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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山東刻书史（一）
- 作者： 唐桂艳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1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清代 刻書 山東
- 描述： 我國是最早发明印刷術的國家。山東是聖人之鄉,文物之邦,文化底蕴深厚。但是至今還沒有一部山東刻書史,不能不認為是一個遗憾。本文即是基於這樣的原因而撰寫的。不遇僅僅探討了清代部分,並兼及明代與民国,希望對彌補這一缺憾盡到一份力量。鑒於山東刻書的界限確定起來有一定困難,本文探取了较為寬泛的辦法,探讨的范圍包括山東本地刻書和山東人在山東以外地區的刻書。這檬做可以使山東刻書得到更全面的反映,而不至於遇於拘守據文献记载,山東刻書始於五代初,青州所刻《王公判事》當是已知的山東最早刻本。郓城和凝是我國歷史上刻印自己集子的第一人。宋代济南到家功夫针铺印刷的商標是我國發现最早的商標,也是山東在宋代唯一流傅下來的印刷實物。山東的金刻本有一定数量,但多数是道害,且大都未见流傅。演都道人王一興所刻的《棲霞長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三卷,在现存的金刻本中,可謂鲁殿靈光。宋神宗元豐八年,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曾纂修《家譜》並刊行,此為孔氏有譜之始。正大四年,闕里孔氏曾刻遇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可惜原本早佚。蒙古馬乃真後元年,阙里孔氏又據以重雕,刀法凝重蒼劲,字劃精美,為蒙古时期雕版印刷的上乘之作。蒙古太宗九年,莱州掖城道士披雲真人宋德方主持刊刻《玄都寶藏》。元東平丁思敬於大德八年在南豐州刻宋曾鞏《元豐類稿》,版式宽大,字畫精整,為元刻本上乘。明代是山東刻書的發展期,刻書数量大幅增加,三大刻書系统基本形成。官刻51種,家刻361種,藩府刻書39種,以明後期刻書為主。開始形成世家大族刻書的特色,如淄川畢氏、新城王氏、臨朐馮氏。但也呈现各地刻書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以上为本文第一章論述的内容,即清以前的山東刻書概沉。承接明代的刻書發展趣势,清代山東刻書達到了極盛,刻書数量近4000種。本文以版刻特黠,将清代劃分為三期,顺治至乾隆四朝为清前期,嘉慶、道光、咸豐三朝為清中期,同治、光緒、宣統三朝為清後期。此三期為本文的第二、三、四章,是文章的主體部分。清前期,政治上逐步稳定,經濟上渐超繁榮,出现了康乾盛世。清代学衍也经歷了由清初的明连體用到清中葉的乾嘉学衍雨個时期。特别在乾嘉畴期,山束以經學為中堅,視小学為门逕,形成了大批頗具学術價值的考據训詁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為山東刻書提供了豐富的资源,使得清前期的山東家刻最为豐富,有737種。各府中,以濟南府刻害最多,青州府次之,兗州府居第三,主要為孔氏刻書,出现了孔貞瑄、孔尚任、孔繼涵、孔繼汾等重要刻書人物。登州府刻書僅37種,是青州府的五分之一,舆清初此地的于七起羲有關,加之海禁,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刻書数量。在刻書内容上,集部書有462種,占百分之六十三,蓋系王士禛主盟全國詩壇所致。史部、子部、經部大體相常。經部書以兗州府所刻最多,與孔繼涵、孔廣森、孔廣林的經学研究成果不無關係。在時間分布上,康熙270種,年平均刻害4種,乾隆358種,年平均刻書6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期的社會穩定形势。清前期最明顯的刻書特點是出现了褚多刻書大家,亦出现了褚多的刻害家族。如新城王氏、曲阜孔氏、德州盧氏、益都李文藻、安邱張氏、济南朱氏、德州田氏、益都趟氏、益都孫氏、壽光安氏、淄川高氏、安邱曹氏、褚城丁氏、德平葛氏、莱陽宋氏、莱揚左氏、高密單氏、膠州法氏,還有淄川唐夢賚、潍縣韓夢周,不僅刻害数量大,而且各有特點。這些世家大族刻書成为清前期私家刻書的主體,而王士禛、趟執信、田雯、朱緗的刻害封诗壇的贡献,孔尚任刻書對戲曲的贡献,逍起杲刻書封小說的贡献,以及盧见曾、李文藻刻书對漢学發展的贡献,都是此期山東刻書最值稱颂的地方。山東清前期的官刻书,在数量上亦不少,有50餘種,其中,省级衙门刻書12種,地方官刻書僅7桓,另有書院刻書7種。坊鋪刻書有聊城“四大害莊”相繼開業。寺廟刻書有泰山普照寺、青州法度寺等。清中期,政府在政治、经濟上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山東也不能得免。但在學術上,延續乾隆時的盛況,山東此三朝的經学、小學尤其是金石学極為興盛。家刻共734種,與前期相较,刻害大家明顯減少,僅聊城楊氏、福山王氏、曲阜孔氏、章邱馬氏、李氏、安邱王筠、褚城劉喜海、日照静瀚、淄川王培荀、德州李氏、邱縣劉大觀、棲霞郝氏、牟氏、海陽趙氏、潍縣郭氏、寧陽黄恩彤,但在刻书的個人分布及地區分布上,则更具廣泛性。刻害雨種以上五種以下的所在多Ⅱ有,成為清中期各地刻書的主體。此期的登州府家刻有趕超濟南府之势,與其經濟發展及海運阴通有極大關保。而泰安的数量最少,與乾隆时发生在此地的雨大文字狱案有直接的关係。此期家刻在内容分布上,經部数量有較大提高,占到整個刻書量的百分之二十,以登州府和東昌府為多,說明清中期的膠東是山東经学發展的重鎮,出现了以刻經書為主的棲霞郝氏、牟氏,福山王德瑛、王祖源,黄縣丁氏等。在朝代分布上,道光的年平均刻書量為14種,說明此时的山東受外界的斡擾少,經学得到了稳定的發展,“濟南诗派”的詩歌創作一派繁榮。清中期的官刻不发连,数量雖然较前期為少,但在機構的層次與内容的多檬化上,则較前期有特色。刻書的機構不僅有省级衙门,還有地方衙门。省级衙門刻害不僅有布政司、按察司、提督学政、都轉運司,還有巡撫官署。内容上不僅關注国計民生,如赋役,如河道,如鹽法,如救災,如農業,在文化上的需求更强烈一些。清中期的山東坊刻發展迅速,出现了煙台成文信、周村有三益堂、济南會文齊等著名坊铺。清後期,自太平天國失败,清政府推行“洋務運動”,形成了“同治中興”的局面。之後,雖然社會動荡,资本主伊國家入侵,但中國學術因對西学的接受,呈现一派新氣象,體现出鲜明的時代特色。随着各地官書局的陸續創辨,山東官書局也於同治八年成立,成為清後期山東官刻書的主要機構。山東书局共刻書70餘種,雖與其他書局還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内容上,經、史、子、集,無所不包。其中,翻刻内府本是其重要内容。山東書局刻書關注地方文献,重版本,精校勘。被公認為校勘精審的本子有《十三經讀本附校勘記》和《资治通鑑網目四编合刻》。除了山東书局,山東的教育機構刻書亦復不少,如尚志書院刻書35種,其内容更注重學衍性。清末寅行新政,山東大学堂為了便於教學,刊印了不少課本,雖为新式教育,但所刻内容還以傳统國学為主。清後期的山東官刻,数量上大幅增加。還有省级衙门刻書17種和地方官衙刻书10種。清後期的家刻共593種,数量上不及前期和中期,但年均刻書量约在12種,比前期、中期要高。在前、中期稳定发展的莱州府位居第二位,登州府亦與莱州府、濟南府相垺。而在清前期占盡風頭的青州府刻書卻急速下降,沿海地區與内陸地區在經濟與文化上的差異開始明顯。在刻書内容上,子部書较前期和中期有较大增長,约占總刻書量的百分之二十一,原因是膠州的儒学類書籍较多,蓬莱、黄縣的善書和醫書较多。在朝代分布上,光绪一朝刻書最多,年刻害量在13種,是刻書業发展到晚期的“回光返照”。清後期的家刻還呈现出一個新特點,即除了本土的刻書家族如海豐吴氏、福山王氏、黄縣丁氏、樂成孫氏、潍縣郭氏、日照丁氏、利津李氏、濟宁孫氏、褚城尹彭壽外,流寓山東或在山東為官者刻書亦夥,如太湖張承燮、河南扶溝柳堂、山陰陳锦、歸安丁彦臣、桐城方敦吉、閩縣冀易图等,體现了清後期山東刻書與各地刻書的融合與交流。山東清後期的坊刻,在坊铺和刻書数量上,均較清前期和中期有大幅增加。濟南府坊铺有近30家,東昌府坊铺達24家。随着煙臺的開埠,清後期的煙台坊刻最為興盛。莱州府、青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濟宁的坊鋪亦有相常数量。總的來說,清後期的山東坊铺已達97家,與江蘇整個清代坊鋪202家相较,已不相上下。清後期的宗教楼構刻書最為豐富。其中寺廟刻書6種,道觀書3種,教堂刻書最多,有7種,大多集中在青州與煙台雨地,反映了晚清宗教在山東的渗透。民間团體刻書亦有发展,以慈善组織为多,所刻以醫籍、善書為主。本文的第五章《清代山東刻書的餘波》,討論在清代山東刻書日趨没落的情沉下,民国山束刻害猫在相常畏的一段時間内,壑持亚延續着這一傳统的印刷技藝,產生了褚多藝衍精品。民国畴期山束的私家刻害主要内容還是持文集,经部书有日照丁以此《毛诗正韻》；史部有膠州柯昌濟的《殷虚書契補释》,静鸿磐撰《方舆考證》,高唐田士懿所刻三種有關金石学的著述；子部害中,樂镜宇創辦的济南宏濟堂藥店刻有《宏濟堂藥目》,最珍稀者當為畏山養正堂刻《續学统》。這一时期受石印、铅印、珂羅版印書的衝擊擎,傳统的雕版印刷業逐渐退出歷史舞臺。官刻書由於動荡的社會状况而刊刻極少,坊刻是新技術的最先受益者,故以雕版印刷的坊鋪寥若辰星。宗教機耩刻書,最著名者當属济南萬國道德會。慈善機耩刻書数量亦较清末大為減少。但此期還是產生了諸多具有藝衍價值的名品,如滕縣生克昭北平法源寺刻《[民國]續滕縣志》五卷和《滕縣生氏族藉》四卷,非常精美,是民國山東刻書的代表之作。最有名的是张宗昌皕忍堂刻《唐開成石壁十二經》和《重刻武經七書》,兼具版本、藝衍、文献等多重價值。這與當時崇尚精審、雕摩精细的刻書風尚有關。二書由陶湘經營,沿其精美一路,為山東刻書劃上了一個圆满的句號。本文的第六章,在前五章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述了清代山東刻書的特色,即刻書数量龐大,地域分布廣泛,刻書品類豐富,經学、小学、金石、文学见長,以家大族刻書為主。對於清代山東刻书的社會意義,除了保存山東文献、促進書籍流通之外,着重探討了刻書對学術发展的推動作用,對全國刻書風氣的影響。同时,刻書保存了大量的刻書史料,對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清代山東刻書與江南刻書比较,亦有不足,如刊刻叢書不发達,高層次的出版物少,而這正是山東未能成为清代刻書中心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