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作者： 暂无 来源：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意识，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的“大一统”的“天下”观念与西方“帝国”[1]5的世界秩序形成冲突，在冲突中形成原有的文化自信的遗失。因为体现为“帝国”世界秩序的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引发了中国原有的“文化

从《新中国未来记》看梁启超由土向知识分子的转型

作者： 暂无 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

滋味·韵味（外一篇）——关于中国新诗发展的思考

作者： 暂无 来源： 芙蓉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就已显露出了审美概念转变的端倪。到了汉代，味便有了对文学作品进行体会领略的意味了，王充《论衡》里说：“言嘹于耳，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南朝有很多人在谈论音乐、诗、绘画时都用“味”来鉴赏

重读 一个民族，一个人，一本书

作者： 暂无 来源： 语文学习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中华民族   人心   民族精神文化   历史人物   孔子   个人   道德文化   道德信仰  

描述： 一个人——孔子 人们常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孔子。但是，不仅人人心中有一个“不同的孔子”．中华民族心目中还有一个“共同的孔子”。孔子不是简单的历史人物，孔子是中华民族道德信仰的核心，是整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是我们这个民族道德文化的最后依据。中华大众所崇尚并践行的仁、义、礼、智、信、忠、恕等等，就是孔子提倡的。 我拜谒过曲阜三孔，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孔子，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提升了整个民族。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的“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这个血与火的时代之所以被我们推崇，不是因为那些残忍嗜血的诸侯，而是因为以下一些在历史的星空中熠熠闪耀的名字：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苟子、韩非子…… 但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人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出现？是什么力量催生了这些伟大的哲人？ 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政治、经济等等“物”的因素。 但是，“人”的因素我们不能抹杀。否则，我们的历史就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物质史了。 说到“人”的因素，有一个“人”，凸显出来。这个人，就是孔子。 他说他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于学”就是立志于终生追求学问和道义。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志于学”的人。 孔子之前．没有这样的人，只有“学而优则仕”的人和“仕而优则学”的人。他们确也偶或有学问．甚至有大学问，比如老子、子产、晏婴。但是，他们终生的事业并不在此。 “志于学”的孔子．又创办了“有教无类”的私学．培养更多的像他一样“志于学”的人．这是中华文明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所以，孔子之后，有很多这样的人：墨子、孟子、庄子、苟子、韩非子……他们确也偶或做官，但是．他们终生“志于学”，以倡导思想学术为终生的事业。 有了这样的人．人类的人口结构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群中，出现了专门的关注形而上问题、关注彼岸、承担价值的人。 人类出现了质的飞跃——精神问题和道德问题开始成为人类的首要问题。并且，有了专门的精神家园的打理者和看护者。 所以，孔子是中国学术的分水岭，是中华人类史的分水岭。 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对人生有不同感觉的人，开始了百家争鸣。 是的，没有孔子，就没有百家争鸣！ “志于学”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独立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就是“士”。 其实，孔子之前，就有“士”，那是一个社会阶层，是一种特定身份的人。 孔子之前，也有“儒”，但那是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称之为“儒业”。以“儒业”为生的人，就是“儒”。“儒”是“士”的一种，“士”以儒业谋生，就是“儒”了。 孔子之后的“儒”和“士”．“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不再是“志于仕”，而是通过“志于学”直接对接了“志于道”，由候补公务员、委琐的民间礼仪师，一变而为道义的化身、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价值的生产者和承担者。于是，“小人儒”变成了“君子儒”，“士”变成了“志士”（所以，后来孟子说士的事业就是“尚志”），变成了“仁人”。这样的“儒”和“士”，是有使命感的人，是知天命的人．是对自己有道德要求的人，所以．也是高贵的人。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所以，这些人不会因为世俗的原因而放弃自我的道德坚持。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在电影《孔子》里，孔子竟然说出：“如果人不能改变世界，那就应该改变自己的内心。”这样的市侩言论，是严重歪曲甚至污辱了孔子！极而言之，这样的话不仅污辱了孔子．甚至污辱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准。要知道，孔子的高度就是民族的高度。鲁迅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舍身求法、为民请命、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这是一种对信仰的坚持。我们的民族气概堂堂，正大阳刚，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等等。孟子后来接着孔子说“舍生取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哪里是“不能改变世界”，就“改变自己的内心”呢？ 海外大片宣传的都是对信仰的坚持．在输出他们的价值观，西方人老是让人觉得他们有信仰。其实，我们也有信仰，他们信仰上帝，我们信仰孔子。我们不是一帮乌合之众，不是见风使舵、顺水推舟的功利民族！这是涉及整个民族对外的体面和尊严的问题。孔子一生，颠沛造次，但是他绝不为了世俗的“成功”而放弃原则，他抱持价值，至死不变，“知其不可而为之”，正是这样，才成为圣人。如果让人认为“改变自己的内心”是孔子的主张，那么孔子的伟大何在?孑L子的高贵何在？ 孔子的“志于学”三个字．改变了“士”和“儒”。中国历史的原野上，出现了一批崭新的人：他们意气风发，他们傲视王侯，他们自信自负，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们“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他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是一群“大丈夫”、君子、豪杰之士。 他们出现了，历史改变了！ 孔子的私学，有教无类。各个阶层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纳入门下，尽管这些不同出身的人，不同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一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对世道的感受。 不仅如此，孔子的教学，是讨论，是启发——是让你自己得出结论，得出自己的结论。孔子是在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习惯。 结果便是：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对人生有不同感觉的人，都有了思考的能力、表达的愿望，如果社会再提供给他们表达的权力，结果会怎么样？ 就是百家争鸣！ 这样的人，无疑是伟大的，是神圣的，是不容亵渎的。 现在，有一种声音，以“还原孔子”为幌子，动辄声称“孔子也不过是个普通人”，这是不对的。简单地说，普通人中，有几个终生“志于学”？孔子十五岁达到的境界，我们几人能达到？孔子“三十而立”，有多少人一辈子还没“立”起来？孔子“四十不惑”，有着超常的价值判断力，又有几人能拥有？孔子“五十知天命”，芸芸众生中，有几人意识到自己的天命并无怨无悔地履行它？生活中，几人能“耳顺”，几人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追求真理和理想时，有几个普通人能够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司马迁被后世称为“文史之祖”，当他面对孔子的时候，亦不免战战兢兢，他说他对孔子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今天一些缺乏常识和敬畏心的人，在麻将桌、酒肉场、名利场中厮混，然后一句轻飘飘的“孔子不过如此”，是轻贱。 孔子是人，但是，孔子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早已“优人圣域”。 还有人说，孔子是个失败者。他当过官，且还很大，但是，后来丢了。他当大官的时候，俸禄也很高，不过后来也丢了。但是，这样就算失败吗？那茫茫人海，谁不是失败者？ 孔子很讨厌那种患得患失的人：一门心思往上爬，爬上去以后，又忧心忡忡怕掉下来。一开始忧患于不成功，成功后又忧患于不能保持成功。孔子说，人一旦到了这种境地，就完了。那才算失败呀！ 而孔子呢？孔子是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 第一，他做事，很成功。 他做老师，很成功。古往今来，还有哪一位老师，像他那样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培养出那么多顶级的人才，在整体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还有哪一位老师，被学生看成父亲，为他服丧守墓三年，子贡更是守墓六年？ 他做思想家，很成功。别的思想家，只能说是对后世产生影响。孔子呢？后世就是他塑造出来的。中华民族的民族道德、民族精神、民族性格、民族

1972年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作者： 暂无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口陈仁德 1972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的思想被完全统一起来，除了永无休止地高唱阶级斗争战歌外，很少有人去独立思考过任何问题，尤其是学术问题。“文化旗手”郭沫若此前推出了他的历史学新著《李白与杜甫》，在这部新著里，郭沫若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将杜甫划成了地主分子，将苏涣划为造反诗人。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当局的高度评价，使他在学术上的地位登峰造极。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就以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受知于毛泽东，奠定了他作为最大御用文人的地位。那篇一万六千余字的《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中共的文件下发，要求每个党员学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是被其奉为祖师的马克思列宁的单篇著作，也没听说过作为文件下发的。《甲申三百年祭》从此成为中共的经典，人们除了怀着虔诚的心情去学习外，绝不可以对其有丝毫的置疑。 不可思议的是，1972年6月的一天，四川泸州一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竟非常认真地写信与郭沫若商榷《甲申三百年祭》，并挂号寄给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这种在常人看来极不对称的举动，在举国若狂大革文化命的时代，恐无第二例，足见作者的风骨绝非常人可比，令人肃然起敬。 这个潦倒不堪的五十多岁的文人叫胡惠溥，让我们先对他做一个简介。 胡惠溥名希渊( 1916-1993)，泸州硕儒前清举人李赦虎高足，博闻强识，学问渊深，精于诗古文辞抗战时受知于章士钊，邀入著名学术团社“饮河诗社”。1949年后在泸州四中任教，1959年“拔白旗”运动中，以“穿长衫，厚古薄今”之罪失去公职，从此备受饥寒，先后经历子夭妻亡之痛，孑然一身，苦不堪言，因无居所，被迫栖桥洞十年。然始终不坠其志，日夕吟诵，篇什千百。我曾撰长文《桥洞下的悲怆诗人》述其行状，兹略引数段以见其当时之困境： 胡先生凭着每月7.50元的救济金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极其艰难地生存着，他一生只攻学问，不善炊事，连面条也不会煮，一日三餐，全在外面吃馆子。那点可怜的救济金平均每天只有二角多钱（还要用于衣物医疗等其他开支），又能在馆子里吃什么呢？所以他经常饥肠辘辘，何谈营养。 永丰桥下穿桥而过的溪沟是泸州城的一个大排污沟，腥秽的污水终年不断，臭不可闻，孽生出许多蚊蝇。 永丰桥是泸州的南大门，每天下半夜开始，便有络绎不绝的汽车轰隆轰隆从桥上开过，在桥洞下形成很大的回响，根本无法得到安宁。 永丰桥下没有电源，所以仍以油灯照明。 胡先生——一个不可多得的博学夫子，就孤苦伶仃地住在这里，他的居处以桥面为屋顶，倚桥墩为壁，与洞穴没有什么区别。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他会落到这步田地，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胡惠溥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时候，在日日尚且为衣食发愁的时候，偶然读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竟然忘却身边的～切，就在桥洞下援笔作书，与郭氏做学术之商榷。 胡惠溥起笔即写： 沫若先生：近读大著《甲申三百年祭》，赞开国之大策，非前此以考据为考据者所能望见，佩服佩服。惟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窃谓李自成之覆亡，与李岩之不得竞其用以死，均系非常问题，因就大著籀绎之，管中一斑，疑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郭沫若原文：“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本文笔者） 除了礼节性的客套话，就直接点出“李自成覆亡之主因，尚当不只刘宗敏拷掠吴襄求陈圆圆，牛金星以倾轧谮杀李岩数端而已”，亮出了不同于郭沫若的学术观点。“四十日之大顺朝，仅如昙花一现”，虽仅十三字，在举世皆将李自成捧为圣人的时代，却极为难得，较之郭沫若文中所称“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却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相去远矣，殊可玩味。 接下来胡惠溥就郭沫若原文进行梳理，简述了李自成起兵以来直至登极的过程，认为郭沫若的行间字里所描述，正是告诉读者，李自成之义军“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这里的始终，始于李自成起兵之崇祯二年，终于李自成登极之崇祯十七年，事实亦正是如此。但是，郭沫若在后文却说：“在崇祯十三年李岩、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后，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气象迥异于前。”（郭沫若原文为：“在李岩入伙之后，接着便有牛金星、宋献策、刘宗敏、顾君恩等的参加，这几位都是闯王部下的要角。从此设官分治，守土不流，气象便迥然不同了。”）胡惠溥认为郭沫若此说与上文“似相背驰”，即上文告诉读者的是“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而此处却定论为“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胡惠溥为了说明李自成并非自崇祯十三年便“设官分职守土不流”，详细论述：“鄙意当时情况，当必遍地皆饥民，遍地皆在饥民唐集群、即起义之声势笼罩中，至于明室将佐，如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等，皆赐死、自杀、阵亡也！其余如杨嗣昌、熊文灿等，平时但知睃削元元，交绥则惟望风逃遁耳，故李自成所据各省，必有多数明军已撤退之州县，而李自成兵力未达，仅属遥为号召者，既属遥为号召，则税收、生产、社会秩序、设官守土等方面，必不遑计及，虽冲要四达之地已设官守土矣！恐亦着眼在战略重点上之部署而已，且此种州县，李自成所据各省当必不多。” 将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与胡惠溥之上述观点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后者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此等问题，在一般读者眼里往往一晃而过，不会引起重视，而在胡惠溥眼里却没滑过去，这是需要何等的眼力。胡惠溥接着针对郭沫若的“似相背驰”理直气壮地说“恐鄙说未必遂非”，并指出郭沫若“盖论人阶段不同，行文之重点遂不同，故虽同一事也，而详略与扬抑之词，亦不能遂无毫发爽”。读至此，我们不得不佩服胡惠溥之说理婉转而达意。 为了进一步论证李自成“始终皆为流动战术部队大集合体”，胡惠溥一气说下去：“李自成起义十余年矣，攻下之地亦多矣，岂止河南湖南陕西山西等地，乃从未闻郑重宣示坐镇之地，并明白规划其他地区从属之系统，虽有时亦似命将出师矣，其实所谓命将者，仅李自成大军之先头部队耳，所以起义十余年，皆系一军独将，故往攻北京，全部数十万大军亦与李自成同住，即此足以见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而其于攻下之地，盖亦旋得旋弃，或则虽下径过，或则不下绕过，尚不仅攻下之地未能皆利用之也，实质仍是流动战术部队之大集合体。此种略具雏形之政治机构，当过大胜利之到来，上下何能免于纷纷然与昏昏然。”此等论述，有理有据，酣畅淋漓，引人入胜，至此，郭沫若“从此设官分职守土不流”之说被彻底动摇。 对于李自成的覆亡之因，胡惠溥认为关键所在，乃是“未能干政治体制有所演进”，为此，他分析了农民起义的一般规律，起义之始，都是因为朝廷“权门朋比，世胄高位，于是用人惟亲，英才沉屈，而又有非常之饥馑与暴政以驱之”“以故饥民反暴，纷然四起，为救死而与当时之政府斗争，此种最初本部原无严密之组织，与外部亦无相互联系之饥民反暴，其斗争形式，自必发展成为流动之战术——此种战术，与起义军同时并生，亦同时发展壮大——唯是起义军之力量，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胡惠溥在这里提出的“已发展壮大矣，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则覆亡之因，亦遂与此天赋优点偕生并长，不至覆亡不止”，是极为中肯的批评，可谓独具只眼，见解不凡，所谓“仍习故常，不知改舷”，即“未能于政治体制有所演进”。如何演进？是个极大的课题，超出了与郭沫若商榷的范围，故胡惠溥除了批评“李自成未做到彻底的守土不流”外，未再详论，可以理解。 胡惠溥的文章有几个特点容易被现在的人忽视，兹略做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胡惠溥自“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无赖之徒将家藏数千卷典籍攫走后，手中便无书可考，此后的所有写作，但凡涉及典籍，全凭记忆，好在他少年时便遍读经史子集，大脑里有一个他人攫不去的“图书馆”，他后半生凭记忆引证的典籍，经好事者核对，与原文无丝毫差错。此文所涉历史人物事件，除了郭沫若原文所载，全是胡惠溥记忆所及，故他亦自谦“深惭腹俭”，从兹可见胡惠溥的博学绝非当今那些所谓国学大师们所能望其项背。 其次，胡惠溥身处困境，朝不保夕，而其志仍在云霄间，当神州万马齐喑之时，他居然在桥洞黯淡的油灯下挥笔著文，“不自量力”地与炙手可热的“文化旗手”郭沫若做学术商榷，而商榷的内容又是被奉为经典的《甲申三百年祭》。姑不论其文章的价值如何，仅就其襟怀与胆识而言，已足以令当时那些天天高喊“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人学者们羞愧汗颜！他所折射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崇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

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暂无 来源： 书城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还准备写一部《徐光启评传》。可他还差两年就八十岁了！想到这位大学者的未竟之业，扼腕不已。 研究徐光启成了沪上相聚的重要话题，听他谈论，总是讲得透彻。他把王重民《徐光启集

散文三题

作者： 暂无 来源： 夜郎文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卢有斌 刻进摩崖的融合 听朋友说大足石刻气势非凡，我想起在画册上看到的乐山大佛并产生联想，以为大足也是佛教圣地，脑海里紧跟着浮现出一幅幅大同小异的佛家造像。我知道，佛教传播除佛经说教外，还有很多形象化实物的宣传，石刻，正是其形象化实物之一。前不久去了一趟大足，我才发现，大足石刻并非仅仅只是佛家造像。 那天晴空万里，我的心情特别好。导游介绍说，大足石刻始于初唐，兴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延续至明、清、民国，经历六个朝代约1300年，共计102处摩崖造像。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有所选择，去了北山和石篆山。 北山，形如一弯新月的佛湾石刻群像开凿于唐景福元年，历经五代、两宋，前后经营长达250年。如此漫长岁月，究竟是怎样的理念、怎样的毅力在支撑，这里的先民才不言放弃，一代一代开凿下去的呢？导游解说， “安史之乱”后，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为巴蜀地区的文化、艺术、宗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大足地处巴蜀地缘文化交汇处，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较快，九世纪末至公元1250年间没有大的战争， “内如世外桃源，外无战乱刺激”，人们便产生了造像求神保佑的愿望。晚唐至宋朝，由于地方官府的提倡，富商和爱心人士纷纷捐资相助，大足石刻便在不断发展延续中走向艺术巅峰。 石篆山，开凿于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造像面积长约130米。走近高约3至6米的摩崖，我不仅看到佛家造像，而且还看到道家创始人老子及其弟子、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造像。崖壁上，一个个刻工精细的佛家、儒家、道家造像神态各异欲言又止，都好像有点儿隐忍不住，也希望在现场表演一番。看上去，这里的佛家不排斥道家儒家，道家不排斥佛家儒家，儒家也不排斥佛家道家。我曾造访过不少名山大川，见识的形象化实物宣传基本上都是根据本门派所需而进行的，换句话说，是排他的。然而，石篆山并非如此！这里是“三教合一”，是一种浑然天成的融合。那一刻，我陷入了沉思：儒家宣扬“入世”，道家宣扬“出世”，佛家宣扬“因果报应”，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怎么能够融合呢？ 眼前，老子神态怡然飘飘欲仙，仿佛正在讲述与其众不同莫测高深的理论： “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推销的，是“无为而治”。我知道，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并非什么都不干，而是要无所为而为，即顺乎自然。思绪跟随老子在飘忽，隐现的脉络渐变清晰：道家提出的顺乎自然，其实正与佛家提出的“所知障”不谋而合；道家注重个人修炼以期“得道升天”，佛家认为人的灵魂永恒不灭，在轮回转世中不断修炼最终修成正果，二者关注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看来，道家与佛家确实能够找到很多共同之点。那么，道家、佛家又是如何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找到共同点的呢？进一步思考，我慢慢就明白过来，孔子以“仁”立教，强调道德的自主性在成就人之真实自我生命中起主导作用，决定人生方向，其人生观道德观与道家、佛家主张自我修炼和积德行善虽非一脉相通却也殊途同归，而在尊重生命个体，以及博爱、平等、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更是儒家、道家、佛家追求的共同目标。 融合源于发现。可以肯定，古人是发现外来文化能够为我所用才加以引进，然后按照自身审美取向创造性地吸收。比如，在《悲华经》里，观音与普贤都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儿子，而在《小乘经》里，观音和普贤全都成了女性。这种中国式的说法，正是渗透进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风俗习惯之后演变而成的。观音菩萨，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她面目和善体态丰满，是一个典型的慈母形象，她救苦救难无处不在，因此，民间艺人常常把她塑造成送子送福的“千手观音”。不过，展现在我眼前的却是一尊“数珠手观音”，她服饰华丽、衣带飘舞、体态匀称、脸庞圆润、面带微笑，“千手”若孔雀开屏，每只纤美细柔的手还分别拿着斧头、宝剑和绳索，一眼看出，她不仅扬善，而且惩恶。坐于大象之背的普贤菩萨身材窈窕、脸部清秀、似笑非笑、温柔娴静、典雅大方，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东方美女形象。佛经说，坐于大象背负的莲台之上手执如意的普贤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右胁侍，她拥有延命之德，发过十种广大行愿要为佛教弘法尽力。白象是普贤菩萨愿行广大，功德圆满的象征。在这里，观音与普贤造像不仅具有世俗情趣的婉约之美，而且深藏一股扶正驱邪的阳刚之气。 面对石刻，我为大足人民珍惜和保护古老艺术的精神所感动。假如有人认识不足产生怀疑以致造成破坏，后果将会怎样？毫无疑问，那肯定是一场灾难！就说我的故乡吧，相邻不远的一个村庄曾经拥有一座“三教堂”，据说信徒很多香火很旺，但后来却毁于一场“破四『日”运动。一位民兵排长和一位副排长在民兵会议上，宣布儒佛道“三教”都是牛鬼蛇神，号令一发，教堂立即被折除。木料和青瓦被哄抢，地基则是两位带头人独吞。不久，他俩就为地基凸起的一角发生争执，谁都想要谁也不肯让步，最后竟打得头破血流，仇恨居然还延续至下一代！不到十年，二人皆抑郁而死。 个别人的愚昧无知就能产生如此恶劣影响，那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谁都知道，我们的祖先胸襟开阔，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凝聚人心发展生产，一方面“去其糟粕吸其精华”引进吸收外来文化拓宽发展之路，因此开创出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辉煌“盛世”。至今，张骞出使西域、玄奘西天取经、开通丝绸之路等等历史故事依『日广为流传，成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典范。然而，历史发展至大清王朝晚期，昏庸的君主便开始拒绝外来文化，实行闭关锁国。结果是，野蛮的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剑冲开国门，不仅肆无忌惮掠夺财富，而且蹂躏践踏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那种处境令人愤慨：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不想要的却要强加于你，比如鸦片，比如不平等条约等等等等。你敢拒绝？那就准备挨打！有识之士呼吁变法维新，傀儡皇帝光绪也全力支持，岂料，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迅即从幕后走上台前，保守与创新较量的结果，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此后，泱泱大国极度贫血极度衰弱，更是任人宰割任人摆布。弱肉强食，一个小小岛国的侵略者居然也敢举起屠刀，强占我大片国土为所欲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走上振兴中华的漫漫长路。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等诸多原因，被围堵的中国又一度关闭国门。在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里，有一句话叫做“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竟然堂而皇之走出校园，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所幸，一切皆成过去。不过，过去的是历史，那些惨痛教训却是不能忘记的。因为，忘记过去不仅会迷失方向，而且还有可能重蹈覆辙。 走出景区，我忽有所悟：大足石刻，应该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一面心之摩崖，就看你能将什么东西深深地雕刻进去。如今，弘扬民族文化、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在壮丽的祖国山河一面面厚重而又博大的傲然屹立的摩天崖壁上，我们是否做好准备，是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一刀一刀刻下完美的最新成果，创造未来的亮丽景观？ 一次游历，我意犹未尽。 大足，我还要来的！ 历史的背景深处 穿越历史时空，文字是纽带与桥梁。 阅读史料，我们得以走近尧、舜、禹，走近春秋、战国，走近孔子、孟子，走近老子、庄子，走近一个个远古文明…… 当文字跨越国界，儒家学说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 《孔子兵法》率先在西方国家运用于激烈的商业竞争……我们一下子就看到，古人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明成果，彰显的无穷魅力。 没有文字，历史照样翻开新的一页，只是很多充满力度的踩踏痕印，会在漫长的岁月中、在风霜雨雪的无情剥蚀中，一点一点地消失殆尽。 没有文字，历史故事只能依赖口口相传。可是，口口相传又有多少真实性？ 口口相传的故事，我听过一次。故事是这样的：荒凉的蟒山螺丝壳是一座古城。我去察看，遇到世居蟒山脚下的居民，他们知道的，仅仅是流传后世经久不衰的神话：很久很久以前，只要傍晚山巅出现雨雾，金钟扑地就会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迷蒙中一匹匹白色神马从山间飞跑而过……传说，古时候有一条战壕凭据起伏的山势直达金钟扑地，驻扎在那里的部落首领因一时疏忽导致战败，逃跑时将两大堆无法运走的白银封装起来埋入地下，白银有灵性，喜欢在傍晚雨雾时分变成神马出来奔跑。后来，部落首领的后裔悄悄来到螺丝壳取走白银，这个奇异景观才告消失。 螺丝壳一眼望不到边，海拔1800多米。 古城遗址，一条条盘旋曲折的山路似一条条巨蟒游进飘缈迷幻的雾霭，汇聚至巨石堆砌而成但已龟裂崩塌风化的城墙垛口。守住隘口，可谓一失当关万夫莫开。四周，挤挤挨挨的毛竹覆盖着荒凉的土地，遮挡住忽隐忽现布满蝼蚁洞穴的城墙残骸。中心地带，一条小溪

你，和少年的你

作者： 暂无 来源： 青年一代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上移动。这个故事似乎很能引起共鸣，尤其是回忆童年的部分。我们的童年记忆，大都还是王朔那根线索延续下来的，再加点赛林格。总之，如今大部分人的少年形象不是惨绿的维特。 这让我想起另一本写青春回忆

孙释堂武术思想初探--为纪念孙禄堂先生诞辰150周年而作

作者： 暂无 来源： 搏击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的武术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内家与外家结合 我国武术源远流长，开始阶段并无内家和外家之分，直至明清一代才有外家与内家之分。明清之际的学者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中写道：“少林以

元帅叶剑英其实是个文人

作者： 暂无 来源： 晚报精华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谈起父亲叶剑英——这位十大元帅中政治生涯最长，被毛泽东评价为“诸葛一生唯谨填，吕端大事不糊涂”，每每在关键历史时刻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凌孜说，在地看来，父亲具有三大特点：有儒家风范，有文化气息，有人情味。 黄埔军校副教育长 父亲叶剑英曾是黄埔的副教育长，“直到晚年，他还一直致力于军事学校的教育工作。从黄埔军校始，到红军时期及解放后的各军事院校，即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所有的军队教育以及军队的建制，他都做了不少的工作。” 谈起这段历史，凌孜说：“很多人不知道，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也是共产党里唯一的一个华侨领导人。”她说，“毛主席曾在接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说：“我们党内也有华侨。”指的就是父亲。 1897年，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叶宜伟。梅县是华侨之乡，叶剑英的4个伯父都在南洋谋生。1916年，依照侨乡的习惯．19岁的叶剑英辗转到了马来西亚。 “谋生的日子还可以，但是他报国的志向无法实现。正当父亲苦闷时，得知云南都督唐继尧在南洋招收华侨学生，于是他毅然于1917年回国，入了云南讲武堂。” 凌孜说，父亲毕业后，谢绝了学校派他去南洋招生的工作，回到广东参加粤军。1920年加入国民觉，走上了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道路。“父亲从小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那时的知识分子就是一心‘为国为民’，父亲就是要追随孙中山，把中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为培养一批领军人才，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凌孜说：“黄埔军校其实是以云南讲武堂为蓝本，复制了全套教材，教学宗旨和人才培养方法也都是从云南讲武堂移来的。”毕业于讲武堂的叶剑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副教育长，“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副教务主任，负责安排所有科目的教学内容和课程。父亲安排好课程后，便东征打军阀去了。黄埔开学时，他并未在现场。国共分裂后，黄埔军校成为了国民党的传统学校，不能提它的副教育长是共产党人，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军阀陈炯明叛变，在广州攻打总统府，当时，是叶剑英守护孙中山在白鹅潭“永丰舰”上成功脱险。这一切都让黄埔校长蒋介石看在眼里，他对叶剑英的忠厚、尽职、多谋、多智大加赞赏。凌孜说：“父亲当时甚至成为唯一可以佩剑进入蒋介石卧室的人。”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大肆屠杀工人，使叶剑英看清了蒋的真面目。“父亲后来曾讲过，他们那时的生活极其优越：行军时有马骑，累了还可以坐轿子。途中战士挑着外国进口的曲奇饼干、炼奶、咖啡、白兰地酒，然而，他却毅然放弃了高官厚禄，脱掉皮鞋穿上草鞋，奋起反蒋。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处于最低谷的时候，叶剑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他们连吃的一点盐都找不到，只好天天拿白水煮竹笋。以至于几十年后，父亲都怕看见笋，多少年都不吃。”凌孜说，1954年她得到一张祖母的照片，才明白了父亲的选择。“照片下面父亲题了几个字，写的是‘为人民的中国而欢心，为人民的儿子而微笑’。我想这就是父亲当时的人生定位，永远把自己定位在‘为人民’上。” 一位有传统美德的文人 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回忆叶帅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的一个舞会上同叶帅相识。当叶帅知道赵先生的舞伴正在大学念英国文学、读雪莱作品的时候，叶帅兴致勃勃，以铿锵的语调朗诵出一段雪莱的诗句。这位作家写道：“这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诗人。当我告诉我的舞伴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反共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怎么也没想到被称为‘共匪’的将军，竟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 说起父亲“儒”的气质，凌孜认为这也是父亲在“吕端大事”面前不糊涂的原因，而这种气质也表现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父亲很讲求礼节，不管是谁，即使是下级到他这里来汇报工作，他也要把人家送到大门口，送到台阶下面，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年纪大了，就是推着轮-椅，也要送到门口，而且要求子女也这样做。”凌孜对童年生活，记忆最深刻的一幕，就是因为送客。“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我正和几个小朋友在沙发上玩，没有注意客人走了，仍旧在那里玩，头也没抬。父亲回头大喊一声，‘站起来！’我从没见过父亲发火，巨大的声响，吓得我们所有孩子都一个猛子蹿了起来，傻住了。父亲说，一定要懂礼貌，送客人的时候小孩也要站起来，这个小小的细节，我至今都记得。” 古人讲，见微知著。现在说，细节决定成败。与人相处最难的事情，就是能长期保持一种善意的尊重。叶剑英就做到了这一点。凌孜记得，1962年，她结婚当晚，父亲大发雷霆。“那天来了很多客人，大家忙里忙外，等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经晚上9点多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有没有给工作人员送喜糖？’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生气地喊‘大家都凑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都是他们一点点攒的钱……你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人情，没有礼貌！”我吓坏了，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凌孜说：“父亲常教育我们‘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父亲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 凌孜做导演时，很多人问她，为什么不给父亲拍一部专题片。她说：“我在他身边那么长时间，却找不到他的典型特点。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在很多大的场合不出声，没有什么特别的手势，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用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就是一个很低调、很和蔼、很慈祥的人。人家称他‘儒帅’，他身上有很典型的儒家气质。” 在女儿凌孜眼里，父亲是一位保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文人。叶剑英喜欢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诗，那本《稼轩词》他始终不离手。毛泽东晚年时，有一次在政治局讲话中引用辛弃疾的诗词，刚开了头就突然停下来，让叶剑英接着说，叶帅站起来把全诗流利地背诵下来。 “父亲一直坚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创造学习机会，几十年里，身边的工作人员中被送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学习的有20多人。‘文革’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从后门送人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父亲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得来了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江青当时气坏了。” 叶剑英在为人处事上讲究“礼”，做事细致，处理大事更是如此。凌孜曾从汪东兴那里知道了粉碎“四人帮”事件中，父亲的周密部署。“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和汪东兴天天处于被人监视的状态，根本不能随便行动。父亲想出办法，借着钓鱼的名义开车到中南海，分头与汪东兴、华国锋谈话，三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好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周密到了父亲的秘书、司机、警卫参谋一慨不知他在做些什么。这种单线的接头行动，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今天在电视剧《潜伏》里看到的地下工作。前几年我去看望华国锋同志，他见到我非常感慨，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叶帅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兄弟姐妹其乐融融 叶家这个在外人看起来似乎有些复杂的大家庭，对于叶家成员来说，却觉得关系非常简单。“叶家后人现在有50多口，每年在广州都会有一次家族大聚会，其乐融融。”谈起这一点，凌孜微笑着说：“父亲在世时，我们各忙各的，不怎么聚；父亲离开之后，我们反倒要聚在一起。” 叶剑英的子女中，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他们的身上，都或多或少表现出其父的“儒家气质”。 长子叶选平，1924年出生于广州，先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清华大学学习机械专业，并到苏联留学。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现为国际儒联学会会长。凌孜说：“大哥稳重周到。对每个人都很好，和父亲的性格极像。”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于香港，曾到苏联留学，曾任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她的丈夫邹家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次子叶选宁，1938年生于香港。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少将。 凌孜说：“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子女与父亲在性格上类似，父亲想要为国家做些事情的责任感，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同样能看到。”凌孜说她第二天要去新华网作视频访谈，内容是“要把民族精神基因传下去”。 “中华民族危机的时候，并不是日本打我们的时候，因为人民的长城是打不垮的。但是今天，如果丧失了自己民族文化传承的基因，我们就会被别的国家和民族瓦解。重拾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都不使劲还能指望谁呢？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再现她的光辉！” （摘自《现代家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