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兰丁格的“保证”学说与当代儒学创新^*

作者： 孙清海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6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儒学创新   普兰丁格   “保证”学说   倪培民  

描述： 美国著名哲学家普兰丁格提出的“保证”学说,旨在为基督教提供宗教认识论上的依据,同时可以成为当代儒学创新的重要契机。鉴于基督教与儒学思想的不同,“保证”学说自然不能直接生搬硬套,而需针对儒学的特点进行积极的改造。倪培民的有益尝试启发人们:儒学的复兴与创新,离不开学术层面的争鸣与争辩。

“不相应行法”与“执的存有论”^*——论牟宗三哲学以儒摄佛和援西入中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5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范畴   执   不相应行法   知识论   会通   课题   识心  

描述： "执的存有论"依据佛教的"执"而建立,而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相应行法"。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学史上第一次创造性地比较和会通康德知识论的范畴与佛学的"不相应行法",不仅逼显出佛学中深刻的知识论思想,而且经过与儒学的融合,构建了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见的"执的存有论",不可不谓有开天辟地之功。牟宗三认为经过他批判损益后重新考订的"不相应行法"("十七法")足以成为识心的认知活动的形式条件,因而可以成为知识以及知识对象的可能之条件;从佛教的材料讲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与一般所说的"佛敎有它的知识论"的意思根本不同,牟宗三所讲的佛教中的知识论问题,与俄国著名大学者舍尔巴茨基所讲的佛教的逻辑和知识论即"认识论逻辑的体系",也截然不同。在这一前提下,东方或中国的哲学就完全可以建立自己的知识论系统,走出一条既有取于西方知识论、更有别于西方知识论的道路。这无论对牟宗三哲学来说,抑或对于未来的中国哲学来说,都是无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天地。牟宗三对"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问题的研究不是泛泛的研究,也不是孤立地从佛教的宗教性出发,而是把它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尤其是比较集中地把它与康德知识学的范畴论做了系统精深的比较研究,揭明与阐释了佛学"不相应行法"的知识论意义,使它从佛教的泛心理学主义的笼罩中解放出来,在哲学知识论上获得了新鲜的积极的意义。这虽然仅仅是牟宗三众多的融合会通中西哲学的一个案例,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值得玩味、鉴赏和研究中西哲学会通的典范,可以用来考察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和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看,对中国哲学来说,固然需要援西入中和以西释中,但是对西方哲学来说,自然也会需要援中入西或援印入西与以中(印)释西。

杨子荣之“忠勇智”考^*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7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杨子荣   中国叙事学   “主体的利益”   斗智斗力  

描述： 从现实中的山东牟平县青年农民杨宗贵到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杨子荣,《林海雪原》几乎完整地援取了“中国叙事学”的“儒表奇里”叙事法则。后者逾过杨宗贵灰黯、不幸的人生而将“忠勇智”建构为他的英雄“本质”。在此重构过程中,阶级之“忠”创造了杨子荣的阶级“前史”,也抹去了其与“吃粮”有关的“主体的利益”;“勇智”所从属的“奇”的机制则更以对惊险、曲折系数的强烈迷恋而改写了杨子荣精细、务实的特质。“忠勇智”的凸显,亦是“大众之法”在革命文学内部重获竞争优势的结果。

楚简《尊德义》与孔门教化政治观^*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7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礼治   《尊德义》   民本   德治   儒家教化政治  

描述： 《尊德义》是郭店楚简中的一篇政治专论,体现了早期儒家的政治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这篇出土文献虽然在编联和释读上仍存在争议,但其中所反映的思想大体可识。《尊德义》的主体思想是儒家的教化政治论,具体包括四个层面:一是"为政者教道之取先"的教化论,二是"为君之道在尊德义"的德治论,三是"明德者莫大乎礼乐"的礼治论,四是"民,爱则子也"与"动民必顺民心"的民本论。这一政治思想与《论语》等文献记载的孔子政治思想既有一致性,又较之有所丰富。综合各种信息,这篇文献可能是子思之儒所传述的孔子遗言,至少可以视作孔门政治思想的珍贵文献。

谈谈《吕氏春秋》“十二纪”之“三秋”思想^*——兼论杂家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7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性情   刘向   《吕氏春秋》   刘歆父子   《淮南子》   抒情  

描述： 文献目录学上的杂家的形成过程、学派思想特点以及由此特点所发挥的社会效用等问题,值得探讨。以杂家之代表著作《吕氏春秋》、《淮南子》为讨论重点,通过分析其编撰者的特殊身份,梳理杂家在纵向层面整合九流十家的历史进程可知,杂家是平衡现实社会君臣、朝野、阶级等各种势力之余所形成的意识形态,而给予其名称及地位者,当属刘向、刘歆父子。杂家既尊重天道法则,又保护个体性情之遂长,由此开辟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同时亦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之滥觞,其作用非儒、道诸家可以替代。

方中通《哀述》诗释读^*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8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方中通   异类中行   《哀述》   方以智  

描述： 《哀述》是清初数学家方中通守丧期间所作的一组七言古诗。在这十首饱含真情的作品中,方中通回顾了他的父亲方以智一生的学行和志业,并对时人所关心的忠孝节义、儒佛分合、学术宗旨等几个重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说法。考虑到方中通长期陪侍在父亲身边,这些说法很可能就包含着方以智本人的自我定位在内,因此该组古诗是我们理解方以智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

初唐的数学与礼学——以诸家对《礼记·投壶》的注疏为例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7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礼记》   礼学   数学   《五经筭术》   投壶  

描述： 传世文献中有两条线索刻画了中国古代礼与数学的密切关系:一条线索是《周礼》所述“六艺”之一为“九数”(即数学),由此被后世学者逐渐扩展为数学是礼学或儒学的一部分;另一条线索是《左传》所云“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由此被理解为礼数与政治等级相关,并进而以数学安排之。从孔颖达与甄鸾、李淳风等对《礼记·投壶》的注疏看,两方对同一经文及郑玄注运用了不尽相同的数理解释。具体来说,有计算方式与结果、注疏体例与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尤其是前者通过书写计算,而后者使用算筹。基于其他文献中也有类似的情形,两方的差异具有一般性。因此,《周礼》所述更多反映了周代数学与礼学的关系,而后世的发展导致算经数学与儒经数学各自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并且后者与礼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左传》所云侧重关于政治等级的礼数,而未述其关于礼器尺寸的一面。汉代以降,投壶由礼仪向游戏渐变,出土实物与传世绘画印证了其形制的变化;诸家对相关经文的解释就逐渐偏离了实际,而转为相对纯粹的文本学术探讨。在初唐恢复古礼、注疏儒家、算家经典的历史背景下,数学与礼学的关系实际处于文本与现实的多重张力之中。

由“意义治疗”到“存有的治疗”——林安梧关于异化问题之崭新的思考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4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语言的异化   存有的治疗   意义的治疗   异化  

描述： "异化"作为人类文明进程尤其是现代化所造成的一种效应,是指人在外驰、追逐对象化的势用时离开价值根源的存在样态。林安梧在弗兰克"意义治疗"思想的启发下,基于"挖掘"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的相关思想,在其"存有三态论"的理论框架下,对"异化"的形成及"异化"的治疗提出了崭新的思考。在林安梧看来,"异化"乃是"存有的执定"层面的"语言的异化",而治疗"语言的异化"不能从"语言"本身去求解,当经由"存有的归返"过程,从"存有的执定"回到"存有的根源"去求解。由于回到"存有的根源",因"语言的异化"所带来的弊端可得以彻底化解。很显然,"存有的治疗"为优长于"意义的治疗"之治疗"异化"的途径。

墨家“兼爱”思想的法权利观阐释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1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墨家   权利   交利   兼爱   非攻  

描述： 墨家的"兼爱"思想,既追求社会的正义,也关注个体的权益。"兼以易别",以"非儒"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平等思想,衍生出所有权保护意识及权利秩序观念。首先,墨子将天下乱阶之原因归结为"不相爱",深刻地揭示了侵权与犯罪的根源,并强调客观结果与主观动机的统一。其次,墨家所讲的"兼相爱,交相利",迥异于"耻言利"的儒家思想,强调"爱利一体",提倡"交利"的平等权意识,包含了尊重人的财产权和生存权之意,又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发展生产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愿望。最后,作为"兼爱"的消极言说方式,"非攻"以从个人基本权利到国家主权的论证方式,反对侵犯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并揭示两者的同质性,进而勾勒出"自然法"统摄下的从个人权利到国家主权的权利秩序理论。

中韩历史中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之关系:不可分割性与互为紧张性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1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朝鲜   权力   中国   儒家   知识  

描述： 19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的若干历史实例表明,"儒家知识"与"政治权力"在中韩两国文化中既有其极端密切的互动,但又有极为紧张之关系。第一,儒家"知识"与中韩政治权力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渗透,但"知识"与"权力"毕竟性质不同。帝国体制之下,皇权是至高的权力,儒臣的权力则是衍生性的权力,"知识"与"权力"也各有其不同的"运作逻辑",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与掌握权力的帝王之间,有其永恒的紧张性。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朝鲜都是帝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大一统帝国需要儒家价值系统作为帝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以有效运用各种人力及物力资源;为谋帝国的长治久安,中韩两国帝王亦须不断吸纳儒家知识分子作为官僚进入体制中。两者之间有其不可分割性。第二,近代以前中国与朝鲜历史上的"知识"与"权力"之所以既不可分割而又互为紧张,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学知识之特质。就儒学知识之特质而言,古典儒家提出"内圣外王"作为最高的人生理想,认为个人内在道德的修为与外在事功的完成是不可分割的。内在道德的修养不仅是个人内在思想的玄思,它还必须进一步落实在客观的外在环境之中。在"内圣外王"理念下,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直潜藏着巨大的将儒家知识落实在政治现实上的动力。儒学知识系统的强烈实践取向,使儒学知识在近代以前的中韩两国历史上必然与"权力"发生深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