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学到诗学}一论孔颖达诗学阐释学思想

作者： 暂无 来源： 理论月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毛诗正义   文势   阐释学   疏不驳注  

描述： 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定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矣。” 《毛诗正义》作为国家文化工程，对前人的注本，特别的魏晋以来的义疏竭泽而渔，对旧说披沙捡金，去粗取精，鉴别舍取，促进《诗经》南北经学

传统叙事文学中叙述者和聚焦者的艺术魅力——以《聊斋志异·龙飞相公》为例

作者： 暂无 来源： 名作欣赏·学术专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聊斋志异·龙飞相公》属于传统的因果善恶报应类型故事，讲述戴生因年少的不检点，而经历了不见天日的“黑暗地狱”的罪孽报应，终借龙飞相公的帮助和自身的积善而功成名就。但事实上，《龙飞相公》可以说是蒲松龄在叙事创作上的不自觉的开拓，本文拟从作品的“聚焦者”出发，解析蒲松龄对这一传统因果善恶类型故事通过叙述聚焦变迁而带来的叙事魅力，多种叙述聚焦给读者带来的视觉跳跃以及人物的多重色调。 叙述者与聚焦者（包括叙述者也包括人物），不只是传统叙事文学中简单的“谁在说，谁在看”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多层叙述者的作品。米克·巴尔曾明确指出：“叙述者传统上被认为与聚焦是同一回事——这样说不对，因为只有叙述者在讲述，即说出被称为叙述文的语言”，但“聚焦者属于这一叙述者讲述的故事层面。它属于经由感受的独特的行动者、视点的秉承者所表现出来的给予素材的着色。”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叙事文学中的“聚焦者”不同于讲述故事的叙述者；其次，如果说叙述者只是发出声音，那么聚焦者还承担着感知、感受甚至价值判断等更深层次的意义。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学者注意采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传统叙事文学作品，如吕顺平在《一身而兼二任：“临川四梦”中的人物叙事》②中指出：《牡丹亭》中陈最良兼具“叙述者与人物”双重的叙事功能，即文学理论上所指的行动元与角色重合的二重性特性。下面就以蒲松龄《聊斋志异·龙飞相公》为例来分析叙事文学作品中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分离变化。 按照《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分类，蒲松龄的《龙飞相公》，可以说是传统的因果善恶报应类型的故事，采用民间“神鬼”俗文化心理，叙述了戴生因年少的不检点，而经历了不见天日的“黑暗地狱”的罪孽报应，终借龙飞相公的帮助和自身的积善而功成名就：为了便于下文的分析，将以故事的文本时间列出大致情节，如下。 文本时间：（以戴生为故事主线）： ★ 《龙飞相公》可以说是戴生的一个史传，故事以戴生的足迹为故事的叙述主线，而主人公戴生自跌落枯井之后，如同书中所说“舁归经日，始能言其底里”，也就是说蒲松龄“叙述者”采用了限知视角，即戴生遇害入枯井后的遇溺鬼、巧识龙飞相公情节是通过戴生的视角，按照故事的文本时间，主线部分存在两个叙述者：外层叙述者蒲松龄和内层叙述者戴生：外层叙述者蒲松龄安排《龙飞相公》的整个框架，即戴生遇鬼亲知罪孽——遭害入枯井而经罪劫——功满得救报捷乡里，可以说外层叙述者只是起到剧本大纲的作用。而内层叙述者戴生，他既担任了叙述人物，同时也是所讲述的文本故事中的一个行为者，即如同吕顺平指出的《牡丹亭》中陈最良的“一身而兼二任”，并且关于龙飞相公的文本情节，也得以展开。另外，对于戴生家人一线和谋害戴生的邻人一线，是叙述者蒲松龄在戴生获救之后采用倒叙的叙事方式概括性地叙述出来的。 《龙飞相公》中的叙述者有作者（蒲松龄）叙述和人物（戴生）叙述，但是聚焦者不等同于叙述者，正是通过不同的聚焦者的不同的“看的（包括感受、体验及价值判断等意义）”内容，使戴生的生活情境、经历以及内心的变化等得到多方位的表现。在故事中，出现了多个聚焦者：叙述者作者、戴生已故表兄季生、叙述者戴生、邻人、溺鬼、龙飞相公、家人、学使大人。通过这几个不同聚焦者不同“看的”内容，为我们展示了不同时段戴生的精神状态，对人对生活的态度变化。而对于龙飞相公的形象叙述，则更具有神秘性。需指明的是，在叙事文学作品中，聚焦所涉及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聚焦”并不只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纯视觉”的“看”问题，诸如“听觉的聚焦”等。下面将以戴生与龙飞作为聚焦对象，加以分析。 聚焦一： 季日：“……三日前偶稽册，尚睹君名。”戴急问其何词。季日：“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狱中。”戴大惧，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日：“此非所能效力，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恶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复挽。穷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余不能相准，今已完矣。但从此砥行，则地狱中或有出时。”戴闻之泣下，伏地哀恳；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悒悒而归。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 故事的叙述者显然是作者蒲松龄，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少薄行，无检幅”遇鬼亲而知自己的恶贯满盈将下黑暗地狱后，决心洗心革面。但聚焦者，除了叙述者蒲松龄外，还有季生、戴生。通过季生“看的内容”，表明了年少戴生的“恶籍盈指”的“穷秀才”身份；戴生在听到何评所谓的“指引”后而决定痛改前非。 聚焦二： 先是，戴私其邻妇，邻人闻知而不肯发，思掩执之。而戴自改行，永与妇绝；邻人伺之不得，以为恨。一日，遇于田间，阳与语，绐窥眢井，因而堕之。 这里，作者仍然是充当着叙述者与聚焦者的双重角色，表明戴生真的“改行”了。其实，在叙述邻人欲谋害戴生的事件中，邻人就是隐含的聚焦者，在作者与邻人的双重观察下，戴生可以说是变得亲切、善良得毫无戒备心了。 聚焦三： 既见嶙火浮游，荧荧满洞，因而祝之……但见诸嶙渐浮水来……“主人攻煤，震动古墓，被龙飞相公决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但相公文学士，今为城隍幕客。彼亦怜我等无辜，三五日辄一施水粥。要我辈冷水浸骨，超拔无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捞残骨葬一义冢，则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日：“如有万分一，此即何难。但深在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诸鬼使念佛，捻块代珠，记其藏数。 从这一段开始，外层叙述者作者开始退居故事之外，由内层叙述者戴生代替，通过戴生的视角观察展开故事情节。如果说在前两个聚焦场景中，例如“聚焦一”下： ★ 并且在前两个聚焦中，聚焦者大都是“听觉的聚焦”和作者全知全能视角的潜在“视觉的聚焦”，但是在作者退居故事之外后，“聚焦三”就如下： ★ 关于双层叙述者的叙述一聚焦模式导致的多重聚焦主体，热奈特早已提出叙述聚焦的三分类：即无聚焦或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所谓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即叙述者>人物，一般传统的叙事文学往往都是采用这种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即叙述者：人物，在内聚焦叙事中，包括固定式内聚焦与多重式内聚焦，而且有第一称和第三人称的不同（即人物一聚焦者与作者一聚焦者的交错变迁）；外聚焦，即叙述者<人物（叙述者所说的少于人物所知道的）⑥。由于传统叙事文学一贯的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很少会留意传统叙事文学中这种复杂的内外聚焦叙事。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在谈及《红楼梦》叙事艺术时说：“《红楼梦》虽然还残留了说书人叙事的痕迹，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作者退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事方式。”⑦但是从目前研究《聊斋志异》的许多作品来看，例如《（聊斋志异）“异史氏日”叙事艺术论略》⑧、《（聊斋志异·金和尚）的史学及民俗学价值》⑨等，已经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蒲松龄《聊斋志异》在叙事学上的不自觉的创新。 “聚焦三“中，叙述者不再是作者，还换成了角色化的人物——戴生，也就是叙述聚焦中的内聚焦叙事。在“人物一聚焦者”戴生的视角下，他的“视觉的聚焦”和“听觉的聚焦”带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展现了枯井下的荧荧溺鬼以及龙飞相公的神秘梦幻色彩。可以说戴生是对龙飞相公的“听觉聚焦”，透露出龙飞相公在冥间为城隍幕客的神秘身份，他有对无辜善良人的神灵般的眷顾，象征着神灵的惩恶扬善的不可名状的神圣力量。同样的是，通过聚焦者溺鬼视角，戴生已经从年少的“少薄行，无检幅”，完全转变成了一个镇静、豁达、虔诚、善良的人。而且在内聚焦叙事模式里，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闻青烧悉为冤鬼；我虽暂生，固亦难返，如可共话，亦慰寂寞”，内聚焦主体——人物一聚焦者，同样也是聚焦对象，外聚焦者作者是不能体会出人物行动主体——戴生在坠入如同黑暗地狱的枯井后遇到溺鬼时的心情感受，即外层叙述者作者所知道的<内层叙述者所知道的。 聚焦四： 阶尽，睹房廊，堂上烧明烛一枝，大如臂。戴久不见火光，喜极趋上。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辍步不敢前……自言：“戴潜，字龙飞。曩因

认真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推进高校和谐发展

作者： 暂无 来源： 广西教育·C版职业教育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坚持“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在办学规模定位上，坚持将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控制在1:1的水平上，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控制在2万人左右；在办学空间定位上，坚持周边拓展与校园置换相结合的原则；在人才培养

成钧诗笔 裁伪存真——许永璋的杜诗研究探微

作者： 暂无 来源： 杜甫研究学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许永璋   以诗论诗   杜诗研究   以杜注杜  

描述： 许永璋先生是20世纪杜甫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他生前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杜诗是他一生不解的情结。在他相关论著中，其“论杜”时所表现的入其境而写其心的情怀、“解杜”时对“虞山笺”的重视及其发展、“品杜”时借用桐城文法对杜诗格调辞章的分析、“和杜”时体现的以诗论诗的新创思，均能裁伪存真，而独标一格。在许先生丰富的杜诗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就是以诗人的生命融织于学术研究之中，无论其以杜注杜，还是以诗论诗，均显示出特有的诗学生命与诗意风采。 [关键词] 许永璋 杜诗研究 以杜注杜 以诗论诗 先父许永璋先生（以下为了行文规范，统称“许先生”）一生致力于唐诗研究，尤精于杜诗研究，曾在南京大学主讲“杜诗”十年，出版《杜诗名篇新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简称《新析》）、《许永璋唐诗论文选》（以杜诗研究为主，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简称《论文集》，以下凡引此两书处仅注明页码）等著作多种，发表有关杜诗研究论文数十篇，曾在杜诗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刘明华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文中将百年杜诗研究分为三代人，第一代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等，第二代则有萧涤非、程千帆、傅庚生、许永璋等。许先生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发表研究杜甫的文章，一直延续到世纪末，刘文所揭及定位，宜为历史事实。然同一代学者，其研究又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风格，这也正是学术生命之所在。许先生之论杜、解杜、品杜、和杜，最突出的就是以诗人的生命融织于学术研究之中，无论其以杜注杜，还是以诗论诗，均显示出特有的诗学生命与诗意风采。这也是本文不以“综述”而以“探微”命题的原因。 一、论杜：入其境而写其心 许先生是位诗人，一生与诗作伴，他的杜诗研究，是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而入其境写其心的。他在《题杜子美像》诗中写道：“白发青衫硬骨头，万钧诗笔压千秋。”又有《论杜诗六绝句》之六云：“存真裁伪复何疑，祖述先谁欲问谁？玉振金声寥亮处，多师还拜杜陵师。”其中“万钧诗笔”与“裁伪存真”，既是许先生对杜诗的赞许与评价，也是他自己论杜的精神与法则。 在《杜诗名篇新析》中，许先生评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云： “论诗之要，在于先入其境。人其境而玩索之，出其境而品评之，则必能搔着痒处，而免遭隔靴之讥。作诗忌境隔，评诗忌隔境。原诗本隔，而强使之通；或原诗不隔，而解之使隔，皆解诗者之大病。” （第7页）所谓“人其境”，要在“写其心”，即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正因如此，许先生论杜于诗境精微处，不吝词笔，婉转阐发，深入其境（详后）；而于明达处，则从“顺”而不从“逆”，依“常”而不依“变”，防止故为深解，以致隔晦。如《秋兴八首》之八“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句，注家多称“倒装法”，即“红豆则鹦鹉啄余之粒，碧梧乃凤凰栖老之枝”，而许先生则从王嗣奭《杜臆》谓此二句“所重不在鹦鹉、凤凰，非故颠倒其语，文势自应如此”说，认为“真有鹦鹉、凤凰，未免板滞。盖举鹦鹉、凤凰以形容红豆、碧梧之美，且以自喻，并非实事”（同前210页）。又如《晓发公安》诗为拗律，明末萧云从《杜律细》以平仄用转音，改拗从顺，将诗中七拗字，均改动平仄，以求全谐，反增诗境之“拗”。对此，许先生说： “此诗拗处，四声交错：欲，人声；罢，去声；方，平声；昨，人声；态，去声；自，去声；已，上声。高低相形，长短相间，起伏蹉跌，正是杜公此时心律不齐之反映，强使之顺，反失其真。”（同前237页）声音通于心志，此诗人三昧，不可不察，亦不可强解。而由诗境到诗心，看许先生之论杜，不仅宜于细处察微，更当在大处着眼。综观他的杜诗研究，可以“时”“空”观作一鸟瞰。 就空间意识而言，许先生论杜最重其“高”、“大”二字，其中高远之志与博逸之境，尤为重要。杜甫何人？杜诗何为？日“圣”，是“诗圣”。何谓“圣”，“大而化之之谓圣”，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就是杜诗“集大成”说的源头。杜诗之“圣”，在“高”，有高远之志向，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大”，有博大的心胸，所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而在“高”“大”之外，结合许先生论杜，我们认为还有一字，那就是“狂”。所谓“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何其狂放？许先生曾论历代注杜家之“三失”，首在“儒家思想之牢笼”，次在“忠君思想之强制”，再是“诗史美称之拘泥”（详见《略评（杜诗详注）》，《论文集》151页）。特别是第一失，戟指历代注家多视杜公为恂恂儒者，其实大谬不然，殊不知杜公嗜酒纵情，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少年风华，又有“儒冠多误身”的叹息。是故不“狂”，何以游心于杜府；不“大”，何以人杜之堂庑；不“高”，何以窥杜诗之阃奥。值得注意的是，许先生亲近杜甫，是与他的高、大、狂的禀性有关，他嗜杜、习杜、论杜，是出自一颗朝“圣”之心的。在他自编的《一炉诗钞》中，首篇就是《读杜子美集》：“万卷书撑腹，一枝笔有神。相逢诗世界，千载益情亲。”而卷末《自书（一炉诗钞）后》诗云：“一炉安置久，能否一炉熔？今古新陈杂，殷周唐宋宗。欲寻天外径，惟见蕊中蜂。遥问成都客，巫山十二峰。”诗中的“成都客”，指的是杜甫，这就是许先生论杜的情怀，是与杜公所作的“怅望千秋”的心灵对话。 杜诗之高大，还在其奇傲之志与博大之爱，这里深含着渊久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重“山岳”，杜诗篇章多“登高”，这并不是偶然巧合，因为中国文化（华夏文明）形成于两座“圣”山之间，是“从‘神山’到‘人（仁）山”’，即由“昆仑”到“泰山”。在昆仑山有传说中的“伏羲氏”等大神，造文字，制服饰，画八卦，判阴阳；而泰山之尊，始自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仁者乐山”，中华文化核心之“仁”由此崛兴，而到汉武帝泰山封禅，且“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泰山之尊，孔子之圣，乃始至不祧。其实，所谓神山昆仑与仁山泰岱，已为文化象征，乃文化昆仑、文化泰岱而已。许先生曾撰有《遥望岱宗》诗云： “岱宗遥望同丘垤，未觉神州独此尊。造化钟灵人杰在，名山圣哲两依存。”诗的前两句写实，乃物质之山，后两句提升，乃文化之山。“名山”与“圣哲”虽相依存，然“因”在“圣哲”，“果”成“名山”，若非孔子，何有人们眼中的“巍巍乎泰山”？而许先生的诗眼，又从孔子之圣，自然牵转到杜公“诗圣”，朝圣之心，已隐然其间。正因此，他的《杜诗名篇新析》 （即杜诗讲稿）首选杜甫《望岳》，虽属编年体，其实也兼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意。在许先生的《讲杜诗六绝句》之一诗中阐明了这层意义：“杜陵诗卷映丹心，吐纳芳馨漱古今。欲酿菁英成醴液，先登泰岱宴高林。”结合他的创作再看其对杜诗《望岳》的探讨，是具有整体意味的。在《说杜诗（望岳）》（原载《文学评论》，后收入《论文集》63页）一文中，许先生通过对历代“神游”、“写意”说的考察，提出“诗题之迷惑”、“末联之虚摹”与对写实精神的“不理解”三层辨析，并通过与杜诗另两首《望岳》（华山与衡山）的比较，而阐发这首诗“登岳而望”之意义，诗境诗心，因之而昭彰。在许先生的杜诗论文中，分析过多首“登高”诗，这一偏嗜，即登高望远，内含了他的诗心、诗眼，更是其论杜的视野。 论杜诗重登高而“望”，更重以“心”击“境”，要在心灵的贴熨。从时间意识来看，许先生一生坎坷与杜公平生苦心相契，固属人生之不幸，然却成其学术之幸。因为论杜不知其“艰难苦恨”（杜诗“艰难苦恨繁霜鬓”），不解其痛疾世事（杜诗“盗贼本王臣”），何以得其“心”而入其“境”？不得其心，不入其境，又焉能体察到杜公诗艺中的“沉郁顿挫”之风格？推而言之，平淡乏味之人不可论杜，甘怡肥秾之人不可论杜，位高禄厚之人不可论杜，宽裕闲适之人亦不可论杜。论杜解杜，要憔悴中有气骨，要狂放间寓苦心。许先生有论杜绝句《题杜子美像》（此诗为其平生所爱，现题刻于他的墓碑背面）： “白发青衫硬骨头，万钧诗笔压千秋。可曾沥尽丹心血，彩翮依稀十二楼。”是论杜，亦自喻。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中有名言“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歌咏的是楚人宋玉，即此诗首句“摇落深知宋玉悲”。对此，许先生品析云： “怅望千秋”，言尚友之古人已不可复作，故难禁“一洒泪”；“萧条异代”，言宋玉萧条于前代，己则萧条于今代，同调而同一萧条，同心而远离异代，这比陈子昂“前不见古人”之空怀古人，尤为悲怆。（《新析》191页） 近古之视远古，亦如今人之视近古，洒“泪”之由，在一“悲”字，杜公言宋玉之“悲”，自况而已，许先生论杜诗之“悲”，亦饱含其人生的悲怆之意。他曾有诗自述其意：“平生嗜好无三种，工部诗篇后主词。故遣画师图二妙，萧条异代合同时。”（《题杜工部李后主合图》）诗圣杜甫与词王李煜，皆同一“悲”字，是由个人遭际之“悲”推扩于“悲天悯人”之境。

论汉代“顺权和合”的政治文化生态及对艺文之影响

作者： 暂无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汉朝汲取秦亡国之历史教训和借鉴三代治国经念道儒接续，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了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朝；黄老；儒学艺文；文艺；和谐。 【作者简介】谭立，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信息工程学校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汉初立国，颇思三代故事，复省暴秦之亡。贾谊言之，“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待也”。 一舟既覆，足以警人。为免蹈强秦之覆辙，权变其法，改驱民奔劳为养民守业，势在必行。《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日：“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高祖本纪》：“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初治国，充分考量前代行政得失，民心向背，以安稳为要，先行黄老。《汉书·外戚列传》日：“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辅以激励措施，《汉书·儒林传》载：“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大乱之后，民心思定。帝王德化其民，率先垂范，崇尚恭俭，民众摆脱暴政烦苛，安居乐业，经济逐步恢复并走向繁荣。《汉书·文帝纪》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结和亲，后而北约入盗，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 贾生日：“劳民之易与为仁。”疲敝民众所求至微至陋，汉初国策，循依三章约法顺民意得天下之例，军政不扰人民，使之休养生息；设礼仪，置行政，封疆土，慰功臣，是以天下臣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此顺天应人之举，颇得民心。天下历“文景之治”，万民称颂汉德，奠定了汉代四百年基业，且为武帝隆儒，以进一步增强国力创造了条件。由此看来，提倡“不折腾”理念虽属老聃，实行“不折腾”政策当首推高祖。 在执行与民休息国策的同时，制定礼乐制度，完善社会政治体系。《史记·乐书》载：《传》曰：‘制定功成，礼乐乃兴。’”汉朝国事甫定，高祖首倡礼制，使叔孙通创制度，垂典后世。《汉书·高帝纪》载：“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书·礼乐制》载：“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 汉朝制礼，汲取前朝速亡之教训，文武相兼，尤重文德，辅以武威。《资治通鉴·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中》载：“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儒生三十余人。”[13]孔子儒宗，鲁儒生之祖，生不逢时犹拳拳于以儒道辅政匡时，致君尧舜，今者占尽天时、地利、人望。《汉书·儒林传》曰：“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叔孙通制礼仪，首用鲁儒生，是为遵循古制，重显纯儒，示之运承三皇五帝先圣正脉，以正天下视听。万民素仰慕古道，向往人君广施仁政以德服人，任其安居乐业，是谓王风民草，众望所归。《汉书·刑法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大局初定，其行政须文武兼备，德刑并举，若失刑罚，难免作奸犯科凌上为乱又起，故此叔孙通制礼，杂以秦制，非为倚重，实乃有以警示。 制定礼仪的指导思想，乃秉承上古传统，在一个“争”字上着眼。汉朝谋国者对于“争”的利弊以及一系列结果有着充分的引证研凿，并以战国、秦朝故事加以验证，由此形成了至为深彻的理解。 《史记·礼书》曰：“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在此，着重分析礼制产生的原由乃是人欲之无止境，因此产生激愤与争斗，进而演变为动乱、战乱和征伐，自此丧失天下太平，甚者，常可致君臣失序，国祚堪危。《后汉书·礼仪》曰：“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如此关涉邦国安危、万民福祉的要政，必然引起谋国者高度重视。 “争”既是万乱之源，故此“止争”为治国要术。如何止争，因应之法首在黄老、儒学。黄老尚无为、不争，其利在于大乱剧变之后有以安民心、复元气；其弊在于积久往往导致民心散涣，国政疲懦，难于保民长远，且少专门论及家庭人伦日常行止，失之粗疏虚泛。儒学具源远流长之“六艺”经典，凡是人伦自然，天同覆地同载，无所不及。自生至卒、自己至人、自家至国均一一宗核名实，兼顾靡遗，是谓根深叶茂，广为熟稔。《汉书·儒林传》述日：“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渚，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于是乎，“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19]。窦太后既崩，武帝审时度势隆推儒术。儒虽难进取，可与守成，相对于黄老略为精进。武帝此举为考量国是民愿，作根本性国策制定，乃时代中进一步深根固柢的明智之举，并于西汉中叶做逐步完善和固定。 黄老以自然无为止“争”，儒学以礼义中庸制“争”《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撰《法言》曰：“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汉书·礼乐志》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先王耻其乱也，古制雅颂之声，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圣王之道在于肃承天命，抚辑万方，混同一体，无所偏倚。儒学中庸之法，进而不过，退而不萎，中正和谐诸方兼顾。 王德如风，民偃如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书·儒林传》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若逢甘霖，就此生机勃勃，诸多学者以此显贵。“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汉武尊儒之后，六经博士峨冠博带，轩恢隆赫，“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以合众声于中和为国家长安久治之根本，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的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贯穿于有汉一代及后世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中，并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深远影响《后汉书·礼仪》云：“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以扬雄为例，扬雄唯乐研习纯正经典，非圣不好，拂意不事，处处讲究中和纯正，撰有《法言》。史载：“《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第四……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撰《先知》第九。”纵观扬雄，自少及长，在野在朝，是为承接传统儒家文化，心绪端正，目标明确，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之醇儒，嗜经典、崇圣贤，慕相如，惜屈子，兼好辞章。扬雄既为庙

刘王立明：中国妇女及人权事业的先驱

作者： 暂无 来源： 志苑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她曾任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是全国妇女联谊会的发起人；她曾在白色恐怖弥漫中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与陶行知一起倡议成立了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并在后来独立主持会务：她曾在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参政会议上深入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之罪行、痛陈贫民百姓之疾苦而被中外记者称为“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她曾在有72国代表参加的布莱梅国际会议上义正词严，让蓄意诽谤中国的印度代表哑口无声；她积极争取民主，坚决反对独裁，主张积极抗日：她努力著书立说，宣传妇女解放，争取国家富强；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彭真“来去自愿，提供方便”的劝告，她毫不犹豫地回答：“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里也不去”：她在“文革”期间“不跪任何人，只跪真理”的话语至今还让人荡气回肠，震耳发馈；她是民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执委会常务委员，曾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两届全国政协常委。 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权事业的先驱，现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杰出代表——刘王立明。 刘王立明，1896年生，原名王立明，字梦梅，小名杨顺，曾用名扩志洁，安徽省太湖县人。晚年定居北京，1970年含冤逝世。 名字由来：秉承报国志更各忆先夫 刘王立明为何复姓刘王．得从她的丈夫、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刘湛恩说起。刘湛恩是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湖北汉阳人。1918年赴美留学，1922年毕业，获博士学位。1923年，刘王立明与刘湛恩结为夫妇。他们一起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坚决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在各种场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遭到日伪的仇视，终招来杀身之祸。1938年4月7日清晨，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和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主席的刘湛恩在静安寺大华路汽车站候车，突然遭到日本特务的袭击，子弹穿胸而过，一代名儒倒在血泊中，终年42岁。1985年4月，民政部正式追认刘湛恩为革命烈士。 面对突变，刘王立明擦干眼泪，镇定思痛，决心秉承丈夫遗志，踏着夫君血迹坚持反蒋抗日。她用中英文挥泪写就了《先夫刘湛恩先生之死》，并决定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以“刘”字，改名为“刘王立明”，以示对丈夫永久的缅怀与纪念。 求学之路：保送人儒励读硕远赴美 刘王立明的家乡太湖县位于皖西南边陲、大别山南麓，这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素有“一门四进士，十里两状元”之美誉。刘王立明出生在该县花园乡杨铭组，自幼聪慧过人，在学习上展示出了非凡的天赋。她7岁时，父亲就抱着她以《本草》、《汤头歌诀》等医书教她认字。9岁时，一场疾病夺去了她父亲的生命，尔后靠母亲出卖女红、典当家物为生，过着贫苦的童年生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她进入在太湖县城开办的一所免收学费的福音小学，恰年10岁。12岁那年，她不顾母亲的严厉责打和邻里世俗的眼光，一举扯掉了强给她裹上的裹脚布，一时震惊太湖县城，成为全县头一个放脚的姑娘。这也初显了她反封建礼教的叛逆精神。小学毕业时，由于品学兼优，她被学校破例保送到江西九江儒励书院读书深造。 九江儒励书院是其时方圆千里之内独一无二的女子中学，也是刘王立明演绎传奇人生的起点。她踏进儒励书院后，犹如插上了翅膀，眼界豁然开朗。经过日夜苦读，四年寒窗后，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被校方留下当教员。1915年，当世界妇女节制会在学校发展会员时，她带头报名参加，不久又在中华分会任职，这是她从事参加妇女运动的开端。1916年，她又考取留美奖学金，到美国西北大学攻读生物系4年，立志科学救国，并获硕士学位。 妇女事业：施杰出才华展伟大抱负 刘王立明的一生，与中华妇女节制会有着不解之缘。她是中华妇女节制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中华妇女节制会是她实现理想和抱负的人生舞台。 1920年，刘王立明毕业回国后，却改变了“科学救国”的初衷，没有从事生物科学的研究，而是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事业，并很快成为活跃的妇女社会活动家之一。留美期间，她曾被世界妇女节制会聘为该会的远东区干事，曾代表该会巡视过中国、日本、菲律宾、朝鲜及澳洲等地的分会工作。所到之处让刘王立明眼界大开，深深感到推进中国妇女运动、解救中国妇女于水深火热之中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她回国后，即担任中华妇女节制会的总干事，不辞劳苦，南北奔走，在短期内跑遍了国内的15个省、市，帮助建立节制分会，使会员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并被选为会长。她在参与、领导民国时期中国妇女节制运动的过程中，注重保障女性的基本生活，培养其生存能力，促进女性群体的成长。她对妇女节制会进行过这样的定位：家庭为国家的基础，故是以“促进家庭幸福”为宗旨，“拒绝烟酒赌邪，提倡慈孝贞俭”为方法，“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为口号。 她所领导的中华妇女节制会．是中国最早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娼妓制度等，最先倡导节制生育、妇婴卫生和第一个提出妇女禁烟、禁酒的社会团体。同时，在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举办妇女福利事业方面，她也是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她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等地，创办了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等。1924年，她与向警予、杨之华、刘清扬等全国妇女界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刘王立明主持了促成会的成立大会，提出了“争回女权，同参国政”的要求，对当时全国妇女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为宣传妇女解放运动，刘王立明创办了《节制》妇女刊物，致力于宣传国家富强，倡导妇女解放，抨击封建制度和专制势力。先后出版了《快乐家庭》、《自强之路》、《中国妇女运动》、《生命的波涛》、《婚约》、《珍堡梦》、《小珍寻母》等书，其中，《生命的波涛》荣获国家一等奖。 爱国情怀：生当护国誉死为中国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王立明不仅支持丈夫挑起领导上海各界人士发动抗日后援工作的重担，自己也日夜奔走呼号，发动社会妇女支援前方，抢救伤病员和救济难民及平津流亡学生。1938年初，日伪威逼利诱，妄图迫使刘湛恩叛离救亡事业，去充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伪教育部长，遭到他们坚决拒绝，从此，刘宅便时刻处于危险之中。有时突然会从墙外扔进一颗手榴弹，“轰”的一声在天井里炸开来：有时收到内藏子弹的恐吓信：有时会接到来历不明的人打来的威胁电话。有一次，刘家收到由旅馆侍者送来的一篮水果，内附一封英文信，日：“你爱国抗日工作，使我极为钦佩。兹为表示我的敬意，特赠水果一篮。”家人将水果送交警方化验，发现水果内含剧毒。在这关键而危急的时刻，刘王立明坚定不移地支持丈夫坚持民族气节，巍然不动，任凭敌人用任何恐怖的手段进行威胁，不惜用生命捍卫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操。 1956年，受中共委托，刘王立明率中国代表团赴西德不来梅参加世界妇女节制会。这次代表大会有72国代表参加。印度代表在大会上宣称，中国种植和出口鸦片，刘王立明立即请印度代表说明这些鸦片从什么地点出口，数量多少以及卖给了谁？对方无言以对。紧接着她向大会郑重声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明令禁止种植、运输、买卖和吸食鸦片，鸦片在新中国已经彻底禁绝。她正义凛然地驳斥了印度代表的诽谤，维护了中国的声誉，还促使大会取消了国民党代表参加会议的资格。她在会上全面介绍了新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妇幼福利事业的发展状况，就在这次会议上，她当选为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回国后，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她，并对她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1957年，刘王立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三年困难时期，彭真对她说：“基于来去自愿的原则，你如果想出国，可以提供方便。”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哪里也不去。”即便在那样的岁月里，刘王立明仍然相信党，坚持自己的信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革命历程：痴心酬壮志巾帼胜须眉 抗日战争之初，刘王立明在上海发动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病员，还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工作。在刘湛恩汽车站遇刺惨案发生后，她强忍失夫之痛，赴武汉、重庆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在四川叙府创办难童教养院，抚养来自沦陷区的数百名难童。 1938年7月6日，她以国民议会参政员身份出席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参政会议，在会上，一再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罪行，痛陈贫民百姓的苦难生活。当时参加参政会议的中外记者，称她是“敢于向当局挑战的女参政员”。（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政府主持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与组成的一个咨询性质的准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不仅是参政员发表政见的舞台，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一个战时经济机构．在这一经济机构下，参政员提出了很多有利于抗战的经济议案，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极大贡献。） 1943年9月，时值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陪都重庆大

美的江山同，美的书写——读刘刚、李冬君的《文化的江山》

作者： 暂无 来源： 书屋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兴衰周期   中国文化   作者   相结合   中国历史   文化中国   农民起义   书写   王朝   儒学运动  

描述： 作者笔下，“汉朝亡了，中国未亡，王朝中国解体了，文化中国高扬”。“不管王朝如何循环，文化中国都在进展”：五胡乱华，乱了王朝，而中国依然挺立，结果是北朝胡族被汉化了；后来，辽、金、元、清相继入主，建立

橙之良品

作者： 暂无 来源： 足球周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外的话。 ■特约撰稿 罗曼 破天荒的三战全胜，在南非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橙衣军团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势拿满9分，进5球丢1球，以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了淘汰赛。翻开历史，这竟然是荷兰队

领袖出访，引领民企挺进国际

作者： 暂无 来源： 黄金时代（社会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一家公司购买3套设备。对方要价1.3亿多美元。谈了几天，对方都不肯将交易价格降至1亿美元以下。于是民航总局找到咱们驻法使馆帮忙，半个小时的会谈成功地给中国节省了几千万美元。 此外，我国还有一大批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互动与社会建设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分裂和国家动荡。 1．多元文化给新加坡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移民国家、特殊的地理方位及其历史传统，使得新加坡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多元文化国家之一。新加坡多元文化的互动属于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