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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钧诗笔 裁伪存真——许永璋的杜诗研究探微
- 作者： 暂无 来源： 杜甫研究学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许永璋 以诗论诗 杜诗研究 以杜注杜
- 描述： 许永璋先生是20世纪杜甫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他生前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杜诗是他一生不解的情结。在他相关论著中，其“论杜”时所表现的入其境而写其心的情怀、“解杜”时对“虞山笺”的重视及其发展、“品杜”时借用桐城文法对杜诗格调辞章的分析、“和杜”时体现的以诗论诗的新创思，均能裁伪存真，而独标一格。在许先生丰富的杜诗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就是以诗人的生命融织于学术研究之中，无论其以杜注杜，还是以诗论诗，均显示出特有的诗学生命与诗意风采。 [关键词] 许永璋 杜诗研究 以杜注杜 以诗论诗 先父许永璋先生（以下为了行文规范，统称“许先生”）一生致力于唐诗研究，尤精于杜诗研究，曾在南京大学主讲“杜诗”十年，出版《杜诗名篇新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简称《新析》）、《许永璋唐诗论文选》（以杜诗研究为主，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简称《论文集》，以下凡引此两书处仅注明页码）等著作多种，发表有关杜诗研究论文数十篇，曾在杜诗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刘明华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文中将百年杜诗研究分为三代人，第一代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等，第二代则有萧涤非、程千帆、傅庚生、许永璋等。许先生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发表研究杜甫的文章，一直延续到世纪末，刘文所揭及定位，宜为历史事实。然同一代学者，其研究又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风格，这也正是学术生命之所在。许先生之论杜、解杜、品杜、和杜，最突出的就是以诗人的生命融织于学术研究之中，无论其以杜注杜，还是以诗论诗，均显示出特有的诗学生命与诗意风采。这也是本文不以“综述”而以“探微”命题的原因。 一、论杜：入其境而写其心 许先生是位诗人，一生与诗作伴，他的杜诗研究，是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而入其境写其心的。他在《题杜子美像》诗中写道：“白发青衫硬骨头，万钧诗笔压千秋。”又有《论杜诗六绝句》之六云：“存真裁伪复何疑，祖述先谁欲问谁？玉振金声寥亮处，多师还拜杜陵师。”其中“万钧诗笔”与“裁伪存真”，既是许先生对杜诗的赞许与评价，也是他自己论杜的精神与法则。 在《杜诗名篇新析》中，许先生评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云： “论诗之要，在于先入其境。人其境而玩索之，出其境而品评之，则必能搔着痒处，而免遭隔靴之讥。作诗忌境隔，评诗忌隔境。原诗本隔，而强使之通；或原诗不隔，而解之使隔，皆解诗者之大病。” （第7页）所谓“人其境”，要在“写其心”，即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正因如此，许先生论杜于诗境精微处，不吝词笔，婉转阐发，深入其境（详后）；而于明达处，则从“顺”而不从“逆”，依“常”而不依“变”，防止故为深解，以致隔晦。如《秋兴八首》之八“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句，注家多称“倒装法”，即“红豆则鹦鹉啄余之粒，碧梧乃凤凰栖老之枝”，而许先生则从王嗣奭《杜臆》谓此二句“所重不在鹦鹉、凤凰，非故颠倒其语，文势自应如此”说，认为“真有鹦鹉、凤凰，未免板滞。盖举鹦鹉、凤凰以形容红豆、碧梧之美，且以自喻，并非实事”（同前210页）。又如《晓发公安》诗为拗律，明末萧云从《杜律细》以平仄用转音，改拗从顺，将诗中七拗字，均改动平仄，以求全谐，反增诗境之“拗”。对此，许先生说： “此诗拗处，四声交错：欲，人声；罢，去声；方，平声；昨，人声；态，去声；自，去声；已，上声。高低相形，长短相间，起伏蹉跌，正是杜公此时心律不齐之反映，强使之顺，反失其真。”（同前237页）声音通于心志，此诗人三昧，不可不察，亦不可强解。而由诗境到诗心，看许先生之论杜，不仅宜于细处察微，更当在大处着眼。综观他的杜诗研究，可以“时”“空”观作一鸟瞰。 就空间意识而言，许先生论杜最重其“高”、“大”二字，其中高远之志与博逸之境，尤为重要。杜甫何人？杜诗何为？日“圣”，是“诗圣”。何谓“圣”，“大而化之之谓圣”，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就是杜诗“集大成”说的源头。杜诗之“圣”，在“高”，有高远之志向，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大”，有博大的心胸，所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而在“高”“大”之外，结合许先生论杜，我们认为还有一字，那就是“狂”。所谓“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何其狂放？许先生曾论历代注杜家之“三失”，首在“儒家思想之牢笼”，次在“忠君思想之强制”，再是“诗史美称之拘泥”（详见《略评（杜诗详注）》，《论文集》151页）。特别是第一失，戟指历代注家多视杜公为恂恂儒者，其实大谬不然，殊不知杜公嗜酒纵情，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少年风华，又有“儒冠多误身”的叹息。是故不“狂”，何以游心于杜府；不“大”，何以人杜之堂庑；不“高”，何以窥杜诗之阃奥。值得注意的是，许先生亲近杜甫，是与他的高、大、狂的禀性有关，他嗜杜、习杜、论杜，是出自一颗朝“圣”之心的。在他自编的《一炉诗钞》中，首篇就是《读杜子美集》：“万卷书撑腹，一枝笔有神。相逢诗世界，千载益情亲。”而卷末《自书（一炉诗钞）后》诗云：“一炉安置久，能否一炉熔？今古新陈杂，殷周唐宋宗。欲寻天外径，惟见蕊中蜂。遥问成都客，巫山十二峰。”诗中的“成都客”，指的是杜甫，这就是许先生论杜的情怀，是与杜公所作的“怅望千秋”的心灵对话。 杜诗之高大，还在其奇傲之志与博大之爱，这里深含着渊久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重“山岳”，杜诗篇章多“登高”，这并不是偶然巧合，因为中国文化（华夏文明）形成于两座“圣”山之间，是“从‘神山’到‘人（仁）山”’，即由“昆仑”到“泰山”。在昆仑山有传说中的“伏羲氏”等大神，造文字，制服饰，画八卦，判阴阳；而泰山之尊，始自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仁者乐山”，中华文化核心之“仁”由此崛兴，而到汉武帝泰山封禅，且“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泰山之尊，孔子之圣，乃始至不祧。其实，所谓神山昆仑与仁山泰岱，已为文化象征，乃文化昆仑、文化泰岱而已。许先生曾撰有《遥望岱宗》诗云： “岱宗遥望同丘垤，未觉神州独此尊。造化钟灵人杰在，名山圣哲两依存。”诗的前两句写实，乃物质之山，后两句提升，乃文化之山。“名山”与“圣哲”虽相依存，然“因”在“圣哲”，“果”成“名山”，若非孔子，何有人们眼中的“巍巍乎泰山”？而许先生的诗眼，又从孔子之圣，自然牵转到杜公“诗圣”，朝圣之心，已隐然其间。正因此，他的《杜诗名篇新析》 （即杜诗讲稿）首选杜甫《望岳》，虽属编年体，其实也兼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意。在许先生的《讲杜诗六绝句》之一诗中阐明了这层意义：“杜陵诗卷映丹心，吐纳芳馨漱古今。欲酿菁英成醴液，先登泰岱宴高林。”结合他的创作再看其对杜诗《望岳》的探讨，是具有整体意味的。在《说杜诗（望岳）》（原载《文学评论》，后收入《论文集》63页）一文中，许先生通过对历代“神游”、“写意”说的考察，提出“诗题之迷惑”、“末联之虚摹”与对写实精神的“不理解”三层辨析，并通过与杜诗另两首《望岳》（华山与衡山）的比较，而阐发这首诗“登岳而望”之意义，诗境诗心，因之而昭彰。在许先生的杜诗论文中，分析过多首“登高”诗，这一偏嗜，即登高望远，内含了他的诗心、诗眼，更是其论杜的视野。 论杜诗重登高而“望”，更重以“心”击“境”，要在心灵的贴熨。从时间意识来看，许先生一生坎坷与杜公平生苦心相契，固属人生之不幸，然却成其学术之幸。因为论杜不知其“艰难苦恨”（杜诗“艰难苦恨繁霜鬓”），不解其痛疾世事（杜诗“盗贼本王臣”），何以得其“心”而入其“境”？不得其心，不入其境，又焉能体察到杜公诗艺中的“沉郁顿挫”之风格？推而言之，平淡乏味之人不可论杜，甘怡肥秾之人不可论杜，位高禄厚之人不可论杜，宽裕闲适之人亦不可论杜。论杜解杜，要憔悴中有气骨，要狂放间寓苦心。许先生有论杜绝句《题杜子美像》（此诗为其平生所爱，现题刻于他的墓碑背面）： “白发青衫硬骨头，万钧诗笔压千秋。可曾沥尽丹心血，彩翮依稀十二楼。”是论杜，亦自喻。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中有名言“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歌咏的是楚人宋玉，即此诗首句“摇落深知宋玉悲”。对此，许先生品析云： “怅望千秋”，言尚友之古人已不可复作，故难禁“一洒泪”；“萧条异代”，言宋玉萧条于前代，己则萧条于今代，同调而同一萧条，同心而远离异代，这比陈子昂“前不见古人”之空怀古人，尤为悲怆。（《新析》191页） 近古之视远古，亦如今人之视近古，洒“泪”之由，在一“悲”字，杜公言宋玉之“悲”，自况而已，许先生论杜诗之“悲”，亦饱含其人生的悲怆之意。他曾有诗自述其意：“平生嗜好无三种，工部诗篇后主词。故遣画师图二妙，萧条异代合同时。”（《题杜工部李后主合图》）诗圣杜甫与词王李煜，皆同一“悲”字，是由个人遭际之“悲”推扩于“悲天悯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