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思齐

作者： 周桂钿   来源：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图书

描述： 本书收录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组织的“儒学讲坛”讲座15篇，这些文章均来自我国当代著名的儒学大师的讲座报告，根据录音整理，如牟钟鉴、楼宇烈等，这些文章分别就儒学、儒家、国学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浅析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者： 尚玉萍   来源： 吉林教育 年份： 2016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矛盾的主要方面   特殊对待   次要矛盾   不等于   术业   客观具体   闻道   相关理论   个体差异性   性差异  

描述：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基础,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体现,同时这也是科学辩证的方法论,因此长久以来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在运用此方法论来分析具体问题时,一定要首先分析客观具体实际,而决不能脱离它,不能人云亦云,生搬硬套理论。本文通过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在孔子的“因材施教”教学思想中的体现,旨在探析其实践意义以及对于现代教学的

闻道子讲道精华录

作者：   杨闻道   讲     张剑琴   记录   游初白纂辑   年份： 1939 文献类型 ： 图书 关键词： 关系   佛教   儒家  

描述： 出版年据张菊人序:分上、中、下3卷。上卷释儒，有“三教旨归一本论”，“释河图洛书变化之理”，“释儒家求仁之义”等篇。中卷释佛，包括“解说佛家证登彼岸要义”等。下卷释道，含“道家清净经精义概说”等篇。

听禅闻道静思圣地

作者： 暂无 来源： 走向世界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咨询机构   生活节律   企业文化   企业系统   城区   儒释道   僧人   流动   月亮   成长历程  

描述： 生活是流动的,在遇世事纷扰时不妨行走在南山绚丽风景间。这里有北山南影的奇景,有高出城区1 000倍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听不到城市的喧闹及无聊电视嘈杂,但却能听得兴教禅寺的晨钟暮鼓声及僧人的诵经声

听禅闻道静思圣地

作者： 暂无 来源： 走向世界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生活是流动的，在遇世事纷扰时不妨行走在南山绚丽风景间。这里有北山南影的奇景，有高出城区1000倍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听不到城市的喧闹及无聊电视嘈杂，但却能听得兴教禅寺的晨钟暮鼓声及僧人的诵经声，也能听得圣水泉潺潺的流水声、蝉声、鸟声、犬吠声；在这里自然会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律，慢慢体会生活的细微之处；置身其间可以抚摸风的流动，倾听植物的对话，欣赏久违的星星与月亮；登高处还备有“儒释道”的圣贤书和佛曲，享一盏温馨禅茶，执一份安然自在，抛却忧思，任梵音袅袅，红带飘飘，与祥和在心间。这一切，无需寻觅，尽在济南红叶谷内博通三学院。

听禅闻道静思圣地

作者： 暂无 来源： 走向世界 年份： 2013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生活是流动的，在遇世事纷扰时不妨行走在南山绚丽风景间。这里有北山南影的奇景，有高出城区1000倍的天然氧吧；在这里听不到城市的喧闹及无聊电视嘈杂，但却能听得兴教禅寺的晨钟暮鼓声及僧人的诵经声，也能听得圣水泉潺潺的流水声、蝉声、鸟声、犬吠声；在这里自然会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律，慢慢体会生活的细微之处；置身其间可以抚摸风的流动，倾听植物的对话，欣赏久违的星星与月亮；登高处还备有“儒释道”的圣贤书和佛曲，享一盏温馨禅茶，执一份安然自在，抛却忧思，任梵音袅袅，红带飘飘，与祥和在心间。

闻道思齐 “儒学讲坛”系列讲演录 第2辑

作者： 周桂钿   刘丹忱执行   来源：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份： 2012 文献类型 ： 图书 关键词： 研究   儒学  

描述： 本书收录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组织的“儒学讲坛”讲座15篇，这些文章均来自我国当代著名的儒学大师的讲座报告，根据录音整理，如牟钟鉴、楼宇烈等，这些文章分别就儒学、儒家、国学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闻道思齐 “儒学讲坛”系列讲演录 第3辑

作者： 周桂钿   李春颖执行   来源：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份： 2017 文献类型 ： 图书 关键词： 图书   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  

描述： 本书收录国际儒学院举办的“儒学讲坛”11篇讲稿，演讲者为海内外中国哲学界著名学者，内容主要涉及新儒家思想，儒学与宗教，郭店竹简等儒学热点问题。

闻道思齐“儒学讲坛”系列讲演录 第1辑

作者： 周桂钿   来源：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图书 关键词： 研究   儒学  

描述： 儒家学说的“实践个性”是什么？关于《周易》，有“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之说，那么《周易》又包含了那些政治智慧？儒家在未来又将如何发展？新入学的现代走向又将如何？，等等。《“儒学讲坛”讲演录》一书将这些问题为您答疑、解惑。当前国内、国外的知名儒学学者、教授又是如何看待上述这些问题的？他们是如何从理论和现实这两个视角来诠释这些问题的？《“儒学讲坛”讲演录》一书就为您提供了一个与当前学界的国内、国外从事儒家学研究的打架、学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诸如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宋志明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等。让您聆听他们的心声，感受他们“仁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情怀进一步关注儒家的弘扬与发展。

元朝那些事儿

作者： 暂无 来源： 特别文摘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文／陈冲 现在很少有人说元朝的事儿了。从现代的眼光看，元朝的那些事儿说不清了。那些事儿越来越被某种东西遮蔽着。 以郭守敬为例，这位中国古代的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学家，倒是早已经著名了，不过也并不比另，外一些古代的科学家更著名，反而相对来说较少被人了解。中国的其他古代科学家，各有各的局限性，而普遍存在的则是科学思想的局限性。比如李时珍，他的《本草纲目》里，居然也收录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或者说充满“玄幻”色彩的“药”。另一位古代天文学家石申，战国中期魏国人，创制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星表，同样享有以其姓名命名月球环形山的殊荣，但同时又是一个“星占学家”，《汉书·天文志》中引述石申著作片断，即有“枪、檀、桔、彗异状，其殃一也，必有破国乱君，伏死其辜，余殃不尽，为旱、凶、饥、暴疾”之说。实际上，在各个封建王朝中，都设有“钦天监”一类的机构，“天文”和“星占”，是这类机构共有的职责，“星占学”简直就是“天文学”的一部分。唯独在郭守敬那里，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正相反，在参与创制新历法的过程中，他不仅创制了多种精度极高的仪器来进行天文观测，而且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总共二十七个天文观测台点，同时对相同的项目进行观测和记录。我不知道当时对这种科学思想是怎样表述的，但今天来看，它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当地吻合，同样地强调“可重复性”和“可以证伪”。而这，正是他为世人所不容之处！即便是今天，到网上对“实证科学”进行搜索，在所能得到的词条中，介绍、宣传实证科学的极其少见，大量的却是对它的质疑、歪曲，或者以“最新科学成果”批评它的“局限性”。所以，在我看来，郭守敬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具有实证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在西方的“德漠克拉西”传人中国之前，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历史是在埋没千千万万失败者之后书写的。郭守敬不应是唯一具有这种科学思想的科学家，但他确实是唯一有机会把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成功的人。为什么他“有机会”？就因为他生活在元朝初期。那是一个很独特的“大环境”。那时候发生了一些别的时候没有发生、不会发生的“事儿”，这些事儿散见于各种史籍史料，但是从来还没有被现在的人认认真真、正正经经地“说道”过。 比如郭守敬的老师刘秉忠。郭受教于刘的时间很短，但刘确实是郭的“恩师”，因为是他把郭守敬推荐给张文谦，稍后张文谦又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可是，怎样介绍、评价刘秉忠呢？刘秉忠生于公元1216年，卒子1274年，与赫赫有名的文天祥同时代。文天祥以“民族英雄”名垂千古，妇孺皆知，但从另一面看，他的一生对历史的发展几乎没什么影响。刘秉忠正相反，他的一生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既是元朝政治制度的设计者，也是元大都的设计者。今日北京的大格局，即出自他对中国王朝礼制的完美理解。但是，如果你到北京大街上拦住十个行人问一问，能有两三个知道刘秉忠是谁的就算不错了。没有把他列为“汉奸”，就得算是他的万幸。 实际上，我们的历史对忽必烈相当地“轻描淡写”，远不如对成吉思汗那样浓墨重彩。我们的历史总是在强烈地暗示，成吉思汗从东亚打到西亚再打到欧洲打到非洲，是“代表”中国在打，是一度把中国的版图扩大到了哪里哪里。其实那时的成吉思汗跟“中国”毫无关系，甚至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兴趣。成吉思汗的一生中，除了“西征”，主要就是与西夏之间的战争和与金国之间的战争，与南宋之间只是偶有一些局部的战争。直到公元1227年去世，他刚刚完成了灭亡西夏的计划，而灭亡金国的计划，是在他死后七年，才由他的两个儿子窝阔台和拖雷完成的。到拖雷的儿子忽必烈建立“大元”，已经是公元1271年的事了，距成吉思汗于1204年建立“大蒙古国”，已经过去了六十七年，中间经历了四个大汗，他们得到“中国”模样的“庙号”——元太祖、元睿宗、元太宗、元定宗、元宪宗，都是“大元”建立以后追授的。元世祖忽必烈才是真正“入主中原”后的元朝的第一任皇帝。中原的“天下”是他打下的，他作为元朝皇帝，其权威性无可置疑，金口玉言，说了算数。但是这之前，他作为“大蒙古国”大汗的地位，却是来路不正，按该国的体制，是不合法的，所以从未被有些汗国所接受、承认。他在中原坐稳了江山，和塞外的一些“汗”们却始终处于谁也不服谁的战争状态，而且即使打赢了战争也不等于胜利，因为他这时的敌人是真正的蒙古人，他们在吃了败仗以后，会带着所有的军民牲畜远遁而去，只留下一片荒野。忽必烈就是在这种二元角色之间，掌管着他的江山。他既是成吉思汗以来“大蒙古国”最高领袖（大汗）的继承者，也是夏商以来“中国”十几次“改朝换代”后又一个新王朝的开国之君。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同～个人很难把这两个角色都扮演好。他在这个位置上做了各种各样的事儿，被留存于史籍史料，而在历史的“定型”和普及过程中，这些事儿有的被放大，有的被淡化，有的被遮蔽。在有些史家笔下，他被指“穷兵黩武，毫无文治”，但也承认他在兴修水利方面成绩“颇可称道”。重水利缘于重农事，重农事缘于重民生，却不算“文治”？他的宗教政策很少被说到，因为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像元朝那样对天主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开放过。 一些史家总结他得以入主中原的原因，是因为他善于笼络汉族士人，用其所长，但同时又指责他搞种族歧视，将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把“色目人”排在第二，今天会让一些人很不舒服，但读当时的记载，确实可见不少显赫的“畏兀儿”人，而郭守敬在创制授时历时选任的首席建筑师，就是一位尼泊尔人。一方面指责他看不起文人儒士，实行“八娼九儒十丐”的歧视政策，弄得斯文扫地。元初把“儒”列为真正的臭老九那段时间，正是郭守敬“有机会”施展抱负取得成功的时间，等到元朝后来的皇帝明白了尊孔的重要，去给孔林修围墙时，也正是郭守敬的成果被封杀、仪器被毁弃乃至“后世不可考”的时候。至于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历史”交的是一份不折不扣的白卷。 （摘自《散文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