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顺权和合”的政治文化生态及对艺文之影响

作者： 暂无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汉朝汲取秦亡国之历史教训和借鉴三代治国经念道儒接续，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了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朝；黄老；儒学艺文；文艺；和谐。 【作者简介】谭立，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信息工程学校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汉初立国，颇思三代故事，复省暴秦之亡。贾谊言之，“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待也”。 一舟既覆，足以警人。为免蹈强秦之覆辙，权变其法，改驱民奔劳为养民守业，势在必行。《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日：“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高祖本纪》：“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初治国，充分考量前代行政得失，民心向背，以安稳为要，先行黄老。《汉书·外戚列传》日：“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辅以激励措施，《汉书·儒林传》载：“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大乱之后，民心思定。帝王德化其民，率先垂范，崇尚恭俭，民众摆脱暴政烦苛，安居乐业，经济逐步恢复并走向繁荣。《汉书·文帝纪》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结和亲，后而北约入盗，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 贾生日：“劳民之易与为仁。”疲敝民众所求至微至陋，汉初国策，循依三章约法顺民意得天下之例，军政不扰人民，使之休养生息；设礼仪，置行政，封疆土，慰功臣，是以天下臣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此顺天应人之举，颇得民心。天下历“文景之治”，万民称颂汉德，奠定了汉代四百年基业，且为武帝隆儒，以进一步增强国力创造了条件。由此看来，提倡“不折腾”理念虽属老聃，实行“不折腾”政策当首推高祖。 在执行与民休息国策的同时，制定礼乐制度，完善社会政治体系。《史记·乐书》载：《传》曰：‘制定功成，礼乐乃兴。’”汉朝国事甫定，高祖首倡礼制，使叔孙通创制度，垂典后世。《汉书·高帝纪》载：“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书·礼乐制》载：“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 汉朝制礼，汲取前朝速亡之教训，文武相兼，尤重文德，辅以武威。《资治通鉴·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中》载：“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儒生三十余人。”[13]孔子儒宗，鲁儒生之祖，生不逢时犹拳拳于以儒道辅政匡时，致君尧舜，今者占尽天时、地利、人望。《汉书·儒林传》曰：“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叔孙通制礼仪，首用鲁儒生，是为遵循古制，重显纯儒，示之运承三皇五帝先圣正脉，以正天下视听。万民素仰慕古道，向往人君广施仁政以德服人，任其安居乐业，是谓王风民草，众望所归。《汉书·刑法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大局初定，其行政须文武兼备，德刑并举，若失刑罚，难免作奸犯科凌上为乱又起，故此叔孙通制礼，杂以秦制，非为倚重，实乃有以警示。 制定礼仪的指导思想，乃秉承上古传统，在一个“争”字上着眼。汉朝谋国者对于“争”的利弊以及一系列结果有着充分的引证研凿，并以战国、秦朝故事加以验证，由此形成了至为深彻的理解。 《史记·礼书》曰：“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在此，着重分析礼制产生的原由乃是人欲之无止境，因此产生激愤与争斗，进而演变为动乱、战乱和征伐，自此丧失天下太平，甚者，常可致君臣失序，国祚堪危。《后汉书·礼仪》曰：“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如此关涉邦国安危、万民福祉的要政，必然引起谋国者高度重视。 “争”既是万乱之源，故此“止争”为治国要术。如何止争，因应之法首在黄老、儒学。黄老尚无为、不争，其利在于大乱剧变之后有以安民心、复元气；其弊在于积久往往导致民心散涣，国政疲懦，难于保民长远，且少专门论及家庭人伦日常行止，失之粗疏虚泛。儒学具源远流长之“六艺”经典，凡是人伦自然，天同覆地同载，无所不及。自生至卒、自己至人、自家至国均一一宗核名实，兼顾靡遗，是谓根深叶茂，广为熟稔。《汉书·儒林传》述日：“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渚，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于是乎，“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19]。窦太后既崩，武帝审时度势隆推儒术。儒虽难进取，可与守成，相对于黄老略为精进。武帝此举为考量国是民愿，作根本性国策制定，乃时代中进一步深根固柢的明智之举，并于西汉中叶做逐步完善和固定。 黄老以自然无为止“争”，儒学以礼义中庸制“争”《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撰《法言》曰：“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汉书·礼乐志》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先王耻其乱也，古制雅颂之声，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圣王之道在于肃承天命，抚辑万方，混同一体，无所偏倚。儒学中庸之法，进而不过，退而不萎，中正和谐诸方兼顾。 王德如风，民偃如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书·儒林传》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若逢甘霖，就此生机勃勃，诸多学者以此显贵。“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汉武尊儒之后，六经博士峨冠博带，轩恢隆赫，“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以合众声于中和为国家长安久治之根本，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的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贯穿于有汉一代及后世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中，并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深远影响《后汉书·礼仪》云：“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以扬雄为例，扬雄唯乐研习纯正经典，非圣不好，拂意不事，处处讲究中和纯正，撰有《法言》。史载：“《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第四……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撰《先知》第九。”纵观扬雄，自少及长，在野在朝，是为承接传统儒家文化，心绪端正，目标明确，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之醇儒，嗜经典、崇圣贤，慕相如，惜屈子，兼好辞章。扬雄既为庙

从一支笔向一支好笔转变 “中国制笔之乡”分水转型重道远

作者： 暂无 来源： 商务时报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牌或定牌加工为主，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我们只赚了20%，国内外的外贸企业却赚了80%，利润非常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分水制笔企业的订单少了1/2左右。正是这场危机，给了企业主们当头一喝。”邵

孔子是日本民族崛起的引路人

作者： 暂无 来源： 真情·下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感恩节来到了，与日本孔子庙的石川教授交谈起来，为什么中国没有感恩节？石川教授讲，中国应该跟我们一起将今天定为对孔子的感恩节，对大和民族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当属中国的儒家思想，给日本带来繁荣富强的应首数孔子，因为德川家康就是以孔子的思想统治一切，让日本江户时代度过二百年繁荣稳定的岁月，从此日本崛起成为亚洲的强国。所以说，孔子是日本大和民族富强的救世主。 记起我的好友、中国通的日本民主党前经济委员长说得好：东方红，太阳起，亚洲出了个孔夫子，他为人民搞教育，呼尔嗨哟，他是百姓的好导师。东方晓，孔子笑，他为东亚谋正道，忽而嗨哟，他是中日好领导。东方亮，儒教旺，他为日本指富强，忽而嗨哟，救星孔子放光芒！ 日本大儒商、软银金融大学的北尾校长在前不久的开学典礼上致辞：孔教儒学是日本人安身立命、走向繁荣的发动机。孔子对日本的影响比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哲学对日本的影响都大。日本儒教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国、家、人是道德的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推崇和恭宽敏慧，让人们加强教育并忠诚可信，以此来推广现代科学与进步。所以讲，日本人都是孔教徒。 从上所述，日本精神的儒教层是日本今天成功的基础，为温故而知新，我来叙述：孔子的影响与日本人的成功。 说起儒家思想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大致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当时，日本开始与中国交往，曾多次派出“遣唐使”访问中国。 “遣唐使”的重要使命就是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 随“遣唐使”前往中国的，还有一大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以日本人特有的勤奋精神，像蜜蜂在百花丛中采蜜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学成回到日本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致力于传授中国的文化精华，成为儒家思想的出色传播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中国的儒家思想，迅速在大和民族中扎下了根。到了日本的平安时代，儒教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教育界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各类学校，大都以孔子的《论语》作为主要教材。 从源赖朝建镰仓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日本一直是武士统治的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统治者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要求国民“为主尽忠”，死而后已，尚武勇，寡人欲，重廉耻，守纪律。这种武士道的精神，就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理论支柱的。孔子思想中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也成了日本民族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随着儒教教育的不断发展，日本各地的学校大多也以儒教教育为中心，并把《三注》、《四书》、《五经》、《列传》列入官方规定的教科书，其他书籍不得作为授课的内容。 到了江户时代，幕府正式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民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为普及儒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儒教在日本进入了全盛时期。德川幕府制定了将军、大将、士、农、工、商等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下层人士对自己的主子必须无限忠诚、绝对服从。 德川家康把中国南宋时期朱熹创建的儒教新体系引入日本，把“朱子学”定为官学，大量出版、发行《论语》、《周易》等书籍，并且录用了大批的儒学者，特别是重用了当时著名的儒学者藤原惺窝、室鸠巢等。德川幕府不仅在学术和教化上，而且在政务上都要征求、尊重、采纳这些儒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此时的日本，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从高等教育到初级教育，直至女子教育、幼儿教育，都是清一色的儒教。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封建体制瓦解了，儒教也首当其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追上西欧各国，积极引进西欧的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近代管理经验。但是日本政府在短暂的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要巩固新体制，光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首先征服人心，解决人心散乱的问题。而征服人心的最有效的武器，当属国民崇尚的儒家思想。 因此，新政府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引入新体制中，竭尽全力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候，政府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就利用孔子所倡导的“忠”、 “孝”等观念来控制国民的思想。 为此，政府还专门制定了三条政策：其一，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教育：其二，继续举行孔子祭祀典礼，把孔子神化：其三，大力开展儒教研究活动。这样，儒家思想再次走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设中。 那么，日本商人究竟从中国的儒教中受到了那些影响呢？ 首先是把“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极力倡导“中庸之道”，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劝诫人们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即使受到委屈，被人咒骂也不怨恨，不动怒。 政府推行孔子思想的要旨就是，培育民众的“和为贵”的思想，从而增强国家和团体的凝聚力和黏合力。日本商人把这些儒家思想导入企业管理领域，使之与日本民族高度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管理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日本民族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奉为民族精神的精髓，甚至把自己的民族称为“大和民族”；而日本的商人，则把“和为贵”的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从而成功地培育出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 日本的一些大公司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之余的时间，举办以厂为单位的职员联谊会或组织职员集体旅行，其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让员工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建立感情，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从而在整个公司中逐步形成一种亲密感、认同感和一种“和”的氛围。这和欧美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欧美人认为，每天都在一起上班，天天见面，没有必要再浪费个人时间去喝酒联谊，集体旅行。但是日本人却认为，这种联谊和旅行是十分必要的。老板意识到，这种集体活动是培养员工的亲和感，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广大员工则认为，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是员工的光荣和职责，谁如果不参加，不但会遭到同事的冷眼，而且在家庭中也会受到亲属的责怪。 由此可见，日本企业界相当重视企业内部的“和”，煞费苦心地维持企业内部亲密和谐的氛围。日本人不能容忍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缺乏集体精神的必然结果是自私自利。可以说，日本企业中没有个人主义和激烈的内部对立，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是日本企业最为突出的共性特征，而联谊会和集体旅行则是培育这种共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日本商人极力倡导老板与员工结成相依相辅、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它对内可以化解各种矛盾，增进团结，对外则有利于培育竞争意识，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对日本发展成为现在的经济大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次是把孔子的“礼治”、 “德治”作为企业的管理圣经。 所谓“礼治”和“德治”，是指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而是以“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也就是说，把礼义、道德放在办好企业的第一位，依靠礼义、道德教育使企业、机构变得办事高效率且员工充满活力。 日本商人十分重视这种“礼治”和“德治”。他们首先要求企业的员工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招聘员工时就非常注重道德品质方面的考核，并从他们进厂的那天起就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重用时，更是把道德素养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相对而言，欧美企业是“重才不重德”，选拔人才侧重于才能，不太注重道德品质，对员工的道德素养的教育开发就更不关心了，认为这是员工个人的私事。 再次是把孔子的《论语》作为企业的经营指南。 《论语》一书主要是阐释“人应该怎样活着”的为人之道，但日本商人也从中找到了一些关于经济管理的论述，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他们把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借着民众能够得利的事使他们得利，你不就是给人恩惠而不需破费吗？选择可以役使民众的事情和时机来役使人民，还有谁会抱怨呢？ 日本的许多著名的商人都把《论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把它当成为人处世和经营管理的指南。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就是其中的典型。 我的好友、原日航的会长伊藤淳二认为，《论语》不仅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而且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一部无可替代的谋略经典。他向我讲述： “我初次接触到《论语》大约是在

从“一支笔”向“一支好笔”转变 “中国制笔之乡”分水转型任重道远

作者： 暂无 来源： 商务时报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附加值低。我们只赚了20%，国内外的外贸企业却赚了80%，利润非常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分水制笔企业的订单少了1/2左右。正是这场危机，给了企业主们当头一喝。”邵卫华说。 金融危机对分水制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互动与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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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分裂和国家动荡。 1．多元文化给新加坡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移民国家、特殊的地理方位及其历史传统，使得新加坡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多元文化国家之一。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互动属于开放性

徒手救人的维和警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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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动荡、贫穷饥荒、飓风频袭……灾难对于大多数海地人来说，早已像吃饭一样平常。然而，1月12日下午发生的里氏7.3级地震，更把海地推向灾难深渊。 “谢谢你，孩子！” 地震来得一点征兆

从消费，收藏到投资

作者： 暂无 来源： 今日湖北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引用意大利经济学家加利阿尼的这句话，精辟地揭示了金银与货币的关系。今天，我们也可以套用这句话说：财富天然不是艺术品，但艺术品天然是财富。 从古到今，也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人们从来就是把艺术品当作财富来收藏的。 国内外考古资料表明，人类几乎在开始艺术创作的同时就开始了艺术品的收藏。．1976年，我国河南发掘出距今几千年前的殷商古墓—一妇好墓，里面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共468件，大都造型优美，工艺精湛；同时还有各种玉器几百件，包括佩带玉饰和大量仿生的动物形象，件件都可称为艺术品。这说明，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注重艺术品的收藏，不仅在生前享用，还想死后继续拥有。 既然艺术品是财富，人们就会想到将它们保留下来：传之后世，于是就出现了艺术品收藏活动。有些家庭的艺术品收藏延续几代人。我国最早见于史籍的收藏家族，当属东晋时期的王导、谢安家族。王导、谢安均曾出任东晋宰相，两大家族不仅先后涌现王羲之、王献之、谢眺、谢灵运等文化巨人，而且收藏了诸多文化艺术品，因而名震一时。到了唐宋时期，收藏古董艺术品已在达官贵人和知识分子中蔚为风气，出现了许多知名的收藏家族。从北宋到民国时期，我国还曾经出现过多次古董艺术品收藏的高潮，专门从事古董艺术品生意的商人和店铺也日渐增多。 不过，古代的艺术品收藏活动大都只是因喜爱而收藏，或者说是消费性收藏。除少数专门进行古董艺术品生意的商人外，艺术品收藏并没有成为普通人士或企业专门的投资手段。 一般认为，国外以商品形式进行的艺术品交易，最早出现于17世纪的荷兰。开始，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往往由自己进行销售。到了18世纪，艺术品交易的规模逐渐扩大，出现了以画店代销艺术品的形式。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艺术市场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集展览、收藏、销售于一体的画廊取代了传统的画店，艺术品的范围也大大扩展。 艺术品收藏活动被人们作为一种投资手段，则始于20世纪初叶。据有关资料，国外艺术品投资最早的案例可以追溯到法国的“熊皮俱乐部（La Peau del´ours）”。19世纪末期，法国巴黎一些艺术爱好者、收藏家集资成立了旨在“欣赏艺术，帮助艺术家”的“熊皮俱乐部”，并于1904年向俱乐部成员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艺术品。他们先后购买了亨利，马蒂斯、梵高、毕加索等人的作品。1914年， “熊皮俱乐部”对藏品进行了首次拍卖，得到很高的回报，个别藏品的回报率甚至高达400%。这使得“熊皮俱乐部”成为历史上第—个著名的艺术品投资机构。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等一些机构开始系统地进行艺术品收藏投资。在1986年前后，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为购买各种艺术品共耗资4000万英镑，先后购进了2400余件艺术品。1988年前后该会开始出售艺术品，1989年4月该会委托伦敦苏富比拍卖公司举办了一次专场拍卖，获得很高收益。如该会1978年以33万英镑购入的一幅著名印象派画家毕沙罗的肖像画，1989年以132万英镑卖出；在1978年以22万英镑买入一尊唐三彩马，以415万英镑拍出；1979年以25.3万英镑买进的莫奈所作的圣母像，10年后以671万英镑卖出。该会艺术品收藏投资的收益，远远超过当时任何—种投资工具，吸引了不少企业和企业家效仿，从而引发了世界上出现—轮艺术品收藏投资的热潮。 国外也有不少成功从事艺术品收藏投资的家族。2009年在中国保利拍卖公司的春拍中，我国宋朝皇帝宋徽宗的名作《写生珍禽图》以6171万元成交。该画是比利时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7年前以2530万元购买的。保存了7年时间，尤伦斯夫妇便轻松赚得3641万余元。 在我国，艺术品收藏从单纯的文化消费演变为一种投资手段，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北京琉璃厂一带开始出现专门的古董店和古董商人，初步形成古董艺术品市场。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北京、上海等地的古董艺术品市场已粗具规模。20世纪50年代前后，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开始出现职业古董艺术品投资人和经纪人。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都有一批古董商和收藏家有意无意地进行艺术品投资活动，推动了我国艺术品收藏投资活动的发展。 由于当时人们普遍没有艺术品收藏的意识，这使那些最早开始艺术品收藏活动的古董商和收藏家，可以用极低价钱买到很好的东西，后来逐渐成为收藏大家或大古董商。据有的收藏家透露，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红木长条案8元钱就能买到，一对红木太师椅才卖30多元，而当时家具店销售的电镀折叠椅一对就得36元。有位收藏家1982年花1600元买的四扇屏，到2004年北京华辰公司的拍卖会上，其身价已经超过了10万元。 上世纪80年代初，天津一位收藏家花110元买了一幅现代著名画家溥儒的山水画，10年后以16000元的价格卖出，盈利140多倍。他花10元买到一只清代的白玉鸳鸯佩，几年后以4000元卖出。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较早进入艺术品收藏活动的人士身上不胜枚举。 艺术品收藏转为投资后巨大的财富效应，很快吸引了—批有敏锐经济头脑的企业家，他们或者用个人资金、或者用企业资金进入艺术品购买者的行列，从而使艺术品投资的性质更加显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艺术品投资作为一种创富手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肯定，也受到越来越多企业家的关注。 1996年，浙江一家企业以94万元的价格，在拍卖会上购买了明代画家沈士充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图卷》，3年后又通过拍卖会以338万元的价格抛出，赢利200%多。 我国大连的企业家兼收藏家郭庆祥曾接连创造神话：1997年，他用48万元买了傅抱石的《二湘图》，2002年在广州嘉德拍卖行以500万元卖出；1998年，他以180万元买入李可染一幅画作，4年后在北京瀚海拍卖公司以1000万元卖出，获利相当可观。 2007年7月，民生银行发售了国内首款参与艺术品投资的资产管理产品： “艺术品投资计划”，投资期限为两年。这款产品投资标的集中在中国当代书画板块，预期年收益率为0-18%，最低投资金额须达到100万元，并且要以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属于标准的高端理财产品。2009年7月，该款产品投资到期，税后投资回报率分别为250/0，年收益率为12a/o以上。 据《证券时报》报道，近年来，我国不少上市公司都在试水艺术品投资。如“电广传媒”曾宣布将投资不超过1.5亿元用于艺术品投资。该公司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文化艺术产业正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艺术品行业的投资机会凸现。“弘业股份”上市时就投入4000万元收藏艺术品，然后每年都投入约1500万元购买艺术品，如今已经收藏了2000多件艺术精品，包括徐悲鸿、齐白石、高奇峰等人的作品，它们早已经增值数倍。 根据欧美的研究资料，当—个国家人均年收入达到6000美元时，艺术品市场就会兴旺起来，当人均年收入超过9000美元时，艺术品价格就会迅速拉升。因此，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思比特夫妇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预测，收藏艺术品将是21世纪的一大热门。 我国目前虽然人均年收入尚未达到6000美元，但由于文化和历史传统原因，已经开始形成艺术品“收藏热”。有资料介绍，目前我国从事艺术品收藏活动的人已高达7000万。这里面有多少人是把艺术品收藏作为投资手段尚不得知。不过，那些能够把艺术品收藏和投资结合起来的人们，也许将收获双份快乐。 责任编辑，钟诚

本期摘要

作者： 暂无 来源： 北大商业评论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姜汝祥 评论丰田：每个员工的智慧都有价格 国企业如何从比较低的级别，向一个比较高的 级别发展，由一个小企业成长为一家优秀的国际性企业？ 显然，简单的模仿西方不是我们的道路，只有将西方的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是适合中国企业的一条发展之路。日本的企业在这方面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启发，他们既学习了西方，又继承了日本的传统，代表了东亚国家的模式。 曰本文化深受东亚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哲学，这种文化非常强调节俭、勤奋以及消除浪费。丰田第三任总经理，被称为“丰田复兴之祖”的石田退三，就把丰田精神称之为“农民精神”，要丰田人发扬农民那种淳朴、勤奋、认真、不畏劳苦和好学上进的精神。 其实，中国企业不一定要学习日本的管理方法和细节，而是要了解日本的管理方法背后是日本人对西方管理经验和东方管理文化的探索。他们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这些传统的道德观念，保留了很好的上下级之间的合作，保留了很好的各个阶层的合作关系。 从全世界范围看、主流管理模式是指美国及欧洲企业的管理体系，基本全是西方的。这种体系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法治，大家通过规则、制度和流程组织起未。二是鼓励个人竞争，个人对自我利益与成就的追求，是企业发展的动力。丰田精神对西方管理模式最大的突破，就在于企业的动力单元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团队的赞扬和认同，以及来自家庭及邻里的评价。 丰田的每一个员工都会把智慧花在产品价值与客户价值上，从而就形成了一个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浪费的“团队场”。在这个“场”中，管理人员致力于把每个员工的智慧激发出来，而每一个员工也把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企业做贡献当成自己最大的成就。有这个动机之后，人们的智慧就源源不断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丰田的一线员工并没有拿很高的工资，但是每个员工都有很强的责任心。 丰田提倡员工要勇于去“创意提案”，看上去人人都有可能因为优秀且可行性的提案而获得奖励，并且获得荣誉和尊重，但实际上真正获得奖励也只有少数人。丰田的聪明之处在于，它让每位员工都有参与感，就像是一种视觉激励，即有点“中彩票”的意思。彩票就是把少数的财富分给多数人，整个过程是透明的，大家都有机会，但是最后拿到好处的也是少数，因为有了些运气的成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潜能便被发掘了出来。 丰田的管理基础跟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一个产权管理体系，围绕一个人的权力、财富和地位进行再分配，通过考核、选拔及一系列的制度、标准化、流程，把最优秀的人挑选出来。但是，丰田是社会交换的游戏，它让每一位员工能够在这个非创造的情况下，把现有的东西做得最好。 当企业被增长裹挟赵辉 经济态势良好时，曾出现过一些超速成长的 企业神话，蒙牛神话、三株神话、顺驰神话等等。但如果我们拿着显微镜看这些增长，就可以看到下面诸多致命的问题：资金链过紧、效率低下、成本高企、没有价值观等等。这些问题中，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让企业崩溃，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企业却似乎保持着积极的成长态势。为什么？答案就在于增长。 在我们视野中，增长常作为一种企业目标，但实际上，它不仅仅是目标，有时也是企业赖以存在的一种支柱。因为企业在增长过程中，会保持一种惯性，这种惯性有助于维持企业的平衡。当企业内部运营状况良好时，它的这种作用还很有限，而当企业内部危机重重时，它的这个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此时，很多企业借助它来维持自身脆弱的平衡。 由于资本市场青睐增长的企业，当企业陷入资金困境时，增长的概念是自己获得融资的法宝。保持增长的企业还可以赢得更多收入，这足以暂时掩盖企业成本高企、创新不足、品牌乏力等窘境。更重要的是，增长还可以给企业员工带来斗志，虽然一些企业的员工早已为了增长而筋疲力尽，但良好的增长态势让他们暂时忘却了自己的透支，整个企业就会呈现出一种虚幻的良性态势。 但经济毕竟有高潮也低谷，当低潮到来时，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当经济危机来临或者国家宏观调控收紧时，那些依赖增长来弥补自身问题的企业也就变得脆弱不堪。一旦增长停滞，企业中的问题就马上暴露了出来。更要命的是，在颓废的增长态势前，员工的斗志不见了，而这些斗志本来是企业挺立于危机中的决定性因素。之前员工的信心随增长而高涨，但当增长受阻，企业呈现下滑的迹象时，员工的积极性迅速消失，先前过度承担的压力都在此时集中释放。于是，企业团队陷入了一种衰退的循环之中。 据我们观察，那些依靠增长掩盖问题，并过度依赖这个支点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有的过于围绕着增长（这在高速增长的企业中，比较常见）。在企业受外部环境影响增长迟滞时，这种价值观是靠不住的，而有的则根本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价值观。 在经济紧缩时期，增长已不再可能，此时在一些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围绕增长的价值观也失去效力。一旦失去了价值观，高层和员工就失去了支撑自己、应对危机的斗志，而那些原本就缺少价值观的企业更是不堪一击。看来，那些依赖增长为支撑点的企业，是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价值观了。我对“自由市场”毫无兴趣——对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 “一个高度创新的经济体必定是一个有着众多规则和一个高度发展的公共部门来处理各种问题并保护市场经济参与者的经济体。在这样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经济下，政府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不是一个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家，我不支持自由主义理论，更不支持无政府主义。”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 中国在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就必须转变为一个高度创新、更富创造力的经济体。她必须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和采用那些已经存在的体制或模式。制定一项合理的经济政策相当不易，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能因为提供了太多的公共产品而降低人们的工作意愿，从而最终妨碍市场经济的运行。 市场经济将会使人变得更富创造性和革新精神，使人做出合理的判断，促使人们进行不断的探索、实验、试错。随着这一切的发生，经济文化方面相应地也会产生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国家的官员伦理道德也将会发生一些变化。市场经济意味着试验、发现、获取进步，并且为经济体中的人们创造工作的机会，但这样的经济并不是一种没有政府参与的自由市场经济。 中国制度成功的一部分就是拥有国家资本。私有部门的企业家能够为自己的企业借到钱，贷到款。流向企业的大量贷款都是通过国家银行、国有银行发放的，地方政府之间为获取资金展开着激烈的竞争。同时，在决定哪些企业能够获得资本和土地用于发展建设时，地方政府又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个功能完备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来说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那就是中国想要走的路。但关键在于除了完备的社会部门外，还必须要有私有制，因为这能够自由地激发创造力。尽管不可避免的，有些人将会变得很富裕，但如果中国不允许那样，或者只要有人富起来，政府就来抽取相当大的一部分利益，那样会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始终有一些经济学家支持一种大公共部门的社会模式，也就是“大政府、小市场、小私营部门”。这场经济危机使得他们能够非常高兴地说，你看，这场危机证明了必须要有大的公共部门，这样国家才能稳定。 这样的言论是值得怀疑的。公共产品和私营部门的产品之间的均衡，是一个影响消费者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消费者，同时还涉及到工人和管理者。如果想建立一个创新型的经济机制，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私营部门。 目前全球各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是目前中国的变革已经很大了，总有一天如果中国没有本土创新的话，这种变革与发展也将无法延续下去。中国还是应该走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推动自主创新，这样才能实现持续的变革发展。如果想推动自主创新，就必须在行业的发展中有“资本主义”的成分，也就是有私营企业的成分。 总裁论道央企国际化：决胜于组织变革刘起涛 定一个企业国际化的关键，传统标准是其海外 业务的多少，而在企业国际业务成绩的背后，是战略思维和行动，因为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决定着国际化业绩。但这两方面仍仅停留在企业的外在国际市场活动层面，并不是企业国际化的；决定一个企业国际化行为与绩效的最终关键，是企业的组织能量。 组织能量源于企业的内部组织状态，包括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和人力资源等要素。钱德勒的经典研究早就指出，战略的变化发展会产生组织的不适应性，从而最终导致新的结构来适应战略的变化。 组织结构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经营战略，而且会积极地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甚至对战略的威胁更大于企业外部。对187家美国制造业公司的调查发现，随着企业国际

黄公望隐居地怎么建

作者： 暂无 来源： 观察与思考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富阳市   富春江   专家学者   记者   富春山居   故宫博物院   国际学术研讨会   文化研究   黄公望   题画诗  

描述： 。 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原处长、台湾艺术大学造型研究所教授王耀庭说：“我们今天来到黄公望隐居地，山上景色非常迷人，再加上很诗意的富春江，与我在古画上看到的是相似的意境。我年轻时就在

无锡钱氏：千年望族　文成武备

作者： 暂无 来源： 东方·文化周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书香之村。其中有位贡生钱邵霖，清朝道光年间在七房桥开办义庄，为本族子孙提供义务教育，接济生活困难的族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的第一个玄孙出世，皇帝御赐他“五世同堂”的匾额。钱邵霖共有1 7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