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昊炤《说文二徐笺异》平议

作者： 暂无 来源： 汉字文化 年份： 2009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田氏   异同   说文   会意字   博采   大徐本   版本   校勘   读若   校订  

描述： 》旧本 对《说文》的体例，清代许多学者进行J’探讨，并分析、归纳出不少条例。田氏根据《说文》中的具体内容，在考语中对其体例时有阐发，并据以考求《说文》旧本。兹列数例： 1．“一日”为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作者： 暂无 来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意识，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念与西方“帝国”[1]5的世界秩序形成冲突，在冲突中形成原有的文化自信的遗失。因为体现为“帝国”世界秩序的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引发了中国原有的“文化

达真和他的小说（评论）

作者： 暂无 来源： 民族文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中华民族   多民族文化   茶马古道   多元文化   康定   宗教信仰   各民族   创作   小说   康巴地区  

描述： 康巴汉子达真自幼生长于藏、汉、回等多民族文化交会的康定地区——一片高寒中富藏灵秀之山光水色，幽远中包孕宽容开放胸襟的奇幻之地。一生颇具传奇的外婆是藏族望族后裔，她对达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历经二十余年的读书、走访和孤独体验后，达真以一部《康巴》突然面世文坛，并引发批评界的普遍好评与争议。作者亲历真实生活体验和恪守文学尊严与虔诚的创作态度，在当今文坛以自我想象为中心的虚假编造或跟风模拟写作中，更显难能可贵。作品意欲展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变迁史、心灵史和包罗民族生活具象的创作雄心，又和一味沉溺于琐碎叙事而渐渐远离崇高的精神匮乏形成鲜明对照。小说从创作追求、文本构建、人物群像到文化内涵和思想境界，力求高标和宏伟气势，以深沉执著的担当和勇气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了康巴地区近现代的百年生活画卷，描绘了众多个性鲜明、形神丰盈的人物形象，并以茶马古道各民族的商贸往来和杂处交融为着墨点，就民族与宗教问题带给读者诸多鲜活的思辨和启示。而充满康巴草原气息的原生态文本和底蕴厚重、格调壮丽多姿的金字塔式的三角叙事结构，交相辉映出小说集天、地、人和多元文化、无边大爱于一体的高远境界与史诗魅力。 《康巴》的成功推出，使读者对达真产生了初步印象和进一步期待。行将完稿的长篇《命定》可谓《康巴》的姊妹篇。作品以被淹没在历史深处的藏汉各民族团结一道共同抗日的故事为主题，历史性地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在中国这个独特的地理单元中，这个民族共同体是命中注定的，立意深远。两部小说在历史背景上有相似，也有承接，但各有侧重。《康巴》重在展示清末“土改归流”时期权力日趋瓦解的最后一代土司家族的命运；《命定》则把叙事重心后移至历史上藏汉各民族的抗日战争生活。它们共同抒写了近现代康巴动荡岁月的峥嵘篇章。曲折精彩的故事情节，极具民族特征的人物性格，随处张扬的文化品性，使两部作品均够得上好小说“好看”“耐看”的评价标准。如果说《康巴》中的个人恩怨、部族纷争尾随人事变迁而渐趋淡忘，最终升华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和谐吉祥荣光；《命定》则在藏汉各民族所共同承担的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使命下，托举起民族大爱的光辉旗帜，化解了人性中的仇恨和不平，并以宽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重申人类的良知和道义。“和”是两部小说贯穿始终的主题。《康巴》集中反映了历史上商贸交流和联姻促成的民族间的自然融合是符合民族发展规律的，“不拿武器的商战，它所蕴含的魅力，超过了狰狞怒目、兵戎相见的战争，它在经商的背后隐含的是一条震撼人类灵魂的和平之路”。而《命定》中的战争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具有正义和反侵略精神，是人类争取自由和平的另一种途径和力量。 纪实散文《新康定情歌》可谓以上两部长篇的创作手记，通过它能更为清晰地理解“爱”与“和”在康定历史上的深远意义。这是一篇透视经典的当代变奏，是新一代康定人对故土产生世界经典情歌的深度剖析。作品通过一对暗含爱意的青年，以更为广阔的视野诠释这个多民族聚居地多元文化“碰撞”出《康定情歌》的两个至高境界，即生命的最高境界——爱；文化的最高境界——和谐。手记中深入描述的康定被中国民族学的奠基人费孝通称为民族大走廊的中心，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藏传的五大教派、天主教、伊斯兰教、中国内地的儒、释、道等林林总总的教派齐聚这片天空下，数百年间在这里友好相处，人们在这个多民族教会地区世世代代和谐相处。那么，如此祥和感人的多民族生活画卷和康巴文化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作者反复强调了一个历史事实——伟大的茶马贸易。正是茶马古道的脚步声敲醒了历史上寂寞千年的大西南，而康定的锅庄犹如这条大动脉上的心脏，不停地传输着南来北往的新鲜血液。“从此，这片数千年来仅为神提供的巨大舞台上，开始有了人，开始有了广大‘凡夫俗子’们的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大西南历史上因‘马易茶’而起的一次人性的伟大解放。”“茶马古道的经典的开疆拓土式的伟大贸易，它串缀了沿途汉、藏、羌、回、纳西等二十七个民族的交流、融合，使不同民族的文化、历史、宗教以及经济、生活习俗，在这条条古道上大放异彩。”这一历史壮举在小说《康巴》中演绎得尤为具体生动。作品借郑云龙杀人后随背夫一路逃亡的惊险遭遇和尔金呷之子达瓦常年经商的驮队，重温了茶马古道的险峻、漫长、坎坷和从商的艰辛、危难。又以白阿佳的锅庄为缩影再现了康定商贸的繁盛和强大影响力。藏内藏外的客商、官宦、佣工云集于此，日复一日，货进货出，让康定锅庄成为茶马古道最亮丽的一道商业风景。茶马贸易的兴旺同时推动各民族人与人之间广泛接触和相互杂居。这种正常贸易交流促成的民族间的融合源自民间，并且是自发进行的。它建立在多年来双方的经济互惠和商业信誉以及由此生发的适应性友好关系上。康定的商业价值和良好民族氛围形成了其特有的多民族文化景观。各民族相互间的自主联姻更促进了双方关系的深化。而各个历史时期掌权者掀起的层层军事波澜，与康定祥和的宗教、文化氛围形成鲜明对照。正如小说尾声所领悟，“民族不过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友情第一，智慧第一’才是全人类寻找和谐的终极目标。”各民族必须学会在一个多样化文化的国内外环境中生活，善于在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上与各种类型的学说、主义、理念进行对话和交流，以平等的身份、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文化，以文明的方式进行文化的交流。 达真的小说有别于其他来自草原的作品。康定特有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决定了达真创作的与众不同。初读小说，可能会与当前讲求快节奏、喜用短句的叙事习惯产生不适，从而觉得繁琐、冗长，但稍加品味，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表达并非有意为之的选择，而是与康巴人的思维与表达方式相适应的。这种看似笨拙、质朴的叙事方式，符合康巴人对生活的理解。小说的人物、场景、语言等均是活生生扎根在康巴这块土地上，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而作者对这一切是熟悉到骨子里去的。数十年的生活积累和艰苦探索，使他把康巴的历史、文化浸入到人物灵魂中，又汩汩流淌到每一个读者的心中。 达真小说人物数量可观，涵盖了康巴地区方方面面、大小不等的角色。他们民族身份多样，宗教信仰各异，地位行业参差错杂。还有形态不同的文化习俗、成长背景和生活阅历以及生活追求等，共同作用于穿行在雪域山水间铸造康巴历史的民族大家庭中，形成了近现代康巴地区人像展览的百年“浮世绘”。我们很少在达真小说中看到那种瞻前顾后、畏畏缩缩的角色。康巴藏人对待生活的隐忍、随顺、淡定、乐观、宽大都使其小说有一种天生如此的色彩，是一种属于本地区的独有生活态度和个性表现，常会给人发自内心的感动。这个生活在三千多米高原上的民族，注定演绎着人类生存历史上最动人的故事，他们代表着人类用自己的意志、体能向生命的极限处冲击。《康巴》和《卡颇热》（《命定》节选）中男女之间的情爱描写没有扭捏作态和轻飘琐碎的缠绵呻吟，以及随风而逝的信誓旦旦，穿插其间的故事总涌动着一种敢爱敢做、干脆热烈的激情，甚至是一种为爱豁出去的、不计后果的本能追求，处处渗透着康巴情歌文化的神韵。 对于众多场景的生动描绘也是达真小说的一大亮点。作者下了相当的功力对康巴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生活场景，作了大量认真细致的观察与研究，所以写来逼真自如。康定的四季风情和“大杂烩”人文环境，康巴草原的辽阔美丽、雪山的壮观圣洁、眼花缭乱的锅庄弦子都会使人心驰神往。而对各种宗教场景的多层次摹写，更给小说涂染了神秘、瑰奇的色彩，让读者饱览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康巴》借米巴土千户（官名）儿子和炉霍土司女儿的百年姻缘，详尽描写了盛大隆重的藏族婚庆，形式上犹如贡嘎神山那么美。对于在茶马古道上疲于奔命的马帮，作者充满敬意，“在崇山峻岭中顽强延伸的古茶道上，无数次的生死之战使驮脚娃们亲如弟兄一样连在一起，如同牲口背上的脊椎，一环连着一环。”对于马的崇拜已成为藏文化的一部分，达瓦把骡马比为家族的衣食父母，说：“我一定要请泥匠在尔宅的院子里塑一群马的塑像，要后代一定记住他们。”“虔诚的祈祷声一遍遍地传人骡马的耳里，一头头骡马在江里昂起高昂的头颅，前蹄在水中如桨般划行，尾巴浮在水面，伴随着急促的鼻息声向西岸划去。”还有益珍阿妈“满脸笑出的皱纹像刚犁过的田地，均匀而慈祥。”老阿妈为了救活幼獐面带笑容走向死亡的一幕，带给达瓦空前的震撼。尔金呷“适应了与家乡的云彩、河谷、碉楼、玛尼堆甚至在太阳下和自己的影子交谈的习惯。”《卡颇热》中贡布为女人而“人杀刀”的传奇抢婚场面，强烈释放出康巴汉子的雄性能量和民族血性。这些雕塑般的生活场景和极富震撼力的表达，只能出自康巴人的生活和心理世界，绝不是通过简单想象可以获得的。来自民间的叙事立场，又使其作品对民问文化的理解要全面、深入得多。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符号，作者在写文化中的人和人身上的文化，在文化中彰显民族的心灵史，人性和文化相得益彰。小说中对于宗教信仰的那种执著、痴迷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作者也绝不简单定论。倘若咀嚼一番如珍珠般点缀在小说中的民间俗语，比如“纠纷尾巴长了殃及子孙，牦牛尾巴长了春季伤膘”，“治理大部落心胸要宽广，驯骑烈马缰绳要粗长”，“天是大地的帐篷，家是男人女人的帐篷，女人是男人的帐篷”等等，定会让我们在本真和质朴的原生态文本中更靠近康巴人的心灵。这些沉淀在民间的信口表达，形象折射出康巴人的精神光芒。 责任编辑哈闻

多经咏叹调（中篇）

作者： 暂无 来源： 星火·中短篇小说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部主任   总公司   办公室   电话   员工   多经企业   本土作家   电业   大炮   农网改造  

描述： 口袁国义 一 老多刚到家就接到王旭荣的电话，说想与老谭“对话”，时间最好是当天下午，特征求老多的意见，并一再要求老多为他主持公道。 老多知道王旭荣不会善罢甘休，但没有想到他会选择“对话”这一招。老多当然不会反对，老多甚至早就想找机会杀杀老谭的威风，好好出口恶气。 老多是杨正义的外号。他中等个头长方脸，性格不温不火，肤色偏深，四十出头便显得有点老成。由于他在多经企业呆的时间长，且开口闭口离不开多经，所以人们习惯称呼他老多，直到他当上了多经企业——鑫春实业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主持日常党务工作），仍未改口，称多书记的总比称杨书记的多。老谭叫谭仕才，瘦高个，是鑫春实业总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他俩自新世纪伊始搭档以来，基本没有愉快过。在老多的眼里，老谭水平不高，脾气不小，尤其是人品德行让人不敢恭维；最大的优点是会逢迎拍马，抱住了上面某些重要人物的大腿．所以得以爬到今天的位置，且在后来的人事更迭和改革动荡中屡屡有惊无险，化险为夷。 老谭的这次“对话”完全是自找的。在上午召开的公司经理工作会上，他一时心血来潮大放厥词。也不知财务部主任王旭荣是如何得罪了他，他竞在会上当着二十几个经理和部门负责人的面，指责财务部“T作不负责任，上报虚假数字，给领导穿小鞋……”，好在王旭荣不在场，是副职艾红梅参加会议，否则会上就热闹了。当然，如果王旭荣在场，老谭也许又不会这么肆无忌惮，当然也就不会有“对话”这出戏了。 老多觉得与老谭“对话”非同小可。老谭虽无能，却更无德，什么手段都使得出，弄得不好玩蛇不成反被蛇咬。老多沉吟片刻后说：我个人没有意见，你最好请示一下廖总，看看他的态度。如果没有他的支持，这话是对不成的，除非你想成为“对骂”或“对打”。 老多所说的廖总是漳中电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廖文华。鑫春实业总公司是漳中电业公司所属的多种经营企业，具有电业工程设计、施工、修试、汽车运输、物资仓储、家电贸易、建筑装潢等资质能力的集体经济组织，公司下辖四个部室，十八个分、子公司。廖文华作为漳中电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协助总经理吕忠诚全面分管鑫春工作。如果“对话”能得到廖副总的支持，老谭即使再狡猾善变，恐怕也是咸鱼难翻身。另外，老多感觉廖副总与谭的关系并不怎么好。本来廖与谭是电大的同班同学，关系应该非同一般，但是谭的水平和能力让廖大失所望，甚至非常不满，平时安排工作交待任务时，廖总是耳提面命再三提醒，就像面对不谙世事的小学生，表现出一百个不放心。 尽管如此，谭还是经常出错，也就经常受到廖的批评，有时还批评得很重。在一次经理工作会上，有位子公司经理问：谭总，你所说的年终利润提成，是指税前利润还是税后利润？当时老谭对税前与税后的概念根本搞不懂，却不懂装懂地信口说：税前利润。廖副总马上纠正说：是税后利润，怎么可以是税前利润呢？！如果按税前利润提成，你老谭连短裤都穿不上！这样的关系，估计“对话”是能够得到廖的首肯的。 果然，王旭荣很快回电话说：廖总同意“对话”，时间就定在下午。正在这时，老多的手机响了，是廖副总打的。廖把王旭荣要与老谭“对话”的事简要说了一下，然后说为了消除上下级之间的矛盾与隔阂，增进同志间的团结与合作，他觉得有必要通过对话加以沟通。同时指出老谭在会上不负责任信口雌黄，的确伤害了一些同志，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有必要对老谭进行批评帮助。并交代参加对话的范围不要太大，就他一个，老多一个，老谭和财务部的两个主任；时间定在下午3点，地点定在鑫春总公司三楼会议室。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先由王旭荣发言、提问，艾红梅补充；再由老谭答辩；之后老多讲话：最后由廖副总自己作总结讲话。 二 “对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老谭在桌子上趴了两个小时多，缩着脖子，一动不动，活像只缩头乌龟。也难怪，这次“对话”老谭事先毫无思想准备，老多只是让总经部通知老谭开会的时间地点，并告知是廖副总主持会议，具体内容却没有说。这是老多的狡猾之处。老谭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个“批判会”在等着他，其他人都是有备而来，老谭却毫无防备，只有挨批的份而毫无招架之力。当然，最为重要的是老谭的话的确过分，且漏洞百出，什么“上报虚假数字”，拿出证据来，没有；什么“给领导穿小鞋”，举出实例来，举不出来。既然如此，你不是打击报复，污蔑同志，就是你自己“不负责任”，信口雌黄。作为主持偌大公司行政工作的常务副总，如此作派，除了成为众矢之的，除了作自我批评，除了赔礼道歉，你还能有更好的招数？ 不过老谭就是老谭，他自有他的应对办法——死猪不怕开水烫。除非迫不得已，他一言不发，就这样趴着，让你对话找不到目标，“舌战”找不到“群儒”，射击找不到靶子，白费气力。 通过这次“对话”，老多有以下三点感慨： 一是王旭荣临场不乱的辩论水平的确了不得，环环相扣，步步进逼，穷追猛打，而又有理有节，滴水不漏，让人刮目相看。老多想，此人如若赶上那空前绝后的年代，绝非等闲之辈。老多之所以这样腹诽，自然有他的道理，他觉得王这个人平时的确有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毛病，老多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不过在对付老谭这一点上他们还是步调一致同仇敌忾的。 二是进一步印证了对廖与谭之间关系的判断。他们名为同学，实际水平能力却如武松和武大郎，虽为同胞兄弟，却相差悬殊；为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有人在背地模仿范伟的口气说：他们年龄相当，又是同班同学，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看来廖副总既一百个看不起这个老同学，却又无可奈何，同时还掺杂着恨铁不成钢的复杂心情。 三是对老谭自我心态调整能力刮目相看。这次“对话”不亚于一次小型批斗会，特别是廖副总最后作总结讲话时，对谭的错误（包括以往的过错与不足）作了五点概括，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别看廖副总长得白白净净，还戴副黑框眼镜，显得很书生斯文，批评起人来却不留情面入木三分，当时老多脸上都觉得有点挂不住，会后老谭竟然还有说有笑。 下班的时候，只有一辆桑塔纳2000，老多只好与老谭等人“同舟共济”。 桑塔纳2000是他们公司最好的坐骑，说是供两个主要领导使用，由于老谭活动频繁使用得多，久之便成了他的“专车”。不仅老多这么想，上上下下的人都这么想，老谭本人更是这么想，老多就不便染指了。一山不容二虎，一车不容二主啊。老谭是本地人，熟人自然多，又喜欢显摆，老多只好成人之美。多数情况下，老多和张果老等领导合乘一辆旧普桑，这普桑也不是固定的，当几个部门合用的陆风派不过来时，普桑常常作为替补队员，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每当遇上这种情况，老多他们就与其他员工一道乘大客车。乘大客也有不少好处，可以和普通员工“零距离”，一路上说说笑笑很开心，还可以借此了解员工思想动态，密切干群关系，比搭乘老谭的“专车”、“同车异梦”要舒坦得多。 刚上车，坐在副驾驶座的老谭便洋洋自得地说：老四又来了．赖在沙发上不走……见车上人没有反映，他又说：他妈个×，哪天老子就搞她一顿算了。说着，他微微晃了一下瘦精精的脑袋，嘴角两边拉起了两道深深的弧线，作出一种貌似轻松的微笑。 车上没有人答话，老谭觉得有点尴尬，又补充一句：老四真他妈的长得漂亮，这一点不能否认。他们家五姐妹，就像五朵金花，一个比一个漂亮，真是怪事…… 车上人不是有意冷落老谭，而是老谭前面的话没头没脑，众人不知所云，不知如何回答。后来慢慢听明白了，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司机小陶笑了，工会主席兼总经部主任张果老也笑了，干事小余更是笑得前仰后合，说：谭总，老四肯定是看中你了，故意找借口缠上你。送上门的，不搞白不搞。随即车内响起了一阵暧昧的笑声。 在他人看来，老谭这是幽默潇洒。只有老多知道．他是故作轻松潇洒，以此掩盖内心的紧张惶恐愤懑与不安。这是人之常情，司空见惯，唯一不同的是掩盖方式上的差异。以上可看作是“谭氏掩盖法”吧，老多这样想。 三 漂亮的老四之所以“缠”上老谭，并非老谭长得多么帅气多么有魅力，而是他自己缠上了一场官司，成了第二被告，负有连带责任。原告就是漂亮的老四的妹妹——老五及其她的家人。 这事说来话长。老谭有个相好是红楼酒店的老板娘，人称红楼娘子。红楼娘子新买了一辆蓝鸟，经常驾着它来鑫春看望老谭。蓝鸟对老谭没有多大吸引力，虽然他经常乘坐。可蓝鸟对另一个人极具诱惑力，那就是老谭的小舅子黑皮。黑皮是一家汽修厂的老板，仗着有姐夫罩着，别人生意萧条，他却生意红火：也仗着有几个钱，十分的风流倜傥。

书林掇英 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序

作者： 暂无 来源： 收藏家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隐儒   清刻本   版本鉴定   图书版本   活字本   美术学院   李苦禅   古旧书刊   古旧书业   古籍善本  

描述： 杨殿殉 我和魏隐儒相识，是在30年代——“七七事变”之后，当时他任北平市市立北下关小学校长，并在北平美术学院国画系攻读，他在书画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深为当时在北平美术学院执教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所器重，得为李苦禅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平、津等地，多次举行书画展览。隐儒除潜心钻研绘事外，还广读历代有关书画典籍，从事书画理论之研讨，由于广搜博览，因而在图书版本方面，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隐儒在北京中华书局工作。解放后，由中华书局转入中国图书公司、新华书店，1956年北京古旧书店公私合营时，他从事北京古旧书业的改造工作，从而接触了大量古旧书刊；来到中国书店后，他担任编写《古旧书刊介绍》，向学术界推荐从各地访来的古旧书刊中的善本；同时还参加古旧书籍的议价业务，这触发了他早年研究图书版本的兴趣，因而他立志，要对图书版本作深入的研究。他忘寝废食，夜以继日的工作，检查公私藏书目录，走访公共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访问藏书家和书店采购工作者，有所得辄濡笔记之，写成笔记，集有数十册之多。 他将记录所得，陆续编写成《中国古籍印刷史》、 《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史话》、《古籍鉴赏》、《藏书家传略》、《书林掇英》等。前三种已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印行。其中《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一书由日本横滨大学波多野太郎教授译成日文，在东京东方书店出版。 《书林掇英》主要是隐儒同志在大量古旧书刊中，选取稀见罕传而又有价值部分的记录。但所记不仅限于在中国书店所见，还包括1961年来薰阁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的展品．1964年中国书店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的展品，1974年辽刻书籍展览的展品；1978年在太原讲“中国古籍印刷史”时所见到的善本，1979年到东北各地审定善本书时所见到的善本，参加古籍善本书目座谈会时所见到的善本；在故宫博物院整理书籍时所见到的善本；1984年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讲课时所见到的善本，以及历年在中国古籍善本编委会工作时，受各地委托审定的善本等。 《书林掇英》中所记录的古籍善本，除明、清刻本之外，有宋刻本一百四十种，辽刻本五种，金刻本四种，元刻本一百一十种，明饾版印本一种，明拓印本一种，清磁版印本二种，清钤印本一种，太平天国刻本一种，高丽刻本四种，日本刻本二种。在活字本中有明木活字、铜活字本、清木活字、铜活字本、泥活字本以及高丽活字本、高丽瓢活字本、日本活字本。在写本、钞本中有唐写叶子本、唐写卷子本、宋写本、宋写绘本、辽写本、元钞本、明钞本、明绘本、影宋钞、影元钞本、清彩绘本、清钞本以及高丽抄本和日本钞本。刻本、写本、活字本之外，还有稿本八十九种，真可谓琳琅满目了。除了古籍善本之外，还记录了自清代末叶起到建国前为止有关现代史的罕见文献资料二千余种。隐儒见到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古籍善本和现代文献，可谓眼福不浅了，这都一一记录在<书林掇英》里，可以说是《书林掇英》的第一个特点吧？ 在本书中，对于版本鉴定方面，记载颇多，这是隐儒的兴趣所在和工作需要的原故吧？如关于活字本的鉴定，隐儒总结出他的鉴定经验，指出活字本的特征，是在版心鱼尾上，因为他总是离开左右行线的，举出清雍正三年汪善彩南陔草堂活字排印本《眉山诗集》 （宋唐庚撰）和嘉善陈唐用活字排印的《后山居士诗集》（宋陈师道撰）两书为例，两书字体写刻，排印极精，几与雕版无异，所以有些图书馆定为刻本，但经精细审定，鱼尾是离开了左右行线的，显然是摆印而非刻本。还有有的刻本又极似活字本，如明刻本《水东日记》（明叶盛撰），此本字体大小不一，栏线接头处多离开，定为活字本，似无问题。但隐儒持与其他藏本相较，发现卷十第四叶、卷十四第三叶、卷二十一第五叶、卷三十第五叶和第十叶、卷三十三第十叶、卷三十七第四叶，有版断裂多处，既然版有断裂，当是刻本而非活字本。 在1961年，隆福寺文殿阁主人王平斋家散出《周易说略》（清张尔岐撰）一书，系康熙五十八年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版印本，封面上题有“泰山磁版”四字。磁版印书，为前人所未论及，是磁版呢？还是磁活字呢？此书字体、栏线有些歪斜不整，给人一种活字本的感觉，因而有人著论，定为磁活字。隐儒对旁人的议论，一向是尊重的，但不人云亦云，总要找到证据，心才帖服。何以徐志定在序文中只提到“偶创磁刊，致胜木”，并未谈到磁活字、摆印等字样呢？因而他对《周易说略》一书，反复考究，发现书中文字有断板裂版的地方，有十一处之多，而且版框高低不一。一般说来，活字印本栏线不整，字形歪斜，偶有倒字，是比较常见现象，而断版裂版，则是板刻中的情况，且版框高低不一，也是活字本所不应有的现象。后来又见到徐志定另一种磁版印本《蒿庵闲话》，其字体、版式与《周易说略》相同，也有断版两处，行隔间有界线，弯曲不直。从两书的情况看，隐儒肯定是“磁版”，而不是“磁活字”。 隐儒在鉴定版本上，常常举其中一字以定之。如明隆庆辛未豫章夫容馆刻《楚辞章句》，初印本卷二第十三叶彗星的“彗”字，原刻为“慧”，后印本乃改正为“彗”，据此“彗”字，可以区分初印和后印。《全唐诗》有清康熙间内府刻本和仿刻本，内府刻本第一册目录总目内杨重玄的玄字，玄字缺末笔，仿刻本则改玄作元，据此“玄”字，可以区分内府刻本与仿刻本之异同。《红楼梦》有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萃文书屋活字排印本，称为程甲本，又有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活字排印本，称为程乙本，甲、乙两本传世都不多，而甲本尤少，人多重之。甲、乙本的区别，最确切也最容易检查的办法，是第一回的回字，程甲本作“回”，程乙本作“同”，据此“回”字，可以分别出程甲本与程乙本。这些以一字来定版本之异同，真是一字重千钧了。 在鉴定版本上，常常遇到的麻烦是旧日有的书商，为了谋求高利，在书上做手脚，或以残充全，或以提前刻书年代，如明宣德甲寅年尊德书院刻的《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十卷，书商将牌记中宣德的“宣”字，挖去下段，只留“一”，描为“大”字，一字之挖补，即由明宣德升为元大德了，并在挖改处盖有小印章以掩饰其作伪，孰料这正是作伪者心劳日拙之处，令人怀疑的正是在这里何以盖有小印章呢？将挖补处在阳光下照之，便原形毕露了。又如明正统八年刻本《汉书》，版心刻有“正统八年刊”字样，但作伪者将天头地脚裁去接补，配纸与原书无异，上下栏线描绘，将版心“正统八年刊”，挖改为“乾道三年刊”，挖改描绘，技术极精，所以在当时辨识的鉴定者，也各抒己见，见解各异。最后，隐儒持与正统《汉书》相核对，才发现作伪的证据，肯定为明正统翻刻宋本，作伪者虽然挖空心思，终未能逃出鉴定者的慧眼。 上述这些版本鉴定的例子，书商作伪的例子，对于古籍整理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是极应了解，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的。《书林掇英》积累了很多的资料，是非常宝贵的，这可以说是《书林掇英》的第二个特点吧。 记录书中的题识、藏章，可以说明这部书的过去流传情况，在<书林掇英》中，用了不少篇幅，作了较为详尽的记录。隐儒所记录的还不止于此，他更注意到某书的访得者，因为古旧书籍的来源，多是由于自己采访所得，才得流通，这就是走访各书店采购工作者的缘故吧？《书林掇英》所记录的书籍采访人有二希堂的王希华、三友堂的于铭、大雅堂的李拔元、文奎堂的刘满进、文殿阁的王平斋、文渊阁的李殿臣、萧文豹，文汇阁的傅宗泰、开通书店的郭纪森、中国书店的白廷智、吴希贤、魏广洲、东来阁的李佩事、东雅堂的徐元勋、来薰阁的陈济川、宝古斋的樊玉珊、宝铭堂的李叔谦、育民书店的洛云培、丽生书店的魏丽生、信义书店的韩信义、效贤阁的裴效先、修绠堂的孙助廉、张金阜、新民书店的张寿鹏、群玉山房的张士达、蜚英阁的裴子英、鸿文阁的王文礼、葛鸿年、邃雅斋的董惠卿、藻玉堂的王子霖以及撰述《文禄堂访书记》的王晋卿、撰述《贩书偶记》和《清代禁书知见录》的孙耀卿等。他们都是毕生从事于古旧书业的工作者，终日奔波于各省市及农村，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将所访获，转售于公私图书馆、科研单位及科研工作者，许多古籍得以保存并发挥应有作用，他们在古籍流通上对于文化界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这也许是隐儒特意记载的微意吧？ 在《书林掇英》里，常常看到“书传世极罕”、“此书不见各家书目著录”、 “此书单行本甚罕见”等等的记载，对于传世极罕的原因，也有所记载。如明黄淮、杨士奇等编的《厉代名臣奏议》，当时书成，刊行仅数百本，版藏禁中，世颇稀有。明严从简辑《殊域周咨录》，见于《清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为清代禁书，传世极罕。清杨光先撰《不得已》，记述杨光先控告西洋人将来必为大祸事，当时西人极恨之，因以重价购得焚毁，故传世极少。清阎镇珩辑《六经通典》光绪癸卯瓤本，此书初印后，版即焚毁，故传世摄罕。以上所举，乃仅就明，清刻本而言，至于宋、元时代刻本，由于时代较远，屡经天灾人祸，以及保存不善等等原因，流传至今的，当是幸存者了。 隐儒特别关心古籍流传闻题，大约是唤醒大家，要特别加以爱护，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不惮其烦而一再言之。注重记录有关古籍流传问题，这可以说是《书林掇英

传承与创新：大学生国学教育之必要论

作者： 暂无 来源： 山东文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国学   素养   传承   创新  

描述： ”．让国学教育结出硕果。 （作者单位：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岂之．中华

论和谐校园文化的核心理念

作者： 暂无 来源： 广西教育·C版职业教育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和谐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   和谐文化   核心理念  

描述： 。“以人为本”的和谐校园文化理念所追求的人的和谐，包括两个维度四个方面：一是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共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包括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和谐。 1

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与文体价值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陈剑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散文一直以其独异的精神魅力和艺术风采吸引着广大读者的目光。倘若从文体的视阈来检视这一时期的学者散文，我们不仅可以更加贴近学者散文的本体，可以较准确判断学者散文已经达到了怎样的艺术高度，而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学者散文为中国当代散文注入了什么样的精神元素。本文所谈的“学者散文”，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学者散文；研究的对象一般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有的学者文章中谈到的“老生代”。至于年轻一代的学者散文，不在本文研究的范围。 从主体文体的视角来考察学者散文，我们看到，学者散文的主体文体与语体文体呈现出一种深度交融、相得益彰的状态，这种状态在当代别的散文创作群体中是较少见的。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学者散文群体中，不管是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还是孙犁、汪曾祺、杨绛、肖乾、施蛰存、陈白尘、黄裳、黄苗子、黄永玉等，他们自小都接受过比较正规的传统文化教育，古代文化的学养十分深厚，同时他们年轻时大多游学西方，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淫，兼之他们还耳濡目染了“五四”时代学人的思想和风采，因此他们的思想和为人处事自然更接近于“五四”学人而有别于当代文人。他们以传统士大夫的情怀来创作散文随笔，以科学家的理性来介绍知识，释疑世间万物万事，又以哲学家的智慧来感悟社会人生。于是，他们的散文自有一种杂博阔大，一种古朴的历史感和文化氛围。本文重在研究学者散文群体的思维方式、人格结构和心灵向度与语言表达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是研究学者散文文体的关键。 首先是内敛性的思维方式。内敛性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象思维”的思维方式，主要受到儒、道、佛的影响。它推崇“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服膺“静”、“命”、“常”、“明”的“动态平衡”规律。内敛式思维注重直观、直觉、内省和体悟，其间既有质疑、批判、自我忏悔，也有冥想冷观，有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含蓄。内敛式的思维崇尚古朴简洁。它一方面蕴含着古典的遗风余韵；一方面又充满着科学的精神和现代的意识。内敛思维像禅又不像禅，看似平淡，不温不火，从容不迫，内里却有独特的生命体察。因此，内敛式思维具有“不事张扬”和“缄默的智慧”的特征。它拒绝飞扬躁厉，远离抒情感伤，亦与急功近利无缘。 其次是生命的本真。生命的本真，涉及作家的人格主体。或者说，它是散文作家人格主体的底蕴。也就是说，生命本真是散文真实的内核。毫无疑问，生命的本真是一种更深层、内在的真，因而也是一种真正贴近主体性的真。应当说，在生命本真这一点上，学者散文家是得天独厚且深有体味的。由于这些作者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且大都历经多年的战乱，在“文革”中又蹲过“牛棚”，饱经忧患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对生命的体验较一般散文家深刻，此其一。其二，对于散文的“真”，学者散文家也有独到的理解。他们固守散文的“事实”底线，执著于“修辞立其诚”。由于忠实于散文的真实原创，且注重生命的投入，这样学者散文的“真”便给人以一种入木凿石之感。 第三，智慧写作。散文尤其是其中的随笔小品，不但需要修养、学识、思想，同样需要人格智慧。有智慧的散文启人心智，既传达了真理，激发起读者的理性认识活动，又带给他们阅读的轻松与愉悦；没有智慧的散文一般来说都显得干巴枯燥、呆板滞重，而且往往伴随着思想的苍白和艺术上的平庸，这样的散文就如大锅清水汤一样寡淡乏味。所以，文学史上那些优秀散文家，一般来说都具备较出色的主体人格智慧。总之，主体人格上的智慧和诗性，给学者散文带来了既入世又出世，既冷峻又宽容的独特生存体验，带来了朋友式的会心微笑。 第四，自由的心灵。散文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少拘束、最自由自在的文体。由于信奉平常心是道，加之适逢处于“改革开放”、“王纲解纽”的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因此，学者散文作者的心灵普遍都是较为自由放松的。他们或状物，或写事，或怀人；或记叙，或聊天，或抒情；或古拙，或冷静，或深沉，或超脱，真可谓信笔由缰，任意为之，当行即行，当止即止。一切都是无拘无束、水到渠成、天然成趣。而这都离不开学者散文作者的生活心境，离不开他们自由自在的充盈的心灵。 对主体文体的考察，使我们对90年代的学者散文获得了一种内在“文本结构”的整体性认识。这就是以“五四”的精神和散文传统为圭臬，在观念上，摆脱“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桎梏；生活态度上，以平常生活和平常心为道；思维方式上，以智性和内敛自审为特征；人生境界上，以自然质朴和谐为真；心态上，则表现为平静从容、自由自在、随意挥洒。那么，当这种“主体文体”与“语体文体”相遇，其结果又如何呢？ 学者散文在语体文体上给人的第一个整体印象是平实亲切、自由随意。在这方面，张中行的散文语言最具代表性。此外，金克木、季羡林、孙犁、陈白尘、肖乾等的语体从总体看也属于自然质朴、平实亲切一路，其心态同样是闲适自得，极其放松的。尽管学者散文的语体文体表面上看都是些大白话，但细加品味，却寓意深刻，其间蕴含着一种特别的文调和韵味。 学者散文在语体文体上的另一特点是，寄繁于简，寄浓于淡。之所以尚简贵淡，其一是由于学者散文深受晚明小品及五四散文传统尤其是周作人文风的影响；其二是当代学者散文的作者多已步入晚年。对于他们来说，辞达意足矣。至于辞藻装饰大可忽略不计。 学者散文在语体文体上还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文言合一铸古韵。这可以说是老一辈学者散文作家的专利。而这是因为，一方面是继承了“五四”那种“文白杂糅，土洋并用”的散文语言传统；另一方面是他们内敛思维作用于语体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善用“四字格”。其二，“骈文”的取向。喜用善用“四字格”，固然可以见出学者散文受到骈文的影响，不过，学者散文的“骈文”取向还有另一种表达式，即特别注意行文的工整对仗。学者散文还善于化用成语或名言。由于学者散文的创作主体极为充盈，心灵自由放松，加之富于生命的智慧，这在他们的语体中，也就时常会流露出幽默、谐趣乃至反讽的机锋。 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者散文的文体，对于我们认识当代的散文创作，尤其深化当代散文研究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其一，五四散文精神的传承问题。毫无疑问，五四散文的精神是中国散文的一份优良遗产，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散文却遗失甚至背叛了这份遗产。直到80年代后期一批沐浴过“五四”自由思想的学者散文家陆续登上舞台，当代的散文才真正承接了“五四”的散文传统。他们一方面继续和发扬了“五四”的自由、民主思想，追求人格独立、心灵的解放，强调个性与性灵；一方面又摆脱了旧的价值尺度、思维习惯和旧有的语言，使散文的题材范畴、主题意向发生了极大改变，同时在语体上由过去的“颂歌体”、“代言体”向“自由体”、“个人体”转化。不仅如此，从他们对“文言合一”的偏爱，以及在语体表达上追求“言与意”、“形与心”的和谐交融上，也可感受五四散文的流风余韵。 其二，回归散文的审美性。在学者散文这里，我们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匕首”、“投枪”或倾诉式抒情的审美性，一种主体文体与语体文体相统一、结合的审美形态。创作者对每种文体本身的独特审美品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们在充分尊重文体的独特性和规范性的前提下，融进了哲学、文史、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学识，更融进了情怀、趣味、智慧和内在的生命气质，因此，他们的审美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既是精神的也是形式的；他们的语体既保留了传统语言的凝炼含蓄、意蕴丰厚的特质，又有着现代语言的通俗易懂、生动流畅和摇曳多姿。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散文纯洁了当代散文的文体，使当代散文在回归审美的途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其三，昭示了未来散文的发展方向。因为散文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符号，作为人类精神的表现形式，它的本性就是自由自在、“法无定法”，因此了无约束、兴之所至、任心随意的聊天式语体，正好符合了散文的本性。而聊天式的学者散文的出现，不但丰富了当代散文的品种，开拓了当代散文的视阈，为当代散文注进了一种精神素质，从而提高了当代散文的人文境界。而且，它还昭示了禾来散文的发展方向：自由自在地聊天，心境放松、坦露性灵，在本真、自然、智性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些现实的关怀、人文主义的渗透和现代意识的提升，若当代的散文能达到这一要求，则有可能进入一个新境界。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兆胜摘）

散文三题

作者： 暂无 来源： 夜郎文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卢有斌 刻进摩崖的融合 听朋友说大足石刻气势非凡，我想起在画册上看到的乐山大佛并产生联想，以为大足也是佛教圣地，脑海里紧跟着浮现出一幅幅大同小异的佛家造像。我知道，佛教传播除佛经说教外，还有很多形象化实物的宣传，石刻，正是其形象化实物之一。前不久去了一趟大足，我才发现，大足石刻并非仅仅只是佛家造像。 那天晴空万里，我的心情特别好。导游介绍说，大足石刻始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民国，经历六个朝代约1300年，共计102处摩崖造像。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有所选择，去了北山和石篆山。 北山，形如一弯新月的佛湾石刻群像开凿于唐景福元年，历经五代、两宋，前后经营长达250年。如此漫长岁月，究竟是怎样的理念、怎样的毅力在支撑，这里的先民才不言放弃，一代一代开凿下去的呢？导游解说， “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为巴蜀地区的文化、艺术、宗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大足地处巴蜀地缘文化交汇处，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较快，九世纪末至公元1250年间没有大的战争， “内如世外桃源，外无战乱刺激”，人们便产生了造像求神保佑的愿望。晚唐至宋朝，由于地方官府的提倡，富商和爱心人士纷纷捐资相助，大足石刻便在不断发展延续中走向艺术巅峰。 石篆山，开凿于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造像面积长约130米。走近高约3至6米的摩崖，我不仅看到佛家造像，而且还看到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弟子、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造像。崖壁上，一个个刻工精细的佛家、儒家、道家造像神态各异欲言又止，都好像有点儿隐忍不住，也希望在现场表演一番。看上去，这里的佛家不排斥道家儒家，道家不排斥佛家儒家，儒家也不排斥佛家道家。我曾造访过不少名山大川，见识的形象化实物宣传基本上都是根据本门派所需而进行的，换句话说，是排他的。然而，石篆山并非如此！这里是“三教合一”，是一种浑然天成的融合。那一刻，我陷入了沉思：儒家宣扬“入世”，道家宣扬“出世”，佛家宣扬“因果报应”，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够融合呢？ 眼前，老子神态怡然飘飘欲仙，仿佛正在讲述与其众不同莫测高深的理论： “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推销的，是“无为而治”。我知道，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无所为而为，即顺乎自然。思绪跟随老子在飘忽，隐现的脉络渐变清晰：道家提出的顺乎自然，其实正与佛家提出的“所知障”不谋而合；道家注重个人修炼以期“得道升天”，佛家认为人的灵魂永恒不灭，在轮回转世中不断修炼最终修成正果，二者关注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看来，道家与佛家确实能够找到很多共同之点。那么，道家、佛家又是如何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找到共同点的呢？进一步思考，我慢慢就明白过来，孔子以“仁”立教，强调道德的自主性在成就人之真实自我生命中起主导作用，决定人生方向，其人生观道德观与道家、佛家主张自我修炼和积德行善虽非一脉相通却也殊途同归，而在尊重生命个体，以及博爱、平等、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更是儒家、道家、佛家追求的共同目标。 融合源于发现。可以肯定，古人是发现外来文化能够为我所用才加以引进，然后按照自身审美取向创造性地吸收。比如，在《悲华经》里，观音与普贤都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儿子，而在《小乘经》里，观音和普贤全都成了女性。这种中国式的说法，正是渗透进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风俗习惯之后演变而成的。观音菩萨，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她面目和善体态丰满，是一个典型的慈母形象，她救苦救难无处不在，因此，民间艺人常常把她塑造成送子送福的“千手观音”。不过，展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尊“数珠手观音”，她服饰华丽、衣带飘舞、体态匀称、脸庞圆润、面带微笑，“千手”若孔雀开屏，每只纤美细柔的手还分别拿着斧头、宝剑和绳索，一眼看出，她不仅扬善，而且惩恶。坐于大象之背的普贤菩萨身材窈窕、脸部清秀、似笑非笑、温柔娴静、典雅大方，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美女形象。佛经说，坐于大象背负的莲台之上手执如意的普贤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右胁侍，她拥有延命之德，发过十种广大行愿要为佛教弘法尽力。白象是普贤菩萨愿行广大，功德圆满的象征。在这里，观音与普贤造像不仅具有世俗情趣的婉约之美，而且深藏一股扶正驱邪的阳刚之气。 面对石刻，我为大足人民珍惜和保护古老艺术的精神所感动。假如有人认识不足产生怀疑以致造成破坏，后果将会怎样？毫无疑问，那肯定是一场灾难！就说我的故乡吧，相邻不远的一个村庄曾经拥有一座“三教堂”，据说信徒很多香火很旺，但后来却毁于一场“破四『日”运动。一位民兵排长和一位副排长在民兵会议上，宣布儒佛道“三教”都是牛鬼蛇神，号令一发，教堂立即被折除。木料和青瓦被哄抢，地基则是两位带头人独吞。不久，他俩就为地基凸起的一角发生争执，谁都想要谁也不肯让步，最后竟打得头破血流，仇恨居然还延续至下一代！不到十年，二人皆抑郁而死。 个别人的愚昧无知就能产生如此恶劣影响，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谁都知道，我们的祖先胸襟开阔，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凝聚人心发展生产，一方面“去其糟粕吸其精华”引进吸收外来文化拓宽发展之路，因此开创出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辉煌“盛世”。至今，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开通丝绸之路等等历史故事依『日广为流传，成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典范。然而，历史发展至大清王朝晚期，昏庸的君主便开始拒绝外来文化，实行闭关锁国。结果是，野蛮的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剑冲开国门，不仅肆无忌惮掠夺财富，而且蹂躏践踏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那种处境令人愤慨：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不想要的却要强加于你，比如鸦片，比如不平等条约等等等等。你敢拒绝？那就准备挨打！有识之士呼吁变法维新，傀儡皇帝光绪也全力支持，岂料，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迅即从幕后走上台前，保守与创新较量的结果，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此后，泱泱大国极度贫血极度衰弱，更是任人宰割任人摆布。弱肉强食，一个小小岛国的侵略者居然也敢举起屠刀，强占我大片国土为所欲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走上振兴中华的漫漫长路。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等诸多原因，被围堵的中国又一度关闭国门。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有一句话叫做“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竟然堂而皇之走出校园，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所幸，一切皆成过去。不过，过去的是历史，那些惨痛教训却是不能忘记的。因为，忘记过去不仅会迷失方向，而且还有可能重蹈覆辙。 走出景区，我忽有所悟：大足石刻，应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面心之摩崖，就看你能将什么东西深深地雕刻进去。如今，弘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在壮丽的祖国山河一面面厚重而又博大的傲然屹立的摩天崖壁上，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是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刀一刀刻下完美的最新成果，创造未来的亮丽景观？ 一次游历，我意犹未尽。 大足，我还要来的！ 历史的背景深处 穿越历史时空，文字是纽带与桥梁。 阅读史料，我们得以走近尧、舜、禹，走近春秋、战国，走近孔子、孟子，走近老子、庄子，走近一个个远古文明…… 当文字跨越国界，儒家学说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 《孔子兵法》率先在西方国家运用于激烈的商业竞争……我们一下子就看到，古人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明成果，彰显的无穷魅力。 没有文字，历史照样翻开新的一页，只是很多充满力度的踩踏痕印，会在漫长的岁月中、在风霜雨雪的无情剥蚀中，一点一点地消失殆尽。 没有文字，历史故事只能依赖口口相传。可是，口口相传又有多少真实性？ 口口相传的故事，我听过一次。故事是这样的：荒凉的蟒山螺丝壳是一座古城。我去察看，遇到世居蟒山脚下的居民，他们知道的，仅仅是流传后世经久不衰的神话：很久很久以前，只要傍晚山巅出现雨雾，金钟扑地就会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迷蒙中一匹匹白色神马从山间飞跑而过……传说，古时候有一条战壕凭据起伏的山势直达金钟扑地，驻扎在那里的部落首领因一时疏忽导致战败，逃跑时将两大堆无法运走的白银封装起来埋入地下，白银有灵性，喜欢在傍晚雨雾时分变成神马出来奔跑。后来，部落首领的后裔悄悄来到螺丝壳取走白银，这个奇异景观才告消失。 螺丝壳一眼望不到边，海拔1800多米。 古城遗址，一条条盘旋曲折的山路似一条条巨蟒游进飘缈迷幻的雾霭，汇聚至巨石堆砌而成但已龟裂崩塌风化的城墙垛口。守住隘口，可谓一失当关万夫莫开。四周，挤挤挨挨的毛竹覆盖着荒凉的土地，遮挡住忽隐忽现布满蝼蚁洞穴的城墙残骸。中心地带，一条小溪

追溯 杏坛

作者： 暂无 来源： 国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壹 如时间一样流逝不止的泗水至今还在不息地流逝。那个曾经站在泅水岸边咏叹“逝者如斯”的孔子，只用了四个字，便告诉了我们一切——过去的曾经流逝，现在的正在流逝，未来的必将流逝。流逝，是死是生，是进是退，是瞬是恒。逝者如斯才要只争朝夕，洞察了宿命更应该珍惜并把握住每一个正在流逝的瞬间，孔子于是在泅水的岸边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杏坛。 这座坐落在泗水旁的曲阜孔庙中的杏坛，也许是中国最为动人的景致了。它是路，无尽头地延续并日益宽广着中国历史的命脉。它又是一座使这条命脉始终沸腾着青春活力的熔炉，锻造着也拓展着天下教师与学生的智慧与情感。有了这座杏坛，原本只有官员与百姓的人世上，便多出了一群叫做“知识分子”的人们。当然，这座杏坛更是一种永不涸竭的源头，潺潺地，便洇湿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灵，并使这种潮湿，氤氲成河流，湖泊，山峦，或森林。于是世界就热闹了，也有了味道。 孔子，从此也就成了中国人世世代代再也无法回避的存在与话题。但是，浩如烟海的关于孔子的论述，不仅淹没了孔子，也将历代读书人的心胸塞得满满的喘不过气来。 孔子也许是对中国产生过最大负面效应的人，但他又是一个蒙受着最大冤屈的人，因为中国最大的实用主义者——历代专制统治者——早将他涂抹得面目全非了。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在2500多年的风尘之下，保存住自己最根本的颜色，一如孔林前那些或断或折或枯或秃的古柏，虽已面目全非，却也要努力地、尊严地、谁也拦不住地吐着自己本来的新绿。 这根本的颜色，便是一位教师的风貌——一身布衣的教师的孔子，一个与泗水一样常流常新的年轻而又挺拔的教师的孔子，中国第一位教师的孔子。 我们已经无从确切地知晓孔子在中国设立第一座杏坛的初衷，但是一部影响了中国人精神和中国历史的《论语》，开篇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是向我们透露出了他与他的众多学子在教与学中所经历的无比的欢乐了吗? 这种欢乐，是人生的一种崭新的欢乐，一种自从有了杏坛才有的教学相长的欢乐，也是一种自觉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和主动认识并影响客观世界时的欢乐。 开始时的那个杏坛，肯定很小。或在孔子简陋的家里，或在泗水边的林中，师徒席地而坐，“礼乐射御书数”、“文行忠信”，传授与探讨便会自由自在的开始或结束。从小贫寒的孔子，领着一群无名的学生，在时代主流的面前，在威严庞大的国家以及国家的制度面前，悄然地立起一个独立的杏坛——中国第一所民办而又开拓民智的学校。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家庭贫富贵贱，都可以平等地、自由地进来学习。有了这座杏坛，从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被打破了，统治者对于文化与教育的垄断也被打破了。这是黑暗的时间里，突然亮起的一把伟大的启蒙的火炬，“劳力者”的百姓的子弟，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使自己的大脑得以解放、得以拓展、从而使沉睡的潜能得以恣意释放的道路。觉醒是独立的前提，独立又是自由的前提，当明亮的火炬，一把把在他们心头点亮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自觉地站立起来了[那充满着渴望与希望的眼睛，便也穿过黑暗，洞悉历史与未来。 这个在贫寒中奋发而起的孔子，也就从此在中国开辟出了一种最为重要的事业：教师。整体处于失学状态的中国“庶民”，首次有了上学的机会；曾经荒芜的灵魂，有了生机盎然的栖息与成长的家园：冷酷而血腥的中国历史、中，也就开始生长出人性的、温暖的情致。 贰 孔子之前，中国该有着2500多年的文明进化史了吧?他之后，转眼又是2500多年。他所筑起的那座杏坛，就耸立在这5000年的中间，烛前照后，熠熠地散发着人的风采、人的魅力、人的味道。“贫且贱”的身世，三岁丧父、十六七岁丧母而又一生坎坷的命运，都让他尝够了做人的艰辛，期待着做人的权力与尊严，更让他明白了立人的迫急。他也许不知道从动物到人的漫长历程，但他却要教育出一批真正的人，并从此为中国的百姓遗下接受教育、自掌命运的火种。 一个，两个，七十个，三干个。在那个“学在官府”、书为竹简的年代，教师的孔子能于这个筑于民间的杏坛之上，教育出三千有用之才，可说是一个振古烁今的奇迹。 孔子对学生子夏有这样的嘱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儒”?不能把儒业仅仅的当作一个做官前的训练，这是没出息的“小儒”的勾当。只有锻造起独立的人格，用充满理想、积极献身的人生态度和坚持真理、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心胸与胆量，去完美自己、改造世界，才是真正的“君子儒”。他无需忠于哪一个君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组织，他只忠于自己坚守的真理、自己追求的“道”；可以失去官位、财产、安宁，甚至生命，但是却不能须臾失去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追求与言论的自由。 这就是这座杏坛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些既是孔子对于学生们的教导，也是一位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对于一切似乎不可一世的当权者的独立的宣言。尽管历代专制统治者把孔子封为“圣人”、给了他一顶“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语）——“大成至圣文宣王”，把孔子供在圣坛、神坛上，为所欲为地加以利用，但是终究不能彻底掩藏作为教师孔子的在野本色。一个杏坛，便令世代知识分子有了与五花八门的专制统治者分庭抗礼的底气与力量。 但是，做官，也许是横亘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最难逾越的大山，大如孔子者也不能例外。 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最为根本的也许就是有如土地一样的人民和这土地之上山岳一样的知识分子。当洪水淹没大地的时候，又总会有山岳来作中流石氐柱，立足于大地又捍卫着大地。毕竟是大哉孔子！这个热切地想入仕的孔子，又有着钢铁般的不容动摇的原则。这个原则便是我与你君王完全平等，是合作的关系，都以仁爱之心施仁爱之政，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漾溢着独立意志的孔子与无道的天下怎能不发生深刻而又剧烈的冲突呢？于是，热切谋官的孔子，便成了官本位中国里屡屡拒官辞官的知识分子。不与腐败的统治者合作，不与骄横的实权派为伍，他走得十分决绝。 一个残忍腐败的制度，是不能容忍伟大高尚的东西、更不能容许独立思索的头脑存在的。于是，庸俗与卑鄙，愚昧与丑恶，黑暗与残暴，便会因有“肥沃”的土壤和鼓励的“雨水”而疯长。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了。 在这14年的流浪生涯里，与其说他是在谋取行道的高位、以向各国推销自己的主张，毋宁说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打造自己的杏坛——以饱尝苦难挫折的方式，以实践的方式，以亲历无道天下的方式，去教导、培养自己的学生。那辆吱吱嘎嘎总也不能安顿的牛车，不就是座流动的杏坛吗？ 他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列国谋到高位大官的，也不用托关系也不用花银子。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谋取安乐，而是要为天下人谋取安乐。就为了追寻共同的理想，也为了磨砺自己的本事与德性，他们不惜共同经历了十四年的风风雨雨。 细细想来，这座杏坛也是对于孔子的一种解放呢。他从这里掂出了自己人生的重如泰山的价值，也从这里获得了自己生命里最长久也最真实的自由与欢乐。当他苦恼，当他失意，当他不容于天下的时候，这座杏坛和聚在杏坛周围的学生，不是让他获得着无穷无尽的前行的力量，也收获着发自灵魂深处的再生一样的喜悦吗7 有了这种快乐，有了这种自由，有了这种解放，教师的孔子才真正地无比强大起来，心胸与眼界也就拓展得更加辽阔高远起来。于是这辆吱吱嘎嘎的牛车，就有滋有味、信心十足地在中国大地上巡游开来。 叁 孔子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智者。即使在“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也还保持着他生命的乐观与幽默，保持着对于国君、大臣和当世时事的批评。而这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说“不”的人，向着一个时代，向着一大片如狼似虎的国君，他坚定地、固执地说教着，批评着，说着“不”。 他不仅自己说，还要立起一个杏坛来，培养出一批批的学生来一起说。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以“举一反三”的创造精神去对待学习，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拯救无道的天下，以“朝问道，夕死可矣”的献身精神去追求真理，以“当仁，不让于师”的悲悯精神去温暖这个世态炎凉的人间。 当鲁国受到齐国侵略的时候，这个因祖国的腐败无道而离国出走的孔子，迅即热血沸腾地激励自己的学生挺身而出，帮助祖国。他大声地问道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出生的国家，“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在老师的激励下，子路、子张、子石、子贡纷纷挺身而出，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