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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尊大佛的身前背后（外一篇）
- 作者： 暂无 来源： 都市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 描述： 责编高蝾推荐语：两千五百年的晋阳建城史厚重而博大，随意翻开一页，都书写着说不尽的风云繁华、壮怀激烈，作者以一石佛、一石桥为切入点，细细发掘着那些历史陈迹背后的来龙去脉，更难得的是，在作者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冷静独到的哲学思考和深入持续的人性探讨，使人读后顿生豁然开朗之感。 一尊巍峨庄严的大佛，几百年来在人们的视野中悄然而神秘地消失。曾受众多香客顶礼膜拜的大佛，在香火缭绕逐渐淡去之后，以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处世哲学坚守着它的佛缘状态，继续着它默默的沧桑思考。突然有一天，一位老人在查阅了半个世纪的资料，寻探了几十年的佛踪后，终于在一个山环水绕、风光秀丽的山凹里觅得大佛的身迹。老人激动得下跪了，涕零憾恨。他抚摸着大佛苍劲斑驳的伟岸身躯，浮想联翩，心底不由涌起几许怀古的幽思。这尊大佛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与沧桑？千百年来它在沉默中目睹了多少王朝的更迭与人间的悲欢？它那两扇如轮大耳听到过多少庙堂的私语和市井的喧嚣？我想它那硕大智慧的头脑中一定封存着许多未曾载于史籍的重要信息，假如它能开口讲话、吞吐千年，那些让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悬案和谜底，或许竟可以一朝大白于天下了。 可以断定的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凿这样一座气势恢弘的摩崖石刻佛像，应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据传，明初永乐皇帝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曾派人在紫金山上凿制了一块史无前例的巨型石碑，准备将其立于孝陵，以彰表其父皇朱元璋的丰功伟绩。然而，万事俱备之后，却因碑材太重无法搬运，且耗资太大难以承受而作罢。这块巨碑迄今仍横陈于山巅之上。因此，即使是在封建皇权至上，统治者为所欲为的历史背景下，大兴土木的作为往往也要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那么，北齐的统治者为何要倾举国之力来开凿这样一座石佛呢？这恐怕与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地分不开，与佛教对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也可能反映着统治集团的摄政能力。 纵观世界宗教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即中世纪宗教的原创及早期传播阶段往往都会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歧视与打压，直到统治集团认识到宗教对于现实政治的实际价值为止。佛教并非中国原创宗教，它是凭借了东汉皇室给予的文化特权才得以进入中国社会的。最初所呈现的并不是社会性的开放姿态而只是宫廷性和文人圈子性的神秘面目。佛教自东汉明帝传人中国后，楚王刘英率先斋戒祀佛，汉恒帝又在宫中开设浮屠之祠，佛教教义逐渐在上层社会传播开来。魏晋时期，政局风云多变，社会动荡不安，现实矛盾促使统治集团的精英阶层重新反思社会与人生的重大课题。他们看到传统的儒、道哲学并非解决一切社会难题之灵丹妙药，作为新的解释空间和解读方式的佛教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神奇的吸引力，而且从根本上有利于国家存在方式和人生修养方式，有利于人们诉求自由和追崇期望，有利于以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再一次构建与不平等的利益分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心理秩序。 于是乎，那些因愤世嫉俗而寄情山水、纵酒放歌的玄学名士们纷纷谈佛论道、遁人空门。这些人多出自世家望族，有政治背景而无衣食之忧。平素以天马行空、旷达无羁为风尚，蔑视权臣和礼法纲常。“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虽系孔子二十世孙，终因多次嘲讽曹操而被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理”的罪名杀害。继其后而名闻天下的“竹林七贤”，以“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相标榜，拒人仕途而放浪形骸，其领军人物嵇康，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结果因得罪权臣而被杀。从南到北，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民族的、现实的矛盾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滋养的温床，玄学名士遁世出家成为求得精神解脱的唯一出路。释道安、支道林、竺法深、释慧远等佛门高僧与谢灵运、王羲之、殷浩等清流名士过从甚密，时常聚会，一起谈天论佛、切磋教义，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日趋多元。．南朝梁武帝甚至把佛教宣布为国教，并三次到同泰寺出家当和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京城中仅有的一处夫子庙，竟然与480座佛寺毗邻而居，足见当时南朝佛教是何等的盛行。 北朝时期，太原已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冲撞交汇的前沿，随着三个少数民族主体性政权在并州地区的确立，太原逐渐成为多民族融合与北方贸易的中心区域。而这一阶段，北朝这个异族统治的开放、创新、萌动的执政状态，也正是佛教在山西境内迅速发展的动因。著名高僧佛图澄，得到后赵石勒政权的大力支持，在山西境内弘扬佛法、广收门徒，以致魏晋时期佛门高师名僧多出其门下。与释道安齐名的高僧，法济、支昙、慧远、法显、云鸾等都是山西人氏。其中雁门楼烦人慧远，与鸠摩罗什一起被后世佛界奉为泰山北斗。而平阳人法显则是中国历史上赴印度、斯里兰卡访学的第一人，著有《佛国记》一书。东魏时期代县僧人昙鸾是净土宗的开山鼻祖之一，东魏孝静帝称其为“神鸾”，日本佛界称其为本师，并尊山西交城玄中寺为祖庭。佛教的繁荣直接推动了寺庙建筑的发展，有关资料显示，北魏、东魏、西魏皇室出资筹建寺院约47处，王公大臣筹建寺庙约830余处，民间出资筹建寺庙约三万余处。这一时期的佛像，多广额高鼻，长眉丰颐，很似北魏鲜卑人的体征。体态衣纹多劲直，形象肃穆，身躯雄伟健壮，显示出游牧民族剽悍、粗犷、豪放的气质风貌。 东魏、北齐是太原地区佛教传播和寺庙兴建的高潮阶段。北魏永熙元年（公元532年），高欢灭尔朱荣，在晋阳建丞相府，坐镇晋阳前后十五年。迁邺以后，晋阳仍然是高氏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高欢父子笃信佛教，在晋阳城周边地带兴建了许多规模宏大的寺院和石窟群落。东魏末年，高欢摄政时在天龙山开凿了数孔佛窟。高洋称帝后，在晋阳周边大造佛像寺庙，从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到皇建二年（公元561年）之间，先后兴建了晋阳开化寺、崇福寺、童子寺等，多依山刻石，缘岩凿室，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这一时期，包括太原地区在内的北方佛像群雕，往往呈现出一幅皆大欢喜的理想化和谐美景的创作主题。统治阶级正是借助了宗教及其艺术作品，来催眠人们的主体意识，使其淡忘现实的苦难，顺从所谓“天命”的安排，心甘情愿地面对人生的一切痛苦与不幸，并把所有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轮回和石雕所描绘的西方净土。事实上，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及其石雕艺术，的确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了精神麻醉的作用，帮助了人数上不占优势的鲜卑、羯、氐等游牧部族在黄河流域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这或许也是魏晋南北朝佛教长盛不衰、佛雕石窟层出不穷的奥秘所在吧。 大佛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世的。统治者为了使臣民俯首贴耳，而坐拥天下；学士们为了营造精神家园，寄情山水；老百姓为了寻找诉求、期待安慰，大佛于是成为时代共同的偶像。他们选准了风水，拟定了规制，草就了图案，培训了工匠，在祭奠了天地之后，开始了心灵与物象的创造。他们带着虔诚、带着崇拜、带着对心灵的寄托、带着对来世的向往；他们抛妻舍子、远离家庭、义务劳作、精心创造，他们要把心中一个无尚的浮屠，变成—个现实中高大、伟岸的偶像。他们终于在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将一尊罕见的大佛以及供奉他的庞大佛寺雕筑面世。大佛比云冈石窟最高的佛像高近46米，比已被炸毁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0米；而他诞生的年代则比四川乐山大佛早162年，是世界上最早的露天摩崖石刻大佛。 如果我们把隋唐看作是魏晋南北朝的后花园的话，那么大佛落成以后，它那双极富睿智与洞察力的佛眼，一定可以透过层层历史的迷雾与浮云，窥视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一个全新的大一统帝国的猎猎军旗即将由自己脚下的这块土地揭竿而起；而泱泱大唐帝国的威仪与强盛，不仅将改变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而且她那如日中天的辉煌必将让整个世界为之瞩目与惊叹。因为，当时代进入隋唐后，便有一种成熟气象，弥漫在历史的河床之上。这是一种大成熟，一种万千气象的大成熟，犹如人之壮年，犹如秋季的稻田，充满了魅力，充满了精气神，充满了丰收的景象。内政是成熟的，德、刑的调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外交是成熟的，文、武的张弛，进入了得心应手的阶段；制度是成熟的，三省六部、科举考试的推出，奠定了政治的基业；文化是成熟的，诗赋、艺术的创造，涌现了一批出神人化的人物；经济是成熟的，均田、租庸的匹配，成就了殷实的社会……所有这一切，汇成了综合国力，无与伦比的超一流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于青史居了巅峰，在东方执了牛耳，给世界提供了难得的范本。 不知此刻的大佛是否想到，在空寂中打坐默祷五十余年后；它将迎来一缕空前绝后的尘世殊荣。 在隋唐的历史上，我们清楚，李渊的政治见识，在创世纪的封建王朝的始祖中，应是很睿智的，他来太原做留守之前，就已看出隋朝大势已去，遂萌伺机而动之心，所以才有和宇文士及“夜中密论时事”的说法。来太原下车伊始，文水富商武士饕（武则天生父）就力劝其举兵反隋，李渊一笑置之，曰：“幸勿多言”，转而又说：“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这时李靖和刘文静等人都已看出李渊有“四方之志”。隋炀帝南下江都以后，李渊断定时机已经成熟，悄悄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 据传，起兵之前，李渊曾择日祭拜了大佛，当晚即得一梦，梦中竟见佛光普照，一位金甲神将飘然而至，手执一面”唐”字大
- 一虎一侠谈 巫山传里的武侠与艺术
- 作者： 暂无 来源： 今古传奇.武侠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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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经悟 土者之香君子之道
-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国西部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 描述： 中国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汉代就有“武阳买茶，烹茶尽具”之说。时至今日，千年前的风雅盛世已渐渐远离人们视野。而茶，随着科技进步，品种愈盛且滋味愈纯，但要找回那一份宁静致远的品茶之心却愈难了。 几千年来，国人品茶并寄情问道于其间，可谓风雅之至。 空谷深涧、翠微云岭，都有茶的清味。山泉、陶壶、微火，煎一碗清风明月，听山风翦翦、松涛溪水，中国人的性情与品格就在这样一种轻描淡写中滋生出一份大观、—种幽雅。 贵簇茶道旨于品 由贡茶而演化为贵族茶道，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于茶、水、火、器无不借权力和金钱求其极，很违情肯理，其用心在于炫耀权力和富有。 茶虽为洁品，但当它的功能被人们所认识，被列为贡品，首先享用它的自然是皇帝、皇妃再推及皇室成员，再是达官贵人。 “小家碧玉”一朝选在君王侧，还能保持质朴纯洁么？恐怕很难。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茶被列为贡品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常据著的《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姬发联合当时居住在川、陕、部一带的庸、蜀、羡、苗、微、卢、彭、消几个方国共同伐纣，胜利而归。此后，巴蜀之地所产的茶叶便正式列为朝廷贡品。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135年，离今有3000年之久。 列为贡品从客观上讲是抬高了茶叶作为饮品的身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大发展，刺激了茶叶的科学研究，形成了一大批名茶。中国社会是皇权社会，皇家的好恶最能影响全社会习俗。贡茶制度确立了茶叶的“国饮地位”，也确立了中国是世界产茶大国、饮茶大国的地位，还确立了中国茶道的地位。 但茶一旦进入宫廷，也便失去了质朴的品格和济世活人的德行。反之，贡茶坑苦了老百姓。 为了贡茶，当此时，男废耕，女废织，夜不得息，昼不得停。茶之灵魂被扭曲，陆羽所创立的茶道生出一个畸形的贵族茶道。茶被装金饰银，脱尽了质朴；茶成了坑民之物，不再济世活人。达官贵人借茶显示等级秩序，夸示皇家气派。 贵族们不仅讲“精条”，也讲“真水”，为此，乾隆皇帝亲自参与“孰是天下第一泉”的争论，用“称水法”一锤定音，钦定北京玉泉水为天下第一泉。为求“真水”又不知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相传，唐朝宰相李德裕爱用惠泉水煎茶，便令人用坛封装，从无锡到长安“铺递”，奔波数千里，劳民伤财。此后因一云游和尚点化，知其弊端，才“人不告劳，浮位乃洱” 贵族茶道的茶人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豪门乡绅之流的人物，不比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但一要贵，有地位，二要富，有万贯家私。于茶艺四要“精茶、真水、活火、妙器”无不求其“高品位”，用“权力”和“金钱”以达到夸示富贵之目的，似乎不如此便有损“皇权至上”，有负“金钱第一”。 尽管贵族茶道有很多违情背理的地方，但因为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这一茶道也便成为重要流派香火绵延，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存在价值。作为茶道应有一定仪式或程序，贵族茶道走出宫门在较为广泛的上层社会流传，其富贵气主要体现在程序上。其变即源于明清至今仍在流传的闽潮功夫茶。 雅士茶道发于韵 古代的“士”有机会得到名茶，有条件品茗，是他们最先培养起对茶的精细感觉；茶助文思，又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他们雅化茶事并创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响此后相继形成茶道各流派。 中国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缘，可以说没有古代的士便无中国茶道。此处所说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谋取功名捞得一官半职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个拿一份工资的学差，而不是指范进一类中举就患神经病的腐儒，严监生一类为多了一根灯芯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庸儒，那些笃实好学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国的“士”就是知识分子，士在中国要有所作为就得“入仕”。荣登金榜则成龙成风，名落孙山则如同草芥。当然不一定个个当进士举人，给个“地师级”、“县团级”官儿做做，最起码的条件是先得温饱，方能吟诗作赋并参悟茶道。这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点。 中国文人嗜茶在魏晋之前不多，诗文中涉及茶事的汉有司马相如，晋有张载、左思、郭噗、张华、杜育，南北朝有鲍令晖、刘孝绰、陶弘景等，人数寥寥，且懂品饮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几乎没有，不仅品饮，还咏之以诗。唐代写茶诗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还有李白、杜甫、陆羽、卢金、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宋代写茶诗最多的是梅尧臣、苏轼、陆游，还有欧阳修、蔡襄、苏辙、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晋之前文人多以酒为友，如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一个中山涛有八斗之量，刘伶更是拼命喝酒， “常乘一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铺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唐以后知识界颇不赞同魏晋的所谓名士风度，一改“狂放啸傲、栖隐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风，人人有“人仕”之想，希望一展所学、留名千秋。文人作风变得冷静、务实，以茶代酒便蔚为时尚。这一转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发展把中国的文人推剑这样的位置：担任茶道的主角。 中国文人颇能胜任这一角色：一则，他们多有一官半职，特别是在茶区任职的州府和县两级的官和吏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因职务之便可大品名茶。贡茶以皇帝为先，事实上他们比皇帝还要“先尝为快”；二则，在品茗巾培养了对茶的精细感觉，他们大多是品茶专家，既然“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茶中自有“黄金屋”，茶巾自有“颜如玉”，当年为功名头悬梁、锥刺股的书生们而今伞身心投入茶事巾，所以，他们比别人更通晓茶艺，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茶艺，著之以文传播茶艺； 三则，茶助文思，有益于吟诗作赋。李白可以“斗酒诗百篇”，一般人做不到，喝的酩酊大醉，头脑发胀，于难握笔何以能诗？但茶却令人思勇神爽，笔下生花。 正如元代贤相、诗人耶律楚材在《西域从土君玉乞茶凶其韵》中所言： 啜罢江南一碗茶，枯肠历历走雷车。 黄金小碾飞琼雪，碧玉深瓯点雪芹。 笔阵兵陈诗思奔，睡魔卷甲梦魂赊。 精神爽逸无余事，卧看残阳补断霞。 茶助文思，兴起了品茶文学品水文学，还有茶文、茶学、茶画、茶歌、茶戏等；又相辅相成，使饮茶升华为精神享受．并进而形成中国茶道。 雅士茶道是已成大气候的中国茶道流派。茶人主要是古代的知识分子，以“人仕”的士为主体，还包括未曾发迹的士，有一定文化艺术修养的名门闺秀、青楼歌伎、艺坛伶人等。对于饮茶，主要不图止渴、消食、提神，而在乎导引人之精神步入超凡脱俗的境界，于闲情雅致的品茗中悟出点什么。茶人之意在乎山水之间，在乎风月之问，在乎诗文之间，在乎名利之间，希望有所发现、有所寄托、有所忘怀。 正因为文人的参与才使茶艺成为一门艺术，成为文化。文人又将这门特殊的艺能与文化、与修养、与教化紧密结合从而形成雅士茶道。受其影响，又形成其他几个流派。所以说是中国的“十”创造了巾国茶道，原因就在于此。 禅宗茶道因有德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 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期人，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日“茶苏”的饮料。清饮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 壶居上《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士显是化名，以“居士”相称定与佛门有缘。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 “煮茗”居第二，竞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千真万确。 憎人饮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