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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北平原的浪漫传奇——姜金霞《蓖麻花》与《女枪王》浅析
- 作者： 暂无 来源： 作家·下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女枪王》 《蓖麻花》 女英雄 姜金霞
- 描述： 山东庆云女作家姜金霞近期的两部长篇小说《蓖麻花》和《女枪王》，都是以战争为主题的小说：这两部作品所塑造的两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英雄形象，不同于中国以往战争小说对女英雄的男性化阐释，而是都有着明显的女性特征，此外，两部小说都表现了女英雄的情爱观，写出了她们成长的历程。 关键词：姜金霞《蓖麻花》《女枪王》女英雄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人物形象是一切叙事性文艺作品的核心，战争文学更是离不开人物形象的描写。在《空袭中的沉思》中，伍尔夫曾充分肯定地说过，女人们虽然不能直接上战场“为自由而战”，但她们“可以用心灵来战斗”。对这位女权主义者而言，战争似乎不应当与女性发生直接的关系。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古今中外的战争文学似乎都与女性结下了不解之缘。战争使男人不幸，使女人更为不幸。 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争的残酷性让许多国人无法忘记，尤其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许多女性承受了无穷的痛苦，家庭的离散，生活的艰难，更有甚者被外来侵略者所侮辱。但在这其中，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战争中的弱者，亦有很多人直接上了战场“为自由而战”。中国现代作家也塑造了很多抗战女英雄形象，如“十七年”文学中涌现的一位位坚强的抗争女性：李佩钟（《风云初纪》）、娟子（《菁菜花》）、银环（《野火春风斗占城》）……新时期出现的戴凤莲（《红高梁》）等形象，但总体而言，这些女性或过分男性化，或过分传奇化，正如评论家韩大强所指出的： “女英雄的形象塑造是在‘雄化’、‘道德化’和‘非家庭化’这些权力话语的男性修辞策略之下展开的。” 如果说，许多男性作家塑造女性有“他者”心理因素的存在，那么作为女性的女作家似乎应该更加理解女性，塑造的女英雄形象似乎也应更具有女性特征。但通览现当代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们却惊奇地发现，由女作家塑造的女英雄形象同样呈现出明显的男性化特征，而少有女性本应有的阴柔气质。以20世纪30年代的女性作家为例，在这一重要时期出现的众多女性作家：谢冰莹、冯铿、丁玲、白薇……她们笔下的抗战女性形象仍多是以参加革命斗争、追求男性气质、消除性别差异为特征，以湮没女性特征为诉求的。正如女性作家们自己所表述的：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从不想到个人的事情，我只希望把生命献给革命”。（谢冰莹，《从军日记》） “什么情人，什么孩子？！看吧！我们是铁和火的集团，我们红军的脑袋，眼睛里面只有一件东西；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冯铿，《红的日记》） 盛英指出：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始终同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女人的女性意识通常包含甚至淹没于民族意识、社会意识和阶级意识之中。” 女性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走向展示女性力量的历史空间，而是对男性气质有意识地模仿，以男性特征为标尺，这无论是对女性形象而言，还是对女性作家而言，都可以说是以另一种形式不自觉地失落了自己，因为性别、身体并不因为作者主观意识的摈弃就在现实中不复存在。 而近期山东庆云女作家姜金霞的两部长篇小说《蓖麻花》与《女枪王》的出版，则让笔者眼前一亮。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许多现代女性作家的这种自我迷失。姜金霞以诗化的手笔，刻画了抗日女战士陈静水和麦草的内心世界和女性的特有行为，彰显出真实的硝烟中的女人。两位女性虽是主动参与战争，但却并不意味两人身上就具有男性的刚性色彩，在她们身上我们看见了女性的柔美，并为这种柔美被残酷的战争所撕裂而扼腕痛惜。相对其他战争文学中的女性刻画，姜金霞笔下的女主人公避免了单面化，而走向了“圆形人物”。 一被逼成的血性女英雄 小说《蓖麻花》采用了现实主义笔触，以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陈静水(乳名毛妮)70余年的人生坎坷经历为线索，展示了其对生活、对命运的独特体验和执着的人生。小说用了较大的篇幅描写了抗日战争。抗战中，毛妮智救八路军伤员，直接参与了游击队的铁应洼战役，女扮男装侦察敌情，参加了偷袭小组并手刃日军指挥官左藤……战争使一个胆小怯儒的女孩子最终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小说《女枪王》则塑造了一个在绝境中站起来的花木兰式的抗日女英雄麦草，她为日军所凌辱，又被无赖所欺侮，但她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苦练枪法，与命运进行坚决的抗争。她几次独闯“鬼子”窝，多次协助抗日游击队华云支队完成任务，在以男性为主角的抗日战场上成长为一位杰出的“女枪王”，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巾帼英雄。 这两部作品均采用民间视角描写战争，以民间普通的血性女性为切入点，书写了发生于鲁北平原上的浪漫传奇，道出了底层民众在残酷的战争到来时的情感与命运选择。与以往战争文学中女性大多出于民族情感主动参与战争不同，陈静水与麦草均是被“逼上梁山”的：毛妮先是因为日军侵略被迫嫁给了张货郎，后因正堂哥哥的被害她又积极参与了夜袭行动；而对纯洁的麦草来讲，虽然听说了鬼子的可怕，但一方面是守信于书成，另一方面则是心存疑问“鬼子兵真的像村里人说的那样可怕，那样没有人性？”结果导致惨剧发生，至此激起了她内心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并在绝境之下开始了毅然决然的反抗。两位抗日女英雄的形成有着很强的个人化因素，都是被逼成的，这更符合真实的民间抗战事实。 二女英雄因爱情而美丽 陈静水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女性，因在战乱中无数次参与了游击队的战斗，最终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而“女枪王”麦草因悲剧性的命运而选择了抗争，并由个人英雄主义的单干到最终融人到游击队抗日集体中。作品对两个抗战女英雄的刻画，不仅写出了她们的“英雄”行为，更写出了她们的“女”性特征：由于战乱，毛妮（陈静水）阴差阳错地嫁给了救过自己的张货郎，婚后两人相依为命，恩爱有加。从刻画女英雄的角度出发，陈静水似乎不应该再有其他想法，但作品中，她的思想偏偏“出轨”——她仍然思恋着自己青梅竹马的正堂哥哥。无数次，她在梦中呼唤着正堂哥哥的名字。正是出于对正堂哥哥的爱，陈静水主动参与了挖地道和抢麦行动；正是出于对正堂哥哥的爱，她才勇闯日军司令部……。怀着对凌辱自己的日本鬼子的刻骨的恨，麦草成了“女枪王”，但这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为却和一个男性青年有关，郝书成——一个让麦草既爱又恨的人。由于特殊原因，郝书成没能赴与麦草的约会，结果直接导致了麦草被日军所凌辱的惨剧。后郝书成成了华云支队手枪队队长，而麦草则碰巧被吸收进华云支队，两人再次相遇别是一种心情，郝书成仍然爱着麦草，麦草对他也仍有情意，在层层波折之后麦草再次接受了郝书成。作为“女枪王”的麦草并不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冷血战士，只是她的情感更加复杂。 谢冰莹认为，革命与恋爱是冲突的，所以要“打破恋爱梦，革命时期不应该谈恋爱”；而冯铿的女兵们则“不要和异性扭搅，弄出许多纠纷！”仿佛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人是情感的动物，时刻需要情感的慰藉。爱情是战争的补偿，同战争相系，我们所认可的许多经典作品都描写了战争中的爱情。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中的爱情都让我们体会到了战争中人性的升华。战争不会因爱情而贬值，反会因爱情提升其意义和价值。战争是残酷的，唯其如此，才显示出生命的可贵与爱情的美好。同样，姜金霞笔下的两位女性主人公也正是因爱情而更加丰满、美丽。 三英雄是长成的 巴赫金说过：“人在历史中成长。”许多中国现当代战争小说为人所诟病，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品中的人物性格是一成不变的。现实中的人是动态的，时间注入人的性格发展中，人才会有变化，才会越来越成熟。尤其是在重大的社会变动面前，人的性格变化是必然的。《蓖麻花》和《女枪王》中的两位女英雄的成功塑造正是写出了其成长的过程。 陈静水最初就是一个单纯的农村姑娘，虽然心中挂念着正堂哥哥，还是听从母亲的遗言嫁给了张货郎。在张货郎的佑护之下，其思想还不时陷人情感的矛盾之中。在日军的铁壁合围之下，她总是生活在迷茫和恐惧之中。随着与游击队和周正堂区长的接触，陈静水开始变得勇敢起来。而随着周正堂的牺牲，她迅速成长，并机警地女扮男装和游击队进入日军司令部，手刃了日本军官左藤。在与地主汉奸王有德父子、日军头目左藤、伪县长李立军、以权谋私的工作组组长吴西梦等人的斗争中，陈静水性格日益沉静，虽历尽艰难仍顽强不屈地活了下来。而麦草被日军凌辱之后，同其他孱弱女子一样，最初选择了自杀。后来，她虽被李跑所救但却遭到二次凌辱，愤怒之下麦草用鸟枪进行了反抗，并因此偶然地找到了自己的反抗方式，后在一位战士的帮助下她学会了打枪和飞石，并从此走上了“枪王”的道路。麦草一开始的斗争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特点，如见鬼子就打，独闯鬼子窝……其一系列抗日行为固然值得称道，但由于其不计后果，也曾破坏了游击队的计划。经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