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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劝世治平到翱翔太清——论仲长统的愤世与出世
- 作者： 暂无 来源：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07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道家 仲长统 《昌言》 儒家
- 描述： 仲长统及其《昌言》批判社会不限于形而下的现象,也富含了哲理性思考。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但劝世治平的愤世言行同时体现出了道家倾向。仕途舛蹇、生逢乱世的身世感怀,影响其思考人生价值的定位由“愤世”进而转为“出世”。他借鉴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对传统儒家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最终留给历史一个“狂生”形象。不过,魏晋士大夫抉择儒道、构建内外互补的理想人格,仲长统确是开启端绪的先声人物之一。
- 地域文化视野中汉魏之际士人的身份裂变——以王粲、仲长统的地域流动为例
- 作者： 暂无 来源：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份： 2018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仲长统 王粲 汉魏之际 身份裂变 地域流动
- 描述： 士人的地域流动及流动区域的地域文化对士人的性格塑造、思想变迁与文章写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时常引发其身份的变化。这种连动在乱世中表现尤为明显。以汉魏之际士人王粲、仲长统为例:两者皆起自山阳高平;其后南北殊途,王粲由洛阳至长安、再至荆州,仲长统游历青、徐、并、冀四州之间;最终二人分别归于邺城曹氏与许都汉室。两者身份也随各自流动而发生裂变:由最初的鲁文化中的少年儒生,分别经过荆楚、幽并文化的熏染而呈现出鲜明的"流寓客"与"狂异生"形象,最后通过与邺下文人、许都诸儒的交流,王粲文学家、仲长统思想家的新身份得以形成。扩大而言之,以王粲、仲长统为代表的汉魏之际士人群体的地域流动与流动所带来的身份变化也是加速此期士人独立与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的重要动因。
- 论仲长统儒、道、玄思想的交杂与转化
- 作者： 暂无 来源：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份： 2008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儒 道 玄 仲长统 转变
- 描述： 分析了东汉末年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仲长统的代表作品《昌言》、《乐志文》、《乐志诗》,探讨了仲长统思想中呈现出的儒、道、玄思想的交杂与转化,考查了汉末魏晋时代士人复杂的思想动态。
- 非儒入道的玄学先声：仲长统思想研究
- 作者： 暂无 来源： 许昌学院学报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道家 仲长统 《昌言》 玄学 儒家
- 描述： 作为后汉三贤之一的仲长统,是魏晋玄学可以追溯较近的渊源之一。其理乱政治思想嫉恶如仇,而劝世治平的损益对策体现了深具儒家情怀的弘毅之士形象。《昌言》旗帜鲜明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吸收了老庄思想以得义为基准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否定和补充,呈现出非儒入道的异端色彩。仕途舛蹇的仲长统最终遁入道家境界,其对儒道思想的取舍把握与魏晋玄学存在互动的关联,尽管存在诸多自我矛盾,但是在整合基本思想资源催生玄学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在汉魏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 两汉经学社会批判思潮管窥
- 作者： 暂无 来源： 南京社会科学 年份： 2008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王充 王符 董仲舒 经学 仲长统 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
- 描述： 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即把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定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问题是,在董仲舒创立的一整套学说体系里,儒家最具代表性的核心灵魂理论仁学被抹煞了、删除了,象征孔孟一系真正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学说遭到阉割、篡改与修正,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内容,其核心是绝对权威并具有宗教色彩的君权神授论。这种僵化的扭曲的封闭型思维模式的神学经学,不仅笼罩着汉一代思想界,同时对当时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毒害均至深且钜,对两千余年中国思想文化的负面影响其后果是灾难性的。
- 东汉思想家王充和他的《论衡》
- 作者： 暂无 来源： 语文世界·高中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后汉书 思想家 王充 东汉 唯物主义 仲长统 《论衡》
- 描述： 口上海大学余志鸿 王充（公元27～96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东汉时坚持批判神学，是一位唯物主义传播思想家。《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记载他的生平如下：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曾，以数谏诤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剌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充一生过着贫困的潦倒生活，他敏感到东汉豪族统治下的政治腐朽和是非颠倒。“富商之家必夺贫室之财”的经济兼并和贫富对立，“庸人尊显”“贤俊落魄”的人才不列和贵贱对立，都使他深感愤慨。尤其他看到统治者愚弄百姓的一派“虚妄之言”，更是无法容忍。因此他决心“考论虚实”，高举“疾虚妄”的批判大旗，写下了《论衡》《政务》《讥俗》《养性》等著作，对当时已成为封建法典的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理论，展开『，系列抨击。王充针对当时社会已经流行了上百年的“大人感应”说和“阴阳五行”理论，展开了积极的论辩，批判这些观点的虚妄性，揭露这些荒谬理论的欺骗本质，从而在中古史上掀起了一场空前的论战。 王充的著作中渗透了哲学思维，他的哲学观是时代的产物。 王充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东汉前期。西汉末绿林、赤眉起义冲击了汉王朝最腐朽的一面，在农民起义血战下建立的东汉采取了一系列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期。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天文、历法、农学、医学等都有了较大进步。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对宇宙结构作各种假设（如浑天说、盖天说等），张衡的科技发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的出现，冶铁业和造纸术的发明……都为王充的无神论思想创造了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基础。在《（论衡》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当时科学发展的最新发展和成果。 王充博览群书，自称“通人”。他吸收各家学者的精华，他吸取黄老的天道论，又剔除其中的神秘成分。他对儒家思想进行无情的鞭挞，写了《问孔》和《刺孟》；他强烈反对法家的“偏驳”．批判韩非，写了《非韩》；他驳斥墨家的有鬼论和经验主义，写了《论死》《薄葬》；他指出名家的局限，写了《感类》；他批评阴阳家“其文少验”，写了《寒温》，等等。另一方面，王充对司马迁、扬雄、桓谭等人的思想大加赞赏，并予以继承和发扬。他赞赏司马迁崇尚以实写史，推崇扬雄反对怪异神命，认为“材疑（拟）圣人”。他特别从理论上和科学举证上彻底否定上古关于“天人感应”的思想，指出天没有感觉器官，因而也没有观念欲望，驳斥了把上天拟人化的虚构的理论系统。他说： 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 （《自然篇》） 王充进一步利用自然知识，指出把自然现象看作是“天”的感情传递给人的虚妄性质。当时一些迷信的人，认为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是“天”的情感的发泄，是“天谴”“天怒”“天罚”等，是“天”对人间的一种惩罚。王充对这些观点，运用科学知识一一作了批驳。例如他针对“雷是天怒”，批驳说： 盛夏之时，雷电迅疾，击折树木，坏败室屋，时犯杀人。世俗以为……天怒，击而杀之。……实说，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事（争），则相校轸，校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篇》） 人有喜怒，故谓“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于人。如人不怒，则亦无缘谓“天”怒也。（《雷虚篇》） 王充十分明确地指出“天人感应”思想的本质：儒家动不动言“天”，目的是为了教化百姓，生怕愚民不服教化，就把自己的意思依托为“天意”。其实，所谓的“天”实际上是按人的本原造出来的神，“天”的喜怒，正是人的喜怒的幻化。王充把古代的“天人”传播回归到人际传播，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王充强调知识教育的重要性，但指出师徒传授的弊端。他说：“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正说篇》）前代儒生看不到经典文献中什么是学问的根本，对于经典中的问题也不加深究，往往凭空臆说；而后来学习的人，又轻信老师的理论，循本守旧，照抄照搬，不从理论基础上训练，学一些浮夸的词语，忙忙碌碌，一心只想跟上名师可以早早做官，从来不花时间去探究学说，去寻本究源进行考核。结果使虚假的知识不断扩散，求实的作风无影无踪。 所以，王充认为虚传妄授的危害莫过于著书立说，因为白纸黑字，特别具有迷惑性；而如果说解的人又不加考察审核，更容易造成虚假乱真的局面。他列举古代传著中出现的众多虚妄，指出写在书上的事，社会上的人一般都容易轻信，认为圣贤传下来的东西绝对假不了。如果看书的人用心不专，遇到事物又不加思考；-旦遇到真实而正确的书，反而被误作虚假的书。王充感叹地说：“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王充主张学习上要善于发难，善于提出问题：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上下多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问孔篇》） 因此，王充激烈反对“生而知之”说。他在《实知篇》中列举16条事例，证明即使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也不可能“先知”，更不可能“生知”。他用通俗的比方解释说： 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知心乱少，犹食腥谷，气伤人也。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量知篇》） 知识对于不学习的人，就好比庄稼不能成粮食，粮食不能成米饭；有学问的人关键在于学习，在老师指点下趋于成熟，知识就转化为对人有用的东西。王充认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了解万物。不学习不发问，就是无知。即使是圣贤也要靠学习；世界上也没有天生就有学问的。 王充进一步指出，直接的感觉经验是认识事物的首要途径；人们获得知识的第一途径是借助耳目，但要获得更深刻的知识就不能光停留在耳闻目见的感觉阶段上。他说： 通人知士，虽博览古今，窥涉百家，条入叶贯，不能审知。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薄葬篇》） 这段话的意思是：博通学问和有才识的人，即使博览古今图书，涉猎诸子百家，每字每句段落层次都贯通，也不一定能深入透彻地掌握。只有像圣贤等人那样运用心意，把学到的知识与客观事物比照，才能使自己得到充实。论学如果不从思想深处注意精神意旨，仅仅依靠外部的感觉来确立是非标准，只相信感觉而不用心思考订正，这是用耳目来思考，而不是用脑子思考。用耳目思考，就会凭着虚假的现象来说话；以虚假的现象作比较的标准，那么真实的事情也会当作错的了。因此，是非的分辨不能只靠耳闻目见，一定要发挥思维的作用。王充还认为不仅要靠思维，还需要验证：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实知篇》）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薄葬篇》） 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语增篇》） 王充强调“效验”，反对“空言”，效验来自于证据，证据依靠考察获得；经过考察，取得证据，效验自然出现，是非自然分明。在《论衡》中，王充正是用“效验”作为准则，去检验儒家先贤的言论，他对被神化了的孔子大加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