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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 作者： 暂无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 描述： 口陈仁德 1972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的思想被完全统一起来，除了永无休止地高唱阶级斗争战歌外，很少有人去独立思考过任何问题，尤其是学术问题。“文化旗手”郭沫若此前推出了他的历史学新著《李白与杜甫》，在这部新著里，郭沫若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将杜甫划成了地主分子，将苏涣划为造反诗人。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当局的高度评价，使他在学术上的地位登峰造极。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就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受知于毛泽东，奠定了他作为最大御用文人的地位。那篇一万六千余字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中共的文件下发，要求每个党员学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被其奉为祖师的马克思列宁的单篇著作，也没听说过作为文件下发的。《甲申三百年祭》从此成为中共的经典，人们除了怀着虔诚的心情去学习外，绝不可以对其有丝毫的置疑。 不可思议的是，1972年6月的一天，四川泸州一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竟非常认真地写信与郭沫若商榷《甲申三百年祭》，并挂号寄给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这种在常人看来极不对称的举动，在举国若狂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恐无第二例，足见作者的风骨绝非常人可比，令人肃然起敬。 这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叫胡惠溥，让我们先对他做一个简介。 胡惠溥名希渊( 1916-1993)，泸州硕儒前清举人李赦虎高足，博闻强识，学问渊深，精于诗古文辞抗战时受知于章士钊，邀入著名学术团社“饮河诗社”。1949年后在泸州四中任教，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以“穿长衫，厚古薄今”之罪失去公职，从此备受饥寒，先后经历子夭妻亡之痛，孑然一身，苦不堪言，因无居所，被迫栖桥洞十年。然始终不坠其志，日夕吟诵，篇什千百。我曾撰长文《桥洞下的悲怆诗人》述其行状，兹略引数段以见其当时之困境： 胡先生凭着每月7.50元的救济金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极其艰难地生存着，他一生只攻学问，不善炊事，连面条也不会煮，一日三餐，全在外面吃馆子。那点可怜的救济金平均每天只有二角多钱（还要用于衣物医疗等其他开支），又能在馆子里吃什么呢？所以他经常饥肠辘辘，何谈营养。 永丰桥下穿桥而过的溪沟是泸州城的一个大排污沟，腥秽的污水终年不断，臭不可闻，孽生出许多蚊蝇。 永丰桥是泸州的南大门，每天下半夜开始，便有络绎不绝的汽车轰隆轰隆从桥上开过，在桥洞下形成很大的回响，根本无法得到安宁。 永丰桥下没有电源，所以仍以油灯照明。 胡先生——一个不可多得的博学夫子，就孤苦伶仃地住在这里，他的居处以桥面为屋顶，倚桥墩为壁，与洞穴没有什么区别。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会落到这步田地，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胡惠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日日尚且为衣食发愁的时候，偶然读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竟然忘却身边的～切，就在桥洞下援笔作书，与郭氏做学术之商榷。 胡惠溥起笔即写： 沫若先生：近读大著《甲申三百年祭》，赞开国之大策，非前此以考据为考据者所能望见，佩服佩服。惟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窃谓李自成之覆亡，与李岩之不得竞其用以死，均系非常问题，因就大著籀绎之，管中一斑，疑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郭沫若原文：“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本文笔者） 除了礼节性的客套话，就直接点出“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亮出了不同于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虽仅十三字，在举世皆将李自成捧为圣人的时代，却极为难得，较之郭沫若文中所称“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却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相去远矣，殊可玩味。 接下来胡惠溥就郭沫若原文进行梳理，简述了李自成起兵以来直至登极的过程，认为郭沫若的行间字里所描述，正是告诉读者，李自成之义军“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这里的始终，始于李自成起兵之崇祯二年，终于李自成登极之崇祯十七年，事实亦正是如此。但是，郭沫若在后文却说：“在崇祯十三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气象迥异于前。”（郭沫若原文为：“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胡惠溥认为郭沫若此说与上文“似相背驰”，即上文告诉读者的是“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而此处却定论为“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胡惠溥为了说明李自成并非自崇祯十三年便“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详细论述：“鄙意当时情况，当必遍地皆饥民，遍地皆在饥民唐集群、即起义之声势笼罩中，至于明室将佐，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皆赐死、自杀、阵亡也！其余如杨嗣昌、熊文灿等，平时但知睃削元元，交绥则惟望风逃遁耳，故李自成所据各省，必有多数明军已撤退之州县，而李自成兵力未达，仅属遥为号召者，既属遥为号召，则税收、生产、社会秩序、设官守土等方面，必不遑计及，虽冲要四达之地已设官守土矣！恐亦着眼在战略重点上之部署而已，且此种州县，李自成所据各省当必不多。” 将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与胡惠溥之上述观点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后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此等问题，在一般读者眼里往往一晃而过，不会引起重视，而在胡惠溥眼里却没滑过去，这是需要何等的眼力。胡惠溥接着针对郭沫若的“似相背驰”理直气壮地说“恐鄙说未必遂非”，并指出郭沫若“盖论人阶段不同，行文之重点遂不同，故虽同一事也，而详略与扬抑之词，亦不能遂无毫发爽”。读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胡惠溥之说理婉转而达意。 为了进一步论证李自成“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胡惠溥一气说下去：“李自成起义十余年矣，攻下之地亦多矣，岂止河南湖南陕西山西等地，乃从未闻郑重宣示坐镇之地，并明白规划其他地区从属之系统，虽有时亦似命将出师矣，其实所谓命将者，仅李自成大军之先头部队耳，所以起义十余年，皆系一军独将，故往攻北京，全部数十万大军亦与李自成同住，即此足以见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而其于攻下之地，盖亦旋得旋弃，或则虽下径过，或则不下绕过，尚不仅攻下之地未能皆利用之也，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之大集合体。此种略具雏形之政治机构，当过大胜利之到来，上下何能免于纷纷然与昏昏然。”此等论述，有理有据，酣畅淋漓，引人入胜，至此，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之说被彻底动摇。 对于李自成的覆亡之因，胡惠溥认为关键所在，乃是“未能干政治体制有所演进”，为此，他分析了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起义之始，都是因为朝廷“权门朋比，世胄高位，于是用人惟亲，英才沉屈，而又有非常之饥馑与暴政以驱之”“以故饥民反暴，纷然四起，为救死而与当时之政府斗争，此种最初本部原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之饥民反暴，其斗争形式，自必发展成为流动之战术——此种战术，与起义军同时并生，亦同时发展壮大——唯是起义军之力量，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胡惠溥在这里提出的“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是极为中肯的批评，可谓独具只眼，见解不凡，所谓“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即“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如何演进？是个极大的课题，超出了与郭沫若商榷的范围，故胡惠溥除了批评“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外，未再详论，可以理解。 胡惠溥的文章有几个特点容易被现在的人忽视，兹略做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胡惠溥自“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无赖之徒将家藏数千卷典籍攫走后，手中便无书可考，此后的所有写作，但凡涉及典籍，全凭记忆，好在他少年时便遍读经史子集，大脑里有一个他人攫不去的“图书馆”，他后半生凭记忆引证的典籍，经好事者核对，与原文无丝毫差错。此文所涉历史人物事件，除了郭沫若原文所载，全是胡惠溥记忆所及，故他亦自谦“深惭腹俭”，从兹可见胡惠溥的博学绝非当今那些所谓国学大师们所能望其项背。 其次，胡惠溥身处困境，朝不保夕，而其志仍在云霄间，当神州万马齐喑之时，他居然在桥洞黯淡的油灯下挥笔著文，“不自量力”地与炙手可热的“文化旗手”郭沫若做学术商榷，而商榷的内容又是被奉为经典的《甲申三百年祭》。姑不论其文章的价值如何，仅就其襟怀与胆识而言，已足以令当时那些天天高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人学者们羞愧汗颜！他所折射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
- 论汉代“顺权和合”的政治文化生态及对艺文之影响
- 作者： 暂无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 描述： 汉朝汲取秦亡国之历史教训和借鉴三代治国经念道儒接续，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了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朝；黄老；儒学艺文；文艺；和谐。 【作者简介】谭立，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信息工程学校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汉初立国，颇思三代故事，复省暴秦之亡。贾谊言之，“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待也”。 一舟既覆，足以警人。为免蹈强秦之覆辙，权变其法，改驱民奔劳为养民守业，势在必行。《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日：“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高祖本纪》：“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初治国，充分考量前代行政得失，民心向背，以安稳为要，先行黄老。《汉书·外戚列传》日：“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辅以激励措施，《汉书·儒林传》载：“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大乱之后，民心思定。帝王德化其民，率先垂范，崇尚恭俭，民众摆脱暴政烦苛，安居乐业，经济逐步恢复并走向繁荣。《汉书·文帝纪》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结和亲，后而北约入盗，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 贾生日：“劳民之易与为仁。”疲敝民众所求至微至陋，汉初国策，循依三章约法顺民意得天下之例，军政不扰人民，使之休养生息；设礼仪，置行政，封疆土，慰功臣，是以天下臣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此顺天应人之举，颇得民心。天下历“文景之治”，万民称颂汉德，奠定了汉代四百年基业，且为武帝隆儒，以进一步增强国力创造了条件。由此看来，提倡“不折腾”理念虽属老聃，实行“不折腾”政策当首推高祖。 在执行与民休息国策的同时，制定礼乐制度，完善社会政治体系。《史记·乐书》载：《传》曰：‘制定功成，礼乐乃兴。’”汉朝国事甫定，高祖首倡礼制，使叔孙通创制度，垂典后世。《汉书·高帝纪》载：“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书·礼乐制》载：“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 汉朝制礼，汲取前朝速亡之教训，文武相兼，尤重文德，辅以武威。《资治通鉴·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中》载：“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儒生三十余人。”[13]孔子儒宗，鲁儒生之祖，生不逢时犹拳拳于以儒道辅政匡时，致君尧舜，今者占尽天时、地利、人望。《汉书·儒林传》曰：“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叔孙通制礼仪，首用鲁儒生，是为遵循古制，重显纯儒，示之运承三皇五帝先圣正脉，以正天下视听。万民素仰慕古道，向往人君广施仁政以德服人，任其安居乐业，是谓王风民草，众望所归。《汉书·刑法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大局初定，其行政须文武兼备，德刑并举，若失刑罚，难免作奸犯科凌上为乱又起，故此叔孙通制礼，杂以秦制，非为倚重，实乃有以警示。 制定礼仪的指导思想，乃秉承上古传统，在一个“争”字上着眼。汉朝谋国者对于“争”的利弊以及一系列结果有着充分的引证研凿，并以战国、秦朝故事加以验证，由此形成了至为深彻的理解。 《史记·礼书》曰：“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在此，着重分析礼制产生的原由乃是人欲之无止境，因此产生激愤与争斗，进而演变为动乱、战乱和征伐，自此丧失天下太平，甚者，常可致君臣失序，国祚堪危。《后汉书·礼仪》曰：“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如此关涉邦国安危、万民福祉的要政，必然引起谋国者高度重视。 “争”既是万乱之源，故此“止争”为治国要术。如何止争，因应之法首在黄老、儒学。黄老尚无为、不争，其利在于大乱剧变之后有以安民心、复元气；其弊在于积久往往导致民心散涣，国政疲懦，难于保民长远，且少专门论及家庭人伦日常行止，失之粗疏虚泛。儒学具源远流长之“六艺”经典，凡是人伦自然，天同覆地同载，无所不及。自生至卒、自己至人、自家至国均一一宗核名实，兼顾靡遗，是谓根深叶茂，广为熟稔。《汉书·儒林传》述日：“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渚，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于是乎，“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19]。窦太后既崩，武帝审时度势隆推儒术。儒虽难进取，可与守成，相对于黄老略为精进。武帝此举为考量国是民愿，作根本性国策制定，乃时代中进一步深根固柢的明智之举，并于西汉中叶做逐步完善和固定。 黄老以自然无为止“争”，儒学以礼义中庸制“争”《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撰《法言》曰：“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汉书·礼乐志》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先王耻其乱也，古制雅颂之声，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圣王之道在于肃承天命，抚辑万方，混同一体，无所偏倚。儒学中庸之法，进而不过，退而不萎，中正和谐诸方兼顾。 王德如风，民偃如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书·儒林传》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若逢甘霖，就此生机勃勃，诸多学者以此显贵。“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汉武尊儒之后，六经博士峨冠博带，轩恢隆赫，“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以合众声于中和为国家长安久治之根本，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的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贯穿于有汉一代及后世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中，并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深远影响《后汉书·礼仪》云：“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以扬雄为例，扬雄唯乐研习纯正经典，非圣不好，拂意不事，处处讲究中和纯正，撰有《法言》。史载：“《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第四……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撰《先知》第九。”纵观扬雄，自少及长，在野在朝，是为承接传统儒家文化，心绪端正，目标明确，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之醇儒，嗜经典、崇圣贤，慕相如，惜屈子，兼好辞章。扬雄既为庙
- 白话文运动中的周作人
- 作者： 暂无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 描述：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太史公终也离不开史官之位和先人的遗命。周作人最后一部著作，是篇幅最长的《知堂回想录》，也竟得自机缘。1966年1月周作人为该书所写后序中说： 我要在这里首先谢谢曾聚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