传统，王弼还援老入易，运用“执一统众”，“得意忘言”，“本末体用”等观点，创造了将卦时与爻位相结合，将客观时势与主体条件相结合的新易学，从而超越了荆州学派和王肃的易学思想。从双方对“礼与情的关系”的阐释分歧中，反映了在学理层面，主要是对名教与自然孰为本的不同立场，引发了两种思潮的异向分流。魏晋儒学派与玄学派虽然在学术研究、意趣好尚方面风格迥异，但在利己的人生价值观的选择上却表现出了合流之势。 魏晋礼法之治是曹魏名法之治与东汉名教之治融合的产物。曹操时期，主张以名法之治为主的名法派，在与主张以名教之治为主的儒士派的斗争中占上风，名法之治在达到极盛的同时亦现弊端，名法与名教的融合有了实践的需要。曹丕时期，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使儒士派逐渐得势，名法之治与名教之治进一步融合；魏明帝时期，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之际儒士，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将既有可规范性又有可教化性的“礼”作为粘连剂，从而既保留名法的可规范性，又采用名教的可教化性，最终形成礼法之治，并在司马氏夺权后确立下来。 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与王肃和司马氏的姻亲关系密不可分，其学术地位在魏末晋初达到了顶峰。东晋南北朝时期，“王学”逐渐失势，隋唐以后，其影响仅以在后世学者的经学著述中偶被引用的方式而存在。

【年份】2001

【导师姓名】王晓毅

【分类号】K2;|K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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