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艺作品中两组人物术语的区分

作者： 暂无 来源： 语文天地·初中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例来说明。对于孔乙己的形象，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以下几点中答出任意一点即可）：(1)孔乙己是文明发展、社会转型中的一个落伍者和牺牲品的形象。(2)孔乙已是一个好逸恶劳、穷酸潦倒、饱受凌辱摧残的悲剧

杨万里的诗歌中的“荼”

作者： 暂无 来源： 青年文学家·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响答。紫微仙人乌角巾，唤我起看清风生。京尘满袖思一洗，病眼生花得再明。叹鼎难调要公理，策动茗碗非公事。不如回施与寒儒，归续茶经傅衲子。 杨万里的嗜茶如命绝非是口腹之贪，他追求的是茶的味外之味

廖晓义 敬天异物就是环保

作者： 暂无 来源： mangazine名牌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四月末的北京，早上的天气仍有些寒凉，廖晓义身穿-牛绿色夹衣，深棕色的宽大裤子，风一样的走进会议室，不施粉黛，没有任何的首饰，她把短发随意地拨到耳后，掏出一台黑色的小笔记本便开始忙碌起来，半小时后她要做一场矢于社区低碳生活的讲座，现在正是最后的准备阶段，她最终决定再加两段视频使讲座更有说服力，于是不断叮嘱工作人员：“音响—定要帮我调好啊，不然效果不好 。” 忙碌中她给记者找名片，不停地翻弄着随身带的有点发旧的黑色的帆布背包，“哎呀，我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名片。”她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笑，犯迷糊的样子像个孩子。名片限简单，关于她的身份介绍只有短短的一行：“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名片是再生纸制作的，右下角赫然印着—枚小小的循环再生标志。 脱去外衣，里面仍是一件绿色的宽松毛衣，熟识她的人过来寒暄：“廖老师，今天来听你的讲座我特意穿了绿色的衣服，与你保持一致。”廖晓义呵呵笑了，对记者说：“我在城市里总是喜欢穿绿色的衣服，因为城市的绿色太少了，不过我到农村就总是穿红色的衣服，农村的绿色多啊。” 她说的农村是指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5.12地震给这个乡村带来血泪冲击，廖晓义带领团队在废墟上建起生态建筑、发展生态产业、建立乐和家园，“乐和”二字，寓意是希望大坪村村民们敬天惜物、乐道尚和。现在她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那里，很少回北京，回京也呆不了几天。 56岁的她仍然保持着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活力，工作人员搬来椅子让她坐着讲，她却摆手谢绝了，“我喜欢站着说话，站着说话就可以手舞足蹈。” 每个人都是地球的儿女 1995年，廖晓义离开在美国读博士的丈夫，带着女儿和电视专题片《地球的女儿》回国，这部耗尽她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攒下的两万美元制作的片子成为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民间组织论坛的中国骄傲，从此“地球的女儿”也成为她的代名词，她说：“每个人都是地球的儿女，自然是母体，我们是胎儿。” 廖晓义喜欢彝旅诗人吉锹马加的诗句：“一个孩子站在山岗／双手拿着被剪断的脐带，充满了忧伤”。在她看来，这就像人与自然关系的—种隐喻，人类总想征服自然，他以为他长大了，机械革命使他增长了筋骨，拥有机械能力：发现石油和电力，获得了物质能源；信息革命又给了他电脑，从躯体到能源到大脑都被机械武装了之后使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脱离开自然的母体，可以随意的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然而实际上剪断了那根脐带之后，“人是很苦的，不只是环境恶化，还有心灵硬化和身体退化，整体的生存状态痛苦而难以延续，人应该重新捡回并且再接上这根脐带，尊天敬德，乐道尚和，放弃蛇头吃蛇尾的发展，最终吃到自己的脖子根。不是说对自然不再开发利用，而是要尊重自然，要取之有道、有度、有情。” 言语中的廖晓义带着一股悲天悯人的情怀。多年哲学的修养，让这位女性在环保战场上充当一位布道者的角色。而生活中的她，则是不折不扣的环保身体力行者。能坐公车就不打车，能坐火车就不搭飞机：能不开空调就不开，尽管自己和女儿已经汗流浃背，却说这是自然排毒有益健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放弃空调的人们，她则提议环保地使用空调。北京空调夏天高一度冬天低—度的口号就是她倡导起来的。身边的朋友也提过：这样的生活是否太艰苦？廖晓义却用“价值观不同”轻松化解问题她说自己不是一名牺牲者，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最要和最有价值的事，在追求幸福的动机上和大款追求财富并没有十么区别，只是对于幸福的理解不同而已。 从城市到乡村的乐和 在城市推广环保，在廖晓义看来不过是“一抹浅绿”。好比她早期倡导的空调度数调节法、垃圾分类、节能节水都是建立在现代物质上的，是对于现代人无法摆脱物质文明生活的一种退而求其二欠的做法，“不能说是城市环保’。学哲学的她，希望有一个能够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解决的办法——文明模式的转型。显然，这种模式在城市很难实现。“比如说在城市里很难选择你的这种叫低碳建筑也好，绿色建筑也好，你很难选择你的能源消费方式，污水处理的方式等等，城市之间也很难做真正的那种彼此之间像—个家庭—样的。那么在城市推动这种产业转型创意产业、养生产业、教育产业、养老产业等等，它也受很多的限制。但是在乡村就还有这中空间。”廖晓义现在的关注重点就是如何把“一体深绿”在乡村中建立和推广起来。这个“一体深绿”，就是乐和。“注意和那个‘乐活’是不一样的，‘乐和’注重的是‘和’。其实就是一个从失和的世界转向乐和的家园，其实这个和就是人与天和，个与群和，人与心和，力与力和，心与智和，它是一个整体的和。只有一个整体的和，才能解决人和自然的这种和谐。”位于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的大坪村就是廖晓义的乐和家园。它包括了生态文明系统的六个方面：乐和人居——建造乡村生态民居：乐和生计——发展乡村生态经济：乐和伦理一一修复乡村精神家园；乐和治理——完善村民参与机制：乐和养生一一建立乡村保健诊所；乐和生态——实施乡村环境管理。其中乐活生计避免了乡村以牺牲环境发展经济。村民们用生态养殖和种植致富，绿色中国消费联盟成为该项目的绿色时尚的订购者之一，大坪山的手绢已作为特别的礼物走进了一些重要会议，还作为载着汉字和英文的交流载体被送到—些国际改要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联合国官员手中。 环保的中国智慧 廖晓义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的民间环保人士，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获得者，2008年又获得“全球公民奖”，给她颁奖的正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这些国际场合，穿着旗袍、画着淡妆、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廖晓义总是不遗余力地分享和推广她的环保的中国智慧。可是—旦来到乡村，她的装束和行为又_与一般的农妇无异，“村民们都喊我廖嬢”。 她笑称自己是个“虔诚的好学生”，—直跟着西方入学环保，却发现西方的环保虽然有很好的经验但却有自己的问题，他们把过度消耗物质资源的生活方式当做既定的前提，将环保理解为纯技术的话题。于是她将西方的环保经验与中国的哲学智慧相融合，便有了环保的中国智慧。“中国智慧很简单，说到底就是天人合一，也就是人这个胎儿怎么和自然这个母体形成一种中敬畏和谐的关系。”在她看来，中国“敬天惜物”的传统就是最大的环保，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五个方面——儒、道、佛、医、艺从不同的角度为环保提供启迪。“儒家讲人事，就是个体和社会怎么合一；道家讲人本，那是物我合一；佛家讲人心，心灵和知识之间如何合一，不仅有知识还要有德性道心；中医讲人身，告诉我们精气神如何合一：至于艺，人居，琴棋书画帮助我们对生命的理解、使情感倾注到细微处，一种诗意的栖居。” 这个创办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村长显然更加喜欢乡村生活。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口号的世博开幕期间，她依旧扎在乡村，因为“乡村让生命更真实”。

尴尬的友谊

作者： 暂无 来源： 足球周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国家队主力替补。但人们也不能忘记4年前邓加的旧事，巴西2比1取胜瑞士，邓加着力考察的阿德里亚诺、费尔南多、杜杜、索比斯以及替补出场的廷加、迭戈和奥利维拉都没有出现在随后的美洲杯和联合会杯，南非世界杯

标点符号

作者： 暂无 来源： 高中生学习·高三文科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1．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的使用，不正确的一句是 A．日本在1951年签署了《旧金山和约》，宣布放弃对台湾的权力。 B．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拥有3.38亿网民

关于“总经理辞职信”的讨论

作者： 暂无 来源： 企业管理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中国企业   企业管理   老板   公司治理结构   董事会   总经理   中国民营企业   空降兵   企业战略   职业经理人  

描述： 明显的路径依赖。企业的成功，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企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但它继续发展下去的基础却不存在了。大多数老板意识不到这一点，把企业的成功看成个人的成功，把过去成功的经验，当成未来成功的绝技，不思

[艺术广角]张大千的前半生与后半生

作者： 暂无 来源： 名作欣赏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台湾]黄天才 张大干的一生，有三个极重要的年份： 一、他出生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二、他逝世于一九八三年。 三、他于一九四九年底，离开中国大陆，开始他寄迹海外的漫长生涯。 依据上列三个年份可以看出：张大干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隔是非常清楚的，一九四九年就是他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隔点。 张大干的人生历经八十五年，以一九四九年为分隔点，他在中国大陆的前半生是五十年，寄迹海外的后半生是三十五年。前半生要比后半生多十五年。 当然，这是指他的自然生命而言，如果以这位旷古大画家的艺术生涯来计算，我们发现：他前半生与后半生的长度几乎是完全相等的。天分过人的张大干的艺术生涯，如果从他跟着母亲、姊姊开笔学画的十四五岁算起，到他五十岁离国，这前半生的一段是三十五六年，恰好与后半生的三十五年相等，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有意义的巧合。 张大干离开中国大陆时，刚和一群书画界好友在上海度过五十岁生日不久。一般说来，一位艺术家到了这个年纪，应是艺事完全成熟，甚至已临颠峰状态，可算是功成名就了。尤其是张大干，成名远较同时期的其他名家为早。“南张北溥”的盛名，传遍大江南北；而且，他还是“富可敌国”的中国古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在艺事上及生活上，他的后半生只需“安定中求进步”就够了。 不料，就在他艺术生涯辉煌全盛、登峰造极的当口，时局大势逆转，他在毫无心理准备的紧急情况下，仓皇走出了国门，来到了陌生的“海外”。在此之前，张大干除了早年短期旅游到过日本和朝鲜之外，没有出过国，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到海外长久居留。西方世界，对他来说，只是地理上的名词而已。 当年“一九四九大江大海”冲淘出来的中国文艺界人士，只有两个可以落脚却不一定能生根的去处：台湾与香港。大家到了这儿，都只是“偏安”或“避难”，未来何去何从，要看大局变化，也就是听天由命吧。 台湾文艺界近年来每多提及的所谓“渡海三家”，就是典型例子：比张大干大三岁的溥儒（溥心畲），与比张大干大一岁的黄君璧，都是“一九四九大江大海”冲淘来到台湾的文艺界精英前辈，他们二老和其它许许多多来台的精英分子一样，定居下来之后，就无意再迁动了，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并无所谓前半生与后半生之分，除了定居地点从北平、上海、广州等处改变为台湾之外，其他生活方式与艺术观念等等，前半生与后半生是一贯的。其实，这是“常态”。像张大干那样以半百之龄，还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搞得翻江倒海一般的大变动，一切一切都重新做起，这是“异数”，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大干好友溥心畲在张大干不远万里从北半球南迁到阿根廷定居时所绘的一幅《移居图》上，曾题诗加以规劝（或嘲讽），诗曰：“莽莽中原乱不休，道穷浮海尚遨游；夷歌卉服非君事，何地堪容呢燕楼。”随后大干在阿根廷未获办妥永久居留而被迫迁居巴西，心畲得知后，又在大干的一帧照片上题诗，表达关切怀念之情，诗曰：“滔滔四海风尘日，宇宙难容一大干；却似少陵天宝后，吟诗空忆李青莲。”足见大干当初移居海外，积极策划进军西方艺坛的雄心壮志，并不为他的艺坛好友们理解或认同。 其实，大干初离国门时，并不知道自己将迁居何处，他在台湾、香港、日本、印度几个地方兜来转去，仔细观察，并曾携同妻女到印度大吉岭去租屋“试住”过一年多，发觉都不是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此闲置流浪了两年多，他忽然警觉不能再这样晃晃荡荡地浪费光阴，更不能让自己的后半生平平庸庸地度过。一九五二年二月间，他把妻女暂时安顿在香港，独自和几位好友赴南半球的阿根廷旅游，希望找到一处完全生疏的新原野，远离尘世烦嚣，避免故土人情的无谓纷扰，让自己享有随意挥洒的自由空间，好好经营自己的后半生，创造出一个足可媲美，甚至超越自己前半生的大好天地来。 他选择了南美，决定在巴西扎下他的大本营。 张大干决定远迁南美之后，回到香港，他特地函邀亲如手足的宗弟张目寒到香港来，说有要事相商。大干把远迁南美的决定及计划告诉张目寒，并特别加以说明：“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 张大干这一番谈话，乍然看来，似乎是他和张目寒之间的私人谈话，其实他是托张目寒带话到台湾，向那些在两年多前曾帮助他从台北回成都接眷的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衷心表白，此中有一段与张大干后半生命运颇有关联的故事： 一九四九年深秋，张大干独自一人从成都飞香港转道来台湾举行画展，待了一个月，因忙于展览诸事，根本没有注意到大陆战局急速逆转，国民党政府军政机关和相关人员已全面撤离大陆，只有四川成都一隅，因蒋介石坐镇留守，尚未撤退。张大干在台北焦急万状，后来幸得当时“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帮忙，搭乘军机赶回四川。回到成都后，幸因他的同乡好友张群当时担任“西南军政长官”，为他在最后一班撤退军机上争取到两个座位，张大干带了第四位夫人徐雯波和三岁小女儿登机来台，其余一大家子人都未能撤出。当时，大干把他历年收藏的“富可敌国”的珍贵古书画整理了几大包，却无法带走，他求助于张群，经张群呈报蒋介石后，由蒋的几位亲信侍从人员分别以“个人随身行李”为名，搭乘蒋介石专机飞台。当时随侍在蒋身边的专机驾驶、空军武官夏功权、机要秘书曹圣芬、医官熊丸等，都曾帮张大干带运过他珍藏的古书画。 这批古书画动用了如此高层的人际关系，张大干当即决定：他一定要全力维护这批文物，将来如果万不得已要动用这些文物时，他一定会有清楚明白的交代，绝不能辜负曾经帮助过他的那些人的好心与期待。（多年后，事实证明：张大干在他后半生的奋斗过程中，曾动用了一部分他所收藏的这些古书画文物，但三十余年后，他过世时，大家发现他不仅把自己的后半生经营得多彩多姿，光芒万丈，达成了他曾向国人公开宣示的进军西方艺坛，让中国画在欧美艺坛发光发热的宏愿，而且，他的家属遵照他生前所立遗嘱，将他生前所珍藏的七十五件古书画及一批宋绢及明、清画纸，全部捐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诚如当时报章所传颂者：张大干来去清白，大风堂珍藏涓滴归公了。）这些都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张大干当年离开中国大陆，正因为有了这批珍藏古书画为后盾，他才自信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让他敢于放手去策划他的后半生。当他决定南迁阿根廷时，唯恐被外国人误认为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难民”，跑来避难的。因此，他决定逆势操作，大张旗鼓，不惜工本地要在南美洲创建一个以中华文化为基调的超巨型的大本营，然后通过他在中国书画上的造诣与努力，以实践他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抱负与职志。此后，为了筹钱，他陆续出让了一些珍藏的古画。 当然，他更担心在执行这宏大计划的过程中，容易让国人误会他是为了个人享受，而远走南美洲去建立个人的世外桃源。因此，他把好友张目寒特地邀到香港，向目寒口述了这篇宣誓性的谈话，拜托张目寒带话回台湾，在适当时机，公开发表。 张目寒不负所托，回台后不久，向新闻记者公布了大干的谈话。值得注意的是：张目寒代张大干公开发表的这篇谈话，内文部分用的“『……』双引号”（谢家孝：《张大干传》，第211页），这是慎重表示：“谈话”是张大干亲口说的，不是张目寒的“代言”。 其实，这也是张大干对世界艺坛发表的“宣言”，他将进军西方艺坛，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画的深奥，让西方人看了他的画后产生“震惊的观感”。这也可说是他的“誓言”，让大家对他的后半生拭目以待吧。 张大干对自己后半生的经营，要比对前半生的经营困难得多，吃力得多，当然也辛苦得多，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比较： 一、检视他前半生的成就，在水墨画发源地的中国，已享有“南张北溥”的盛誉，在当年算是登峰造极的成就了，要谈超越，谈何容易！ 二、前半生，他的艺术活动地区是在中国，接受及欣赏他艺术作品的对象是和他一样在中华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中国同胞；但他后半生到了外国，要想吸引在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西洋人，接受并欣赏中国水墨画，岂可与在中国同日而语！ 三、中国水墨画家进军西方艺坛的，张大干不是第一位，但从没有人像张大干那样始终坚守着中华文化的本位。以往，中国画家到了西洋，发现中国水墨画在西方艺坛根本无立足之地，于是，尽管他们在国内时所学习的原是以水墨为主，至此也只好放弃水墨而彻底改弦更张，全力攻习西方油画了。极少数坚持用毛笔在西方艺坛苦拼的人，结果不是一事无成就是铩

俗赋的发现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伏俊琏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最具有文人化、贵族化的特性。赋兼才学，所以几乎没有学人把“赋”同“俗”联系起来。1900年，敦煌石室出土的文书中，有一些以“赋”名篇的作品，或者讲一段生动的故事，或者用诙谐的语言进行描写，主题无关政治教化，语言大量用口语，句式多用民间歌谣形式，如《燕子赋》、《韩朋赋》、《丑妇赋》、《秦将赋》等，与传统的赋作大相径庭。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程毅中诸先生分别把这类作品叫作“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和“俗赋”。“俗赋”的名称则被各种文学史著作所接受。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又增加了一种文体。 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西汉墓葬中出土了一篇《神乌傅（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燕子赋》基本一样：它们都是以鸟类为故事的主人，都以代言体展开故事情节，都以四言韵文为主体，而且都根据内容的需要灵活进行换韵。它们属于同一个系统，有着共同的承继源头。1979年，敦煌马圈湾发现西汉晚期的残简，其中有韩朋故事的片断。从其叙述方式可看出，它的风格更接近于《韩朋赋》。由此可以知道，不仅汉代有很多具有故事情节，用对话体、大体押韵的俗赋作品，而且唐代有的俗赋也是由汉代流传而来的。 《神乌赋》把俗赋的历史提前到西汉，这就提醒人们要重新认识汉赋的实际情况。依常理而言，如此成熟的叙事作品，在当时不应该绝无仅有。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汉大赋从数量上或风格上未必是汉代流行的赋体作品的主流。而汉魏以来像曹植《鹞雀赋》、傅玄《鹰兔赋》、左思《白发赋》等作品的产生背景，王褒《僮约》、刘伶《酒德颂》、王沈《释时论》、吴均《饼说》等作品的文体归属，都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说明。 文人赋是铺显才学的一种案头读物，传抄阅读是其最主要的流传形式。俗赋则主要通过各种仪式，以“诵”“唱”的方式传播。 汉代的赋家，几乎都是大学问家，甚至是语言学家。汉代以后，情况也是如此。俗赋用“诵”的方式传播，是保持了“赋”“不歌而诵”的本色。《燕子赋》（乙）开头写道：“此歌身自合，天下更无过：雀儿和燕子，合作开元歌。”说明这种赋是用来“歌诵”的。而俄藏《燕子赋》（甲）写卷还有一个名称“燕子王变”，说明《燕子赋》是可以作为变文配图演唱的。《酒赋》、《秦将赋》等用民间流行的歌诀形式，也表明了它们的讲诵特征。 敦煌写卷中《茶酒论》、《孔子项托相问书》、《蚜龋新妇文》等，其文体特征与俗赋完全一样，是学者公认的俗赋。《敦煌变文集》归入俗赋类的《下女夫词》，是婚礼场合的吉庆祝颂词，其表达方式是伴郎、伴娘和傧相人员口诵对答。另一篇《百鸟名》用通俗的语言写以凤凰为尊的百鸟世界的君臣秩序，并介绍各种鸟的习性、毛色、命名及相关传说，是一篇具有科普性质的韵诵体俗赋。可见，在传播方式上，文人赋与俗赋完全不同。 敦煌遗书中，还有一类叫作“词文”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季布骂阵词文》。全篇完全使用七言韵语，共646句，是明代以前最长的叙述诗。敦煌“词文”是成相杂辞的嫡系子孙。按照《汉志》的标准，它属于杂赋的范畴。《季布骂阵词文》结尾说：“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可见词文是用“唱”的方式流传的，“唱”是徒歌，没有乐器伴奏，接近于“诵”，是一种歌谣体俗赋。 汉唐俗赋的发现，更进一步促使我们探讨赋体的起源。赋的起源，众说纷纭。胡士莹认为赋源于民间说唱艺术，俗赋的面世，证明他的说法是可信的。赋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最初都是由下层劳动人民创造，并在人民中间口耳相传的。 我们对敦煌俗赋的文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的类型可大致分为三种：故事俗赋，客主论辩俗赋，歌谣体俗赋。我们用俗赋的这三种类型和文体标准对照考察先秦时期的文献，会从中发现诸多相同或相近的作品，这种考察会使我们对赋的起源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古文周书》中师春（瞽史名）讲诵的“玄鸟换太子”的故事，《庄子·外物》“儒以诗礼发冢”等，就是早期流行的故事赋。《庄子》中有《说剑》一文，与宋玉的《风赋》在结构安排上很相似，带有故事赋因素。《史记·龟策列传》载有宋元王与神龟的一段故事，体制上是一篇通俗故事赋。由此可知，故事俗赋是在早期民间讲诵寓言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巫祝瞽史在讲故事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制造特有的气氛，如祭祀仪式的庄严肃穆、婚媾仪式的欢快温馨、宴会仪式的和睦喜悦，或者为了更好地刻画形象，表露感情，来吸引和感染听众，便自然而然地和歌唱（或朗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有说有唱的形式。表现在文体上，就是故事性、对话体和语言的大体押韵。 俗赋中论辩一类，其起源也很早。《逸周书》中有一篇《太子晋》，记载春秋时晋国师旷聘周见太子晋的事。本篇有一个关键的术语“五称而三穷”，这是流行在先秦时期的一种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也是当时的论辩游戏规则。“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三穷”指回答时三次答不出。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俗赋是名副其实的。《史记·滑稽列传》载录了战国时齐国淳于髡的《谏饮长夜》，《文心雕龙·谐隐篇》把《谏饮长夜》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并举，作为并列独立的同类文章看待。实际上，不仅《谏饮长夜》是赋体，《滑稽列传》记载淳于髡的另外两件事情，也用的是俗赋体。 《晏子春秋》写了200多则故事，书中的一些故事，明显带有讲诵的杂赋性质。战国时期，在民间吹牛皮、说大话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大言”“小言”的语言游戏，《庄子》诸篇、屈原的作品、《晏子春秋》中，多有这种描写。到了战国后期的楚国，君臣更是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调侃娱乐，其中宋玉的《大言赋》、《小言赋》最为典型。俳优侏儒为了取乐权贵，就学习摹仿这种争奇斗胜的娱乐形式，把它们引到宫廷；影响施及智识阶层，文人也采用这种形式进行写作。于是赋由民间走进上层，由口传走向书面。 再讨论歌谣俗赋的起源。先秦时期的歌谣，形式上以四言、七言为主。而最有特点的先秦歌谣形式，当推“成相体”。 现存“成相体”，大多有格言汇集的性质。比如《周祝篇》就是谣谚集锦，《文子·符言》、《上德》、《文传》、《成开》、《大戒》，马王堆帛书《称》，银雀山汉简《要言》，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以及《淮南子·说林》、《说苑·丛谈》等，都具有这种格言集锦的性质，《老子》书更是古格言汇录。这些格言集都是以格言谚语集锦为其形式，以道德教化、行为规劝为其内容，并用赋诵的方式传播到社会各层。赋由民间走向上层，这是线索之一。 早期歌谣类俗赋还包括各种仪式上的讲诵文。仪式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比如祭祀仪式、驱傩仪式、冠礼、婚礼、丧礼，以及结盟仪式、出师仪式、献俘仪式等。王逸就认为《九歌》是根据民间祭祀之词创作的，那么原始民间祭词，自然是讲诵体俗赋了。《招魂》、《大招》也是根据民间招魂仪式创作的讲诵体杂赋。驱傩是西周以来从民间到朝廷都流行的驱疫形式。我们从敦煌遗书中还可以看到不少晚唐时期的民间驱傩文，都是这种俗赋的形式。 以上所述的这些俗赋类文章，内容非常广泛：或叙事，或辩智，或纪行，或颂德，或招魂，或自嘲，或调侃，或劝化，或励俗，或启智传播知识，应用性文学占有相当比重。到了后世，人们对文体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从汉朝人的“赋”中派生出了其他多种文体。但在民间，由于民间文艺主要是通过“不歌而诵”的形式传播的，人们也主要从传播方式上认识文体，因而歌谣体俗赋然不绝加缕。 赋这种文体源自民间，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以及民间争奇斗胜等伎艺相融合的产物。故事俗赋以叙“事”为主，论辩俗赋以辩“理”为目的（有时只重视辩的过程，并不太关注辩的结果），歌谣体俗赋以写“物”为表现手法。早期的俗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继续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从而形成了文学史上赋的“雅”“俗”两条线索。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琳摘）

追溯 杏坛

作者： 暂无 来源： 国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壹 如时间一样流逝不止的泗水至今还在不息地流逝。那个曾经站在泅水岸边咏叹“逝者如斯”的孔子，只用了四个字，便告诉了我们一切——过去的曾经流逝，现在的正在流逝，未来的必将流逝。流逝，是死是生，是进是退，是瞬是恒。逝者如斯才要只争朝夕，洞察了宿命更应该珍惜并把握住每一个正在流逝的瞬间，孔子于是在泅水的岸边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杏坛。 这座坐落在泗水旁的曲阜孔庙中的杏坛，也许是中国最为动人的景致了。它是路，无尽头地延续并日益宽广着中国历史的命脉。它又是一座使这条命脉始终沸腾着青春活力的熔炉，锻造着也拓展着天下教师与学生的智慧与情感。有了这座杏坛，原本只有官员与百姓的人世上，便多出了一群叫做“知识分子”的人们。当然，这座杏坛更是一种永不涸竭的源头，潺潺地，便洇湿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心灵，并使这种潮湿，氤氲成河流，湖泊，山峦，或森林。于是世界就热闹了，也有了味道。 孔子，从此也就成了中国人世世代代再也无法回避的存在与话题。但是，浩如烟海的关于孔子的论述，不仅淹没了孔子，也将历代读书人的心胸塞得满满的喘不过气来。 孔子也许是对中国产生过最大负面效应的人，但他又是一个蒙受着最大冤屈的人，因为中国最大的实用主义者——历代专制统治者——早将他涂抹得面目全非了。尽管如此，他仍然能在2500多年的风尘之下，保存住自己最根本的颜色，一如孔林前那些或断或折或枯或秃的古柏，虽已面目全非，却也要努力地、尊严地、谁也拦不住地吐着自己本来的新绿。 这根本的颜色，便是一位教师的风貌——一身布衣的教师的孔子，一个与泗水一样常流常新的年轻而又挺拔的教师的孔子，中国第一位教师的孔子。 我们已经无从确切地知晓孔子在中国设立第一座杏坛的初衷，但是一部影响了中国人精神和中国历史的《论语》，开篇第一句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是向我们透露出了他与他的众多学子在教与学中所经历的无比的欢乐了吗? 这种欢乐，是人生的一种崭新的欢乐，一种自从有了杏坛才有的教学相长的欢乐，也是一种自觉地审视自己的生命和主动认识并影响客观世界时的欢乐。 开始时的那个杏坛，肯定很小。或在孔子简陋的家里，或在泗水边的林中，师徒席地而坐，“礼乐射御书数”、“文行忠信”，传授与探讨便会自由自在的开始或结束。从小贫寒的孔子，领着一群无名的学生，在时代主流的面前，在威严庞大的国家以及国家的制度面前，悄然地立起一个独立的杏坛——中国第一所民办而又开拓民智的学校。不管年龄大小，也不管家庭贫富贵贱，都可以平等地、自由地进来学习。有了这座杏坛，从此，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被打破了，统治者对于文化与教育的垄断也被打破了。这是黑暗的时间里，突然亮起的一把伟大的启蒙的火炬，“劳力者”的百姓的子弟，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使自己的大脑得以解放、得以拓展、从而使沉睡的潜能得以恣意释放的道路。觉醒是独立的前提，独立又是自由的前提，当明亮的火炬，一把把在他们心头点亮的时候，他们才真正自觉地站立起来了[那充满着渴望与希望的眼睛，便也穿过黑暗，洞悉历史与未来。 这个在贫寒中奋发而起的孔子，也就从此在中国开辟出了一种最为重要的事业：教师。整体处于失学状态的中国“庶民”，首次有了上学的机会；曾经荒芜的灵魂，有了生机盎然的栖息与成长的家园：冷酷而血腥的中国历史、中，也就开始生长出人性的、温暖的情致。 贰 孔子之前，中国该有着2500多年的文明进化史了吧?他之后，转眼又是2500多年。他所筑起的那座杏坛，就耸立在这5000年的中间，烛前照后，熠熠地散发着人的风采、人的魅力、人的味道。“贫且贱”的身世，三岁丧父、十六七岁丧母而又一生坎坷的命运，都让他尝够了做人的艰辛，期待着做人的权力与尊严，更让他明白了立人的迫急。他也许不知道从动物到人的漫长历程，但他却要教育出一批真正的人，并从此为中国的百姓遗下接受教育、自掌命运的火种。 一个，两个，七十个，三干个。在那个“学在官府”、书为竹简的年代，教师的孔子能于这个筑于民间的杏坛之上，教育出三千有用之才，可说是一个振古烁今的奇迹。 孔子对学生子夏有这样的嘱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怎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君子儒”?不能把儒业仅仅的当作一个做官前的训练，这是没出息的“小儒”的勾当。只有锻造起独立的人格，用充满理想、积极献身的人生态度和坚持真理、敢于发出自己声音的心胸与胆量，去完美自己、改造世界，才是真正的“君子儒”。他无需忠于哪一个君主、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组织，他只忠于自己坚守的真理、自己追求的“道”；可以失去官位、财产、安宁，甚至生命，但是却不能须臾失去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追求与言论的自由。 这就是这座杏坛的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些既是孔子对于学生们的教导，也是一位作为教师的知识分子，对于一切似乎不可一世的当权者的独立的宣言。尽管历代专制统治者把孔子封为“圣人”、给了他一顶“阔得可怕的头衔”（鲁迅语）——“大成至圣文宣王”，把孔子供在圣坛、神坛上，为所欲为地加以利用，但是终究不能彻底掩藏作为教师孔子的在野本色。一个杏坛，便令世代知识分子有了与五花八门的专制统治者分庭抗礼的底气与力量。 但是，做官，也许是横亘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最难逾越的大山，大如孔子者也不能例外。 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最为根本的也许就是有如土地一样的人民和这土地之上山岳一样的知识分子。当洪水淹没大地的时候，又总会有山岳来作中流石氐柱，立足于大地又捍卫着大地。毕竟是大哉孔子！这个热切地想入仕的孔子，又有着钢铁般的不容动摇的原则。这个原则便是我与你君王完全平等，是合作的关系，都以仁爱之心施仁爱之政，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漾溢着独立意志的孔子与无道的天下怎能不发生深刻而又剧烈的冲突呢？于是，热切谋官的孔子，便成了官本位中国里屡屡拒官辞官的知识分子。不与腐败的统治者合作，不与骄横的实权派为伍，他走得十分决绝。 一个残忍腐败的制度，是不能容忍伟大高尚的东西、更不能容许独立思索的头脑存在的。于是，庸俗与卑鄙，愚昧与丑恶，黑暗与残暴，便会因有“肥沃”的土壤和鼓励的“雨水”而疯长。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孔子，注定要承受更多的苦难了。 在这14年的流浪生涯里，与其说他是在谋取行道的高位、以向各国推销自己的主张，毋宁说他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打造自己的杏坛——以饱尝苦难挫折的方式，以实践的方式，以亲历无道天下的方式，去教导、培养自己的学生。那辆吱吱嘎嘎总也不能安顿的牛车，不就是座流动的杏坛吗？ 他们本来可以舒舒服服的在列国谋到高位大官的，也不用托关系也不用花银子。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谋取安乐，而是要为天下人谋取安乐。就为了追寻共同的理想，也为了磨砺自己的本事与德性，他们不惜共同经历了十四年的风风雨雨。 细细想来，这座杏坛也是对于孔子的一种解放呢。他从这里掂出了自己人生的重如泰山的价值，也从这里获得了自己生命里最长久也最真实的自由与欢乐。当他苦恼，当他失意，当他不容于天下的时候，这座杏坛和聚在杏坛周围的学生，不是让他获得着无穷无尽的前行的力量，也收获着发自灵魂深处的再生一样的喜悦吗7 有了这种快乐，有了这种自由，有了这种解放，教师的孔子才真正地无比强大起来，心胸与眼界也就拓展得更加辽阔高远起来。于是这辆吱吱嘎嘎的牛车，就有滋有味、信心十足地在中国大地上巡游开来。 叁 孔子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智者。即使在“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时候，也还保持着他生命的乐观与幽默，保持着对于国君、大臣和当世时事的批评。而这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说“不”的人，向着一个时代，向着一大片如狼似虎的国君，他坚定地、固执地说教着，批评着，说着“不”。 他不仅自己说，还要立起一个杏坛来，培养出一批批的学生来一起说。他教导自己的学生以“举一反三”的创造精神去对待学习，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拯救无道的天下，以“朝问道，夕死可矣”的献身精神去追求真理，以“当仁，不让于师”的悲悯精神去温暖这个世态炎凉的人间。 当鲁国受到齐国侵略的时候，这个因祖国的腐败无道而离国出走的孔子，迅即热血沸腾地激励自己的学生挺身而出，帮助祖国。他大声地问道鲁国是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出生的国家，“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在老师的激励下，子路、子张、子石、子贡纷纷挺身而出，最后

从一支笔向一支好笔转变 “中国制笔之乡”分水转型重道远

作者： 暂无 来源： 商务时报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牌或定牌加工为主，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我们只赚了20%，国内外的外贸企业却赚了80%，利润非常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分水制笔企业的订单少了1/2左右。正是这场危机，给了企业主们当头一喝。”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