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反而不倒？

作者： 暂无 来源： 国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文化   孔子   礼乐   思想  

描述： 孔子的缺点太多、局限性太大，反他容易，打倒难。 自他从老子、子产、师襄、郯子、苌弘等一系列师友那里闻道得道起，他就跟师友们拉开了距离。因为师友们或者传统保守，或者投闲置散，或者在形格势禁中演完自己宿命般的人生剧本而已。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雄心勃勃，用现代的语言表述，孔子善用了当时天下的文化中心——鲁国保存下来的华夏经典，以及最先进的交流工具——文字，培育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人才团队——孔门贤达，准备建设他心中的王道乐土——大同社会。尽管文字在当时记录话语思维的有效性并不大，老人家唯一亲手动笔劳作的《春秋》被后人称之为“断烂朝报”，但鲁国文字的先进已经为天子和列国周知：有周公后人和史官们一代代的努力，到了孔子时代，文字开始了突变。孔子整理了古籍；集体智慧更在孔门弟子那里获得了历史的展开，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合力把孔子的话语记录下来，成为一时的典范。有效文字一经出现，由公卿至于列士、瞽者、史者、师者、瞍者、蒙者等保存下来的诗曲书赋，以及春秋战国时代新的文明思考、问题答案，开始了沉淀、积累，开始了数百年间的启蒙传播，自然地，那些无名的天才劳作假借黄帝、文王、周公外，就只有假借孔子才能闻名于世。直到汉朝，内经、易经、礼记等等口耳相传或个体原创的华夏典籍仍多要借助于孔子的盛名才能大行其道。 因此，孔子占了便宜，但这个便宜如果真要给某个人的话，也非他莫属。他是集大成者，是三代以来最大的贯穿天地人三才的王者，他被后人称为“素王”。 有效文字的出现是一件大事。文字本来有着“天雨粟鬼夜哭”的神奇力量，甲骨文一类备忘符号、钟鼎金石一类的训诫符号还不足以把人类的史前史照亮，人类在黑暗中多只能歌哭、谈话、对话，有效文字的出现使得言为心声、手写己口成为可能，使得个体的沉思、反思、写作……成为可能。在东方红亮的过程中，孔子的作用是最大的。故此宋儒们感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但在人生的事功方面，孔子失败了，他承认自己是丧家狗，他不是一个成功人士。据说，失怙造成的对父亲的想象，使得他一生的言行依傍于权力、依止于人主。但他的弟子比他更善于傍官傍商，甚至成为一流的官僚商贾。孔子没有自铸伟辞，他的话卑之无甚高论，多是给三代以来或周公以来的华夏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装饰得更为温情，但这种人生的往返省思更值得听闻者珍惜。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执命，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在当时人都活得飘忽不安的时候，孔子的弟子们见证了跟老师一起的欢乐和充实。因此，孔子死后，他最杰出的弟子们在就业机会俯拾皆是时能够为他服丧三年，而“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的大商人兼当时第一流的外交专家子贡一人庐墓六年。这是有限时空中的无限把握，一种优雅高尚的信仰情怀。尽管孔子的思想在国际社会争霸逐鹿时不合时宜，但一旦六合扫定、海县清一，农耕时代的差序格局定型，他的仁道、恕道、君臣父子伦理等等思想就是王土王臣们尽忠尽孝或说人生展开的不二之选。 孔子是现实的，他从未像释迦牟尼一样为个体的生老病死忧患而寻求安身立命，未像苏格拉底一样去爱智慧，未像耶稣一样自傲“我的国不在这一世界”……但孔子也没有爱国情怀，他的梦不在春秋的鲁、齐、陈、卫，他的梦在周公、在三代以上，这个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念兹在兹的梦没有成就现实的大同，却无意中成全了当时文明面临革命前夕最稀缺的思想理论，这个梦想无意中成为“超越性突破”，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是，孔子参与的“轴心时代”建构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用马克思的话是，孔子等人的传统，梦魇般地压在活人的心头。 轴心时代的孔子何以噩梦般地纠缠活人的头脑？用现代理性的眼光解释，无非是社会的路径依赖、偶然性的先入为主等等，他是“箭垛式”的人物。但孔子万世长存，也自有其必然性，有其自身的努力。孔子确实是大禹、墨子之外华夏世界最早最勤奋的人物了。禹墨的勤劳为人周知，孔子的勤奋少有人道，他的勤奋一生堪称是最早把人一辈子都搞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一生。 孔子的一生是典范的一生。用后来儒生们总结的话说，他是履践的，他不仅心仪礼乐，他自己也活在礼乐世界里：他不仅表达真理，他本来就活在他表达的真理之中。他的爱在人世，而非爱于纯粹的自己或食色之欲，因此成就了最为美丽也最为现实的人类精神家园——一个文化中国，在他、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苟子、屈子等先秦巨子们的梦想中诞生，并经千百年来的学人、才子、士大夫们开疆拓土，成就了人类传承最丰富的庄严国土，成为东土大陆对峙政统、权力、金钱、宗族、迷信、商贾、农工……最有魅力的人生之道。孔子是这个文化中国最坚实的奠基者，是三代文明精神的传承者和集大成者。自孔子之后，一切权力、金钱、血亲可以兴勃亡忽，但文化中国越百世而不亡，贯穿千秋江山而始终。 尽管文化中国的开国之父不止于尼父一人，但只有孔子集中了当时华夏文明的资源优势。用现代的语言，他不仅拥有意识形态，还培育了干部队伍；他不仅有产品，还懂得市场营销；他不仅有价值理性，还有理性工具：他不仅提供了立国原则，还提供了外交哲学、家国天下的个人生存坐标……用广义工具论协同论和差异论的作者穆军的话来分析，孔子实得现代科学哲学的人生实践之大成。因此，无论来自外部的反对派如阳虎、叔孙武叔、齐景公，还是内部的反对派如墨子、庄子、楚狂，还是后来的李贽、五四巨子、毛泽东和文革小将……都不足以撼动这个国度以及它当之无愧的开国领袖。这是孔子反而不倒的秘密。 当然，反对孔子者有足够的理由。一旦他从边缘走进中心，走向神坛，他被政统利用，甚至被文化中国的执掌话语权者利用，他也就成为了管制和异化的工具，成了打人杀人的凶器。就是说，孔子是安土重迁的农耕文明的意识形态，是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大同梦想，是地主阶级的外衣：却非个体心灵的自我完善，非人身成道的开放人格，非大同而异端的力量。无论是外部的文化如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还是内部的精神、心灵等无限丰富的探索，甚至革命转型、移民时代、陌生人社会……都有着孔子不可思议的不虚真实。孔子和孔子霸权有足够的弱点、缺点、局限、盲区、短板、罪错……供人们仇恨、逃避、造反。 但孔子反而不倒。孔子如佛陀、耶稣、老子一样，构成了我们人类已知行为和思维的边界。除非我们如庄子所说的往而不返、孤标傲世，如宗教家们所倡导的万法唯心、因名因信称义，或如科学主义所谓的独立远行、探索无极。对转型时代、移民时代的人类来说，没有孔子，他们确实也活出了新天新地、空前绝后、真实不虚。当王安石痛惜两汉以来的中国圣人多生于佛门中时，张方平说，因为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人才，所以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等一流的天才皆归释氏。大字不识的惠能大师说过，心生万法；五四诸巨子说过，打倒孔家店。这都是我们自家人欲因应时世安置心灵和性命的必由之路。反对孔子、打倒孔子、离开孔子，是我们文明从宗亲单位走向四海之内六合之外的必然过程，是我们文明从中国之中国走向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必然过程。 老子说过，反者道之动。反对孔子和返回到孔子那里去，都是人性和文明的真实。 如果现代科学哲学给现代文明提供的基础支持足够有效，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言，当人类的一体化状态日渐深入人心之际，孔子的思想、言行、人生将是我们人类社会最可观的个体榜样。我们人类社会确实活出了老子、庄子，活出了基督、佛陀，但我们也活出了孔子。迄今为止，未完成的现代化其实是人类的一体化，未完成的现代性其实是致广大以尽精微而未能返回的现代性，它的返回或完成将是对传统文化的包容或说有效归队，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反恩人生。在这方面，无论是偏重个体化的老子、苏格拉底，还是同样有教主气概的耶稣、佛陀，都不如孔子那样入世，那样生动。文明在动态的平衡中，在沉淀积累中，或者将在加入陌生、异端、怪力乱神等第六伦后，把孔子以来的天地君亲师伦理发扬光大。

同临共赏·重塑空间结构——黄庭坚草书艺术及《廉颇蔺相如列传》赏临

作者： 暂无 来源： 青少年书法·青年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空间结构   草书艺术   时间节奏   狂草   《廉颇蔺相如列传》   黄庭坚  

描述： 重新的组合和构成。如“燕王私握”（图1）（《廉颇蔺相如列传》）“私”字左边“禾”大，右边“厶”小，“握”字就接在右边笔画少的下面，与“私”字组成一个新的组合，“私”与“握”之间的组合不是靠线条的映带

孙释堂武术思想初探--为纪念孙禄堂先生诞辰150周年而作

作者： 暂无 来源： 搏击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 孙禄堂本人是外家与内家合一的典范。他早年习是少林拳，练过硬气功，“初蒙世俗之见，每日积气于丹田，小腹坚硬如石，鼓动腹内之气，能仆人于寻丈之外，行止坐卧，无时不然”，后来他得前辈宋世荣的教导，懂得

孔子是日本民族崛起的引路人

作者： 暂无 来源： 真情·下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感恩节来到了，与日本孔子庙的石川教授交谈起来，为什么中国没有感恩节？石川教授讲，中国应该跟我们一起将今天定为对孔子的感恩节，对大和民族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当属中国的儒家思想，给日本带来繁荣富强的应首数孔子，因为德川家康就是以孔子的思想统治一切，让日本江户时代度过二百年繁荣稳定的岁月，从此日本崛起成为亚洲的强国。所以说，孔子是日本大和民族富强的救世主。 记起我的好友、中国通的日本民主党前经济委员长说得好：东方红，太阳起，亚洲出了个孔夫子，他为人民搞教育，呼尔嗨哟，他是百姓的好导师。东方晓，孔子笑，他为东亚谋正道，忽而嗨哟，他是中日好领导。东方亮，儒教旺，他为日本指富强，忽而嗨哟，救星孔子放光芒！ 日本大儒商、软银金融大学的北尾校长在前不久的开学典礼上致辞：孔教儒学是日本人安身立命、走向繁荣的发动机。孔子对日本的影响比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哲学对日本的影响都大。日本儒教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国、家、人是道德的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推崇和恭宽敏慧，让人们加强教育并忠诚可信，以此来推广现代科学与进步。所以讲，日本人都是孔教徒。 从上所述，日本精神的儒教层是日本今天成功的基础，为温故而知新，我来叙述：孔子的影响与日本人的成功。 说起儒家思想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大致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当时，日本开始与中国交往，曾多次派出“遣唐使”访问中国。 “遣唐使”的重要使命就是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 随“遣唐使”前往中国的，还有一大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以日本人特有的勤奋精神，像蜜蜂在百花丛中采蜜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学成回到日本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致力于传授中国的文化精华，成为儒家思想的出色传播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中国的儒家思想，迅速在大和民族中扎下了根。到了日本的平安时代，儒教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教育界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各类学校，大都以孔子的《论语》作为主要教材。 从源赖朝建镰仓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日本一直是武士统治的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统治者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要求国民“为主尽忠”，死而后已，尚武勇，寡人欲，重廉耻，守纪律。这种武士道的精神，就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理论支柱的。孔子思想中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也成了日本民族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随着儒教教育的不断发展，日本各地的学校大多也以儒教教育为中心，并把《三注》、《四书》、《五经》、《列传》列入官方规定的教科书，其他书籍不得作为授课的内容。 到了江户时代，幕府正式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民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为普及儒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儒教在日本进入了全盛时期。德川幕府制定了将军、大将、士、农、工、商等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下层人士对自己的主子必须无限忠诚、绝对服从。 德川家康把中国南宋时期朱熹创建的儒教新体系引入日本，把“朱子学”定为官学，大量出版、发行《论语》、《周易》等书籍，并且录用了大批的儒学者，特别是重用了当时著名的儒学者藤原惺窝、室鸠巢等。德川幕府不仅在学术和教化上，而且在政务上都要征求、尊重、采纳这些儒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此时的日本，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从高等教育到初级教育，直至女子教育、幼儿教育，都是清一色的儒教。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封建体制瓦解了，儒教也首当其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追上西欧各国，积极引进西欧的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近代管理经验。但是日本政府在短暂的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要巩固新体制，光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首先征服人心，解决人心散乱的问题。而征服人心的最有效的武器，当属国民崇尚的儒家思想。 因此，新政府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引入新体制中，竭尽全力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候，政府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就利用孔子所倡导的“忠”、 “孝”等观念来控制国民的思想。 为此，政府还专门制定了三条政策：其一，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教育：其二，继续举行孔子祭祀典礼，把孔子神化：其三，大力开展儒教研究活动。这样，儒家思想再次走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设中。 那么，日本商人究竟从中国的儒教中受到了那些影响呢？ 首先是把“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极力倡导“中庸之道”，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劝诫人们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即使受到委屈，被人咒骂也不怨恨，不动怒。 政府推行孔子思想的要旨就是，培育民众的“和为贵”的思想，从而增强国家和团体的凝聚力和黏合力。日本商人把这些儒家思想导入企业管理领域，使之与日本民族高度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管理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日本民族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奉为民族精神的精髓，甚至把自己的民族称为“大和民族”；而日本的商人，则把“和为贵”的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从而成功地培育出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 日本的一些大公司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之余的时间，举办以厂为单位的职员联谊会或组织职员集体旅行，其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让员工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建立感情，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从而在整个公司中逐步形成一种亲密感、认同感和一种“和”的氛围。这和欧美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欧美人认为，每天都在一起上班，天天见面，没有必要再浪费个人时间去喝酒联谊，集体旅行。但是日本人却认为，这种联谊和旅行是十分必要的。老板意识到，这种集体活动是培养员工的亲和感，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广大员工则认为，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是员工的光荣和职责，谁如果不参加，不但会遭到同事的冷眼，而且在家庭中也会受到亲属的责怪。 由此可见，日本企业界相当重视企业内部的“和”，煞费苦心地维持企业内部亲密和谐的氛围。日本人不能容忍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缺乏集体精神的必然结果是自私自利。可以说，日本企业中没有个人主义和激烈的内部对立，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是日本企业最为突出的共性特征，而联谊会和集体旅行则是培育这种共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日本商人极力倡导老板与员工结成相依相辅、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它对内可以化解各种矛盾，增进团结，对外则有利于培育竞争意识，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对日本发展成为现在的经济大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次是把孔子的“礼治”、 “德治”作为企业的管理圣经。 所谓“礼治”和“德治”，是指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而是以“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也就是说，把礼义、道德放在办好企业的第一位，依靠礼义、道德教育使企业、机构变得办事高效率且员工充满活力。 日本商人十分重视这种“礼治”和“德治”。他们首先要求企业的员工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招聘员工时就非常注重道德品质方面的考核，并从他们进厂的那天起就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重用时，更是把道德素养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相对而言，欧美企业是“重才不重德”，选拔人才侧重于才能，不太注重道德品质，对员工的道德素养的教育开发就更不关心了，认为这是员工个人的私事。 再次是把孔子的《论语》作为企业的经营指南。 《论语》一书主要是阐释“人应该怎样活着”的为人之道，但日本商人也从中找到了一些关于经济管理的论述，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他们把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借着民众能够得利的事使他们得利，你不就是给人恩惠而不需破费吗？选择可以役使民众的事情和时机来役使人民，还有谁会抱怨呢？ 日本的许多著名的商人都把《论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把它当成为人处世和经营管理的指南。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就是其中的典型。 我的好友、原日航的会长伊藤淳二认为，《论语》不仅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而且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一部无可替代的谋略经典。他向我讲述： “我初次接触到《论语》大约是在

元帅叶剑英其实是个文人

作者： 暂无 来源： 晚报精华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谈起父亲叶剑英——这位十大元帅中政治生涯最长，被毛泽东评价为“诸葛一生唯谨填，吕端大事不糊涂”，每每在关键历史时刻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凌孜说，在地看来，父亲具有三大特点：有儒家风范，有文化气息，有人情味。 黄埔军校副教育长 父亲叶剑英曾是黄埔的副教育长，“直到晚年，他还一直致力于军事学校的教育工作。从黄埔军校始，到红军时期及解放后的各军事院校，即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所有的军队教育以及军队的建制，他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谈起这段历史，凌孜说：“很多人不知道，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也是共产党里唯一的一个华侨领导人。”她说，“毛主席曾在接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说：“我们党内也有华侨。”指的就是父亲。 1897年，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叶宜伟。梅县是华侨之乡，叶剑英的4个伯父都在南洋谋生。1916年，依照侨乡的习惯．19岁的叶剑英辗转到了马来西亚。 “谋生的日子还可以，但是他报国的志向无法实现。正当父亲苦闷时，得知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南洋招收华侨学生，于是他毅然于1917年回国，入了云南讲武堂。” 凌孜说，父亲毕业后，谢绝了学校派他去南洋招生的工作，回到广东参加粤军。1920年加入国民觉，走上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道路。“父亲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那时的知识分子就是一心‘为国为民’，父亲就是要追随孙中山，把中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为培养一批领军人才，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凌孜说：“黄埔军校其实是以云南讲武堂为蓝本，复制了全套教材，教学宗旨和人才培养方法也都是从云南讲武堂移来的。”毕业于讲武堂的叶剑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副教育长，“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副教务主任，负责安排所有科目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父亲安排好课程后，便东征打军阀去了。黄埔开学时，他并未在现场。国共分裂后，黄埔军校成为了国民党的传统学校，不能提它的副教育长是共产党人，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当时，是叶剑英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这一切都让黄埔校长蒋介石看在眼里，他对叶剑英的忠厚、尽职、多谋、多智大加赞赏。凌孜说：“父亲当时甚至成为唯一可以佩剑进入蒋介石卧室的人。”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工人，使叶剑英看清了蒋的真面目。“父亲后来曾讲过，他们那时的生活极其优越：行军时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子。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然而，他却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脱掉皮鞋穿上草鞋，奋起反蒋。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于最低谷的时候，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他们连吃的一点盐都找不到，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笋。以至于几十年后，父亲都怕看见笋，多少年都不吃。”凌孜说，1954年她得到一张祖母的照片，才明白了父亲的选择。“照片下面父亲题了几个字，写的是‘为人民的中国而欢心，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我想这就是父亲当时的人生定位，永远把自己定位在‘为人民’上。” 一位有传统美德的文人 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回忆叶帅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的一个舞会上同叶帅相识。当叶帅知道赵先生的舞伴正在大学念英国文学、读雪莱作品的时候，叶帅兴致勃勃，以铿锵的语调朗诵出一段雪莱的诗句。这位作家写道：“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诗人。当我告诉我的舞伴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反共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怎么也没想到被称为‘共匪’的将军，竟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 说起父亲“儒”的气质，凌孜认为这也是父亲在“吕端大事”面前不糊涂的原因，而这种气质也表现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父亲很讲求礼节，不管是谁，即使是下级到他这里来汇报工作，他也要把人家送到大门口，送到台阶下面，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年纪大了，就是推着轮-椅，也要送到门口，而且要求子女也这样做。”凌孜对童年生活，记忆最深刻的一幕，就是因为送客。“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我正和几个小朋友在沙发上玩，没有注意客人走了，仍旧在那里玩，头也没抬。父亲回头大喊一声，‘站起来！’我从没见过父亲发火，巨大的声响，吓得我们所有孩子都一个猛子蹿了起来，傻住了。父亲说，一定要懂礼貌，送客人的时候小孩也要站起来，这个小小的细节，我至今都记得。” 古人讲，见微知著。现在说，细节决定成败。与人相处最难的事情，就是能长期保持一种善意的尊重。叶剑英就做到了这一点。凌孜记得，1962年，她结婚当晚，父亲大发雷霆。“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大家忙里忙外，等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经晚上9点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有没有给工作人员送喜糖？’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生气地喊‘大家都凑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都是他们一点点攒的钱……你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人情，没有礼貌！”我吓坏了，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凌孜说：“父亲常教育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父亲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 凌孜做导演时，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给父亲拍一部专题片。她说：“我在他身边那么长时间，却找不到他的典型特点。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在很多大的场合不出声，没有什么特别的手势，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用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就是一个很低调、很和蔼、很慈祥的人。人家称他‘儒帅’，他身上有很典型的儒家气质。” 在女儿凌孜眼里，父亲是一位保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文人。叶剑英喜欢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诗，那本《稼轩词》他始终不离手。毛泽东晚年时，有一次在政治局讲话中引用辛弃疾的诗词，刚开了头就突然停下来，让叶剑英接着说，叶帅站起来把全诗流利地背诵下来。 “父亲一直坚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创造学习机会，几十年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被送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从后门送人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父亲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得来了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江青当时气坏了。” 叶剑英在为人处事上讲究“礼”，做事细致，处理大事更是如此。凌孜曾从汪东兴那里知道了粉碎“四人帮”事件中，父亲的周密部署。“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和汪东兴天天处于被人监视的状态，根本不能随便行动。父亲想出办法，借着钓鱼的名义开车到中南海，分头与汪东兴、华国锋谈话，三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周密到了父亲的秘书、司机、警卫参谋一慨不知他在做些什么。这种单线的接头行动，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在电视剧《潜伏》里看到的地下工作。前几年我去看望华国锋同志，他见到我非常感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叶帅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兄弟姐妹其乐融融 叶家这个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的大家庭，对于叶家成员来说，却觉得关系非常简单。“叶家后人现在有50多口，每年在广州都会有一次家族大聚会，其乐融融。”谈起这一点，凌孜微笑着说：“父亲在世时，我们各忙各的，不怎么聚；父亲离开之后，我们反倒要聚在一起。” 叶剑英的子女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表现出其父的“儒家气质”。 长子叶选平，1924年出生于广州，先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清华大学学习机械专业，并到苏联留学。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为国际儒联学会会长。凌孜说：“大哥稳重周到。对每个人都很好，和父亲的性格极像。”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于香港，曾到苏联留学，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她的丈夫邹家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次子叶选宁，1938年生于香港。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少将。 凌孜说：“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子女与父亲在性格上类似，父亲想要为国家做些事情的责任感，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同样能看到。”凌孜说她第二天要去新华网作视频访谈，内容是“要把民族精神基因传下去”。 “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候，并不是日本打我们的时候，因为人民的长城是打不垮的。但是今天，如果丧失了自己民族文化传承的基因，我们就会被别的国家和民族瓦解。重拾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都不使劲还能指望谁呢？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再现她的光辉！” （摘自《现代家庭报》）

中国人的人生智慧

作者： 暂无 来源： 晚霞·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文／冯之浚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佛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人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佛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入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营养，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苟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易传》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朴素而精辟的思想，主要包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在今天，这些思想，特别是“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的思想依然对我们为人处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传统的天人和谐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并能够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生要“顺天”，才能实现天人和谐的目标。 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向来主张亲近自然、关注自然，在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重视自然资源的作用。自然资源是自然奉献给人类的珍贵礼物，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资源可以理解为自然界中具有一定的时间空间格局、对人类生存和生活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的所有自然因素的总和。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 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既要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又要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还要通过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二个问题：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是讲人要知人，最终目标是实现人际和谐，解决人文危机。人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的，而是和他人一起生存在世上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怎样才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就成为文化与人生领域中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在对待人与人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主张“修己以安人”，通过自我完善、和谐处世，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更大价值。 一、“仁”的精神。“仁”的精神是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的象征。“仁”不仅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仁”既是道德规范，又是区别善恶的标准。哪些事应当做，哪些事不应当做，都要用“仁”这把尺子加以衡量。孔子还分别提出了仁的一些具体条目，例如恭、宽、信、敏、惠。恭即庄重、自尊；宽即宽厚，对他人宽厚，对自己严格；信即诚实，讲信用，不说假话；敏即勤快、认真；惠即帮助他人。这五条都做到了，就是真正实践了“爱人”的信条。在爱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宽广情怀和安老怀少的社会风尚，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浓烈的人文情怀和生活情趣。 二、和而不同。中国文化十分重视人与人和睦相处、待人诚恳、互相关心、与人为善、推己及人、求同存异，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为贵”一词出自《论语》，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主张借礼的作用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表达了对人与人和谐关系的追求。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和”与“同”有着不同的含义。早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过所谓“和同”之辨。“和”是众多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同”是简单的同一。 孔子曾提出“和而不同”的著名观点。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君子能汲取别人的有益慝想，纠正其错误思想，力求公允正确，缍不盲从，这叫“和而不同”；而小人只会随声附和，从不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这叫“同而不和”。 “和”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重要特征，其内涵十分丰富，充满了大智大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持以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淳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就处世待人的方法论而言，和谐精神主张：一是要有独立见解，坚持己见；二是尊重别人．求同存异；三是要通过协商方式，增进共识，取得双赢。 “和”不是“同”，“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宋代张载在《正蒙·太和篇》中讲：“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意思是说只要有一种事物、一种现象，必定有与之相对的事物和现象，两者免不了有矛盾、有斗争，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要求“和”。张载看到了宇宙世界、人间社会都是有矛盾的，但在矛盾的解决上他主张“仇必和而解”，而不是“仇必仇到底”。对立和斗争不应以一方面消灭另一方面作为最终的结局，而是应相辅相成，协调配合，趋向于“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充分体现在这句“仇必和而解”之中，以和谐的方法来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事物向一个更新的方向发展，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是求和，不是让矛盾冲突扩大。只有“和”才有生机和活力。这种对待矛盾的朴素的辨证思想，对于我们实现和谐人生的理想是大有裨益的。 三、中和之境。中庸之道是儒家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高的一种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礼记·中庸篇》讲：“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指的是世事洞察，万物通观；“道中庸”说的是行事圆融，不走极端。所谓“中”，是说凡事应有一个适当的“度”，超过这个“度”就是“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度”就是“不及”。处理事情，要合乎这个“度”，就是“执中”。“执中”就是讲究适时、适当、适度。所谓“庸”，就是传统，就是规律，就是不变的法则，也就是“中”的最高表现，是实现“中”的规律法则和途径。 关于“中”的含义，孔子自己解释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中立不倚”。子贡问孔子：子张与子夏哪个好一些？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子夏却显得“不及”。子贡说：那么，子张好些吧？孔子说：“过犹不及”。可见，在孔子看来，“中”就是既无“过”，也无“不及”。同时，孔子认为，作为标准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说：“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孔子言“中”，并在实际生活中灵活地运用了“中”。如在行为上，他主张中行，“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认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在人际关系上，他主张“无适”、“无莫”、“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在待人接物上，他主张“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泰而不骄，威而

品味节奏之感 享受音乐之美——《围城》小说连词现象探析

作者： 暂无 来源： 作家·下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围城》   节奏美   音乐美   连词  

描述： 文学从诞生起就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古有“诗、乐、舞”一体之说，著名的宋词最早也是合乐的诗。音乐通过其物理属性的变化来形成一种高涨与低落、紧张与松弛、增强与减弱的特有节奏，它恰恰与文学作品中节奏的形成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节奏美并非是诗词散文的专利，小说也有其节奏美，甚至可以说，小说的语言组织为节奏美的获得提供了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素以声色不动的平淡之美而著称，然而在其声色不动的平淡叙述下同样潜藏着起伏跌宕的音乐美。所不同的是：音乐的音乐之美是凭借音节、音阶、旋律、节奏来表现；小说的音乐之美是通过叙述的节奏、情感的起伏、词语的搭配、长短句的错落来展现的。钱钟书先生通过运用连词，使语言流畅连贯、感情起伏跌宕、叙述从容不迫，从而构成《围城》叙述节奏中独特的音乐美。 小说叙述者在说故事时，或者把自己个性化的词语、句式和主观性评价与议论融进叙述语言，或者把自己独特的感受和体验通过比喻、反复等修辞手法的介入来融进叙述语言，从而产生审美功能较强的夹叙夹议和夹叙夹喻的个性化叙述节奏。对于这些表现手法，钱钟书先生的做法是：采用不紧不慢的口气叙述，使《围城》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的、充满浅言高论的逻辑性和思辨性，兼以比喻、反复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这简直就和音乐乐理中主旋律与大小和弦相融形成的浑厚和谐的音乐美相类似，平稳、均衡，例如： 曾元朗料想方鸿渐认识的德文跟自己差不多，并且是中国文学系学生，更不会高明——因为在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 这是一段主观性评价，“并且”、“更”一顿一起，层层递进，加以变化性重复和顶真的修辞手法——“A瞧不起B，B瞧不起c”，这和音乐中的变奏有很大类似性。在音乐中，变奏简单来说就是变化的重复，它是巩固音乐主题，深化音乐形象，统一歌曲内容和构成曲式平衡完整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法。变奏在保留一些音乐要素的同时又对另一些要素做出改变，从而赋予乐曲统一与变化的结合，并多次重复。如果能够恰当地运用重复手法，使那些最有特性而最能再现音乐思想感情的乐曲多次地出现，就可以加深人们对音乐形象的记忆，从而对音乐内容的理解更深刻。这里，钱钟书先生运用反复也是为了使读者加深印象，造成回旋曲折的节奏感和旋律美，体会一种鲜明而平衡的节奏带来的流畅之美。又如： “斜川的将略跟一般儒将相去无几，而他的诗即使不是儒将作的，也算得好了。文能穷人，所以他官运不好，这对于士兵，倒未始非福。他作军事参赞，不去讲武，倒批评上司和同事们文理不通，因此内调。” “即使”、“也”表示假设性让步，在此是为了说明斜川优秀的诗才，是对斜川的褒奖，这样真切的赞赏在《围城》中是较为少见的，其中暗含了钱钟书先生的鉴赏标准。“所以”、“倒”、“因此”几个连词构成的是其“文能穷人”的感慨，体现的是钱钟书先生融进叙述语言的一种主观化评价和议论。 有时钱钟书先生还通过看似不加褒贬的浅言高论来揭示一些现实存在的社会不良现象，如： “周太太并不知道鸿渐认识唐小姐，她因为“芝麻酥糖”那现成名词，说“酥”顺口带说了“糖”；信口胡扯，而偏能一语道破，天下未卜先知的预言家都是这样的。” “周年逝世纪念”和“三百年祭”，一样是好题目。死掉太太——或者死掉丈夫，因为有女作家——这题目尤其好；旁人尽管有文才，太太或丈夫只是你的，这是注册专利的题目。” 第一段辛辣地讽刺了那些所谓的预言家和“神算”，可谓是一语道破天机。“因为”表原因，“而”从一般的日常生活个例引发到社会规律，这既是一种主观性评价，又是社会现状的揭示。第二段中“或者”表并列，与“因为”相结合说明钱钟书考虑之周全，“尽管”是表让步，看似一本正经地说教，实则强烈讽刺了这些靠死人吃饭的所谓“作家”。从音乐乐理上来看，这两段都呈现出同一个特点，即表面上的平淡，深层下的浑融，从而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审美空间，而这种具有差异的融合，也就是一种音乐圆融之美。 在《围城》中，体现得更多的则是一种批判讽刺的意味，．有时叙述表面看似客观未曾褒贬，但读者仍能体味出隐藏在叙述表层语义后的深层批评、讽刺的意味。例如： “用人上了菜，大家抢坐。主人说，圆桌子坐位不分上下，可是乱不得。又劝大家多吃菜，因为没有几个菜。客人当然说，菜太丰了，就只几个人，怕吃不下许多。” 这一段真是绝妙！钱钟书仅用几笔最简省的笔墨就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幽默滑稽的众生相。先用一个动词“抢”定了基调，表明这些大学教授、知识分子看似文质彬彬的外表下，实质上所包藏的市侩特性；再用一系列连词“可是”、“又”、“因为”、“当然”、“就”，将中国人饭桌上主客之间的虚伪与客套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这些连词犹如音乐中的加强号，虽然从整体来看数量上并不占优势，但却能在关键几处主导整首乐曲的变化趋势和感情脉络；而从乐曲层次变化上来看，这种运用连词的手法又类似于音乐中的变奏，主题本身比较单纯，但后面将这一单纯主题一次一次地改变几个音符，又一次一次地重复演奏，展示出各种各样的性格侧面，有的如行云流水，有的果敢有力，有的诙谐快活，有的气势磅礴，使我们欣赏者在一边听出它们新的个性的同时，一边又能捕捉到这些变奏曲与主题的联系。 在《围城》小说中，钱钟书先生还比较多地运用连词与比喻结合，使节奏这一直观、强烈、具有深入表现力的文体因素焕发出独特的审美魅力，成为其个性表现的重要途径，以体现节奏之美，这又有几种情况： l夹叙夹喻 有时钱钟书先生不加议论，而是通过具体形象的比喻来表达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用比喻句式来承载其个性化叙述，如： “鸿渐没法推避，回脸吻她。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此例中的“只”、“或者”、“至多”三个连词层层深入，叙述语气并不急促，古今中外天马行空的喻体层见叠出，表达出鸿渐不想吻又不得不吻的矛盾之下一种无奈选择，夹叙夹喻的叙述中最终归结于“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2表里映衬 “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以为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当作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 这里，作者抓住连词在语言中的特征，通过比喻介入，以一种钱式玩世不恭的语气将鸿渐的软弱延宕、自作聪明而又无奈的心理和性格特点表现出来，让人忍俊不禁，这同样蕴涵了和谐的基因，即表面的看似平淡，只不过这里的平淡是通过比喻的介入将其化开，让人不容易体会到其内在心理的沉重和无奈，而这份沉重和无奈就是表面的平静之下蕴藏着波涛起伏般的跌宕之由来，这样的表里相衬同样形成了《围城》叙述语言音乐般的和谐美。 3比喻贴切 “苏小姐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己亲近，特送他到走廊里，心理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 由于赵辛媚始终将方鸿渐视为自己的情敌，因而处处嘲弄、事事刁难。在这种情况下，苏小姐一方面加深了对赵辛媚的反感情绪，另一方面内心深处又希望赵辛嵋和方鸿渐这两个男人为自己争斗，以满足她的虚荣心。于是，苏小姐就刻意对方鸿渐表现出亲密的态度，来激化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此时的方鸿渐己无意于苏小姐而倾慕于唐晓芙了，所以有意识地回避她的亲热。赵辛媚、苏小姐因不了解个中内情而误解，因而当方鸿渐辞行时，苏小姐似乎内心若有所失，于是“特送他到走廊里”。作者用“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来刻画苏小姐此时的心境，真是人木三分，让人回味无穷。大冷天出门前烤烤手，这是人们生活中的惯常动作，在这里，作者围绕苏家聚会，方鸿渐、赵辛媚与苏小姐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特定的语言环境，运用连词“因为”表原因，以“暖手”这一行动来表现苏小姐内心的失落，精雕细琢地构拟出这一比喻，并结合作品独特的意境，深入浅出地刻画出苏小姐此时的内心世界，达到与读者的共鸣。这种表面看似平静，实则波澜起伏的比喻，从音乐乐理上看，构成了起伏跌宕的旋律美和乐曲的错落之美，节奏鲜明而和谐。 4寓情于事 “理想中的留学回国，好像地面的水，化气升上天空，又变雨回到地面，一世的人都望着、说着。” 在这一比喻中，作者力图

镇远——太极图上的千年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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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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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茶文化内涵在精神层面上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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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 1．“合”与“分”。 汉字“茶”拆开就是“人在草木中”。茶生于山川流水之间，中国人发现并利用了茶，再结合自己的审美价值赋予其天地人之道，本身就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意趣。 中国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