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温州情缘

作者： 暂无 来源： 收藏家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博物馆   印光法师   新文化运动   佛学   弘一大师   早期活动   李叔同   温州   居士   仁者  

描述： 稳当。是宗普被三根，未可嗤为愚夫愚妇之所为也。一浮、同庄不时晤谈。率复不具。 演音 中秋前二日奇远居士 附奉小联，希收入。（图1） 李叔同于1918年7月13日

试论凤凰网历史专题的策划特色及对党史期刊的启示

作者： 暂无 来源： 党史文苑·学术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启示   特色   专题策划   凤凰网历史专题  

描述： 学习、思考和借鉴。 一、凤凰网历史专题的创新设置 笔者经过统计，从2008年8月1日起至2010年5月13日止，凤凰网“历史·专题”板块共上传历史专题109个，还有少数专题如纪念

诗词教学探微

作者： 暂无 来源： 老年教育·老年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中华诗词   文化人格塑造   学习兴趣   古体诗词   诗词教学   学员   老年人   古典诗词   老年大学   精选教材  

描述： 、背诵表演、诗词接力等等。学员们兴趣浓烈，课堂气氛活跃。通过教学，许多学员诵诗、背诗已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生命中的一种乐趣。如78岁的老学员陈宛谋风雨无阻坚持上学，每天都要读背1～2首诗，连买菜

认真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努力推进高校和谐发展

作者： 暂无 来源： 广西教育·C版职业教育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坚持“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在办学规模定位上，坚持将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控制在1:1的水平上，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控制在2万人左右；在办学空间定位上，坚持周边拓展与校园置换相结合的原则；在人才培养

论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

作者： 暂无 来源： 青年文学家·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优良传统这一历史任务，他把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更成熟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罗宗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李白与杜甫》.2003. [2] 冯钟芸.《安史之乱与诗人杜甫》.2003.

成钧诗笔 裁伪存真——许永璋的杜诗研究探微

作者： 暂无 来源： 杜甫研究学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许永璋   以诗论诗   杜诗研究   以杜注杜  

描述： 许永璋先生是20世纪杜甫研究的著名学者，在他生前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杜诗是他一生不解的情结。在他相关论著中，其“论杜”时所表现的入其境而写其心的情怀、“解杜”时对“虞山笺”的重视及其发展、“品杜”时借用桐城文法对杜诗格调辞章的分析、“和杜”时体现的以诗论诗的新创思，均能裁伪存真，而独标一格。在许先生丰富的杜诗研究成果中，最突出的就是以诗人的生命融织于学术研究之中，无论其以杜注杜，还是以诗论诗，均显示出特有的诗学生命与诗意风采。 [关键词] 许永璋 杜诗研究 以杜注杜 以诗论诗 先父许永璋先生（以下为了行文规范，统称“许先生”）一生致力于唐诗研究，尤精于杜诗研究，曾在南京大学主讲“杜诗”十年，出版《杜诗名篇新析》（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简称《新析》）、《许永璋唐诗论文选》（以杜诗研究为主，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简称《论文集》，以下凡引此两书处仅注明页码）等著作多种，发表有关杜诗研究论文数十篇，曾在杜诗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刘明华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文中将百年杜诗研究分为三代人，第一代有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等，第二代则有萧涤非、程千帆、傅庚生、许永璋等。许先生自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发表研究杜甫的文章，一直延续到世纪末，刘文所揭及定位，宜为历史事实。然同一代学者，其研究又有各自不同的视角和风格，这也正是学术生命之所在。许先生之论杜、解杜、品杜、和杜，最突出的就是以诗人的生命融织于学术研究之中，无论其以杜注杜，还是以诗论诗，均显示出特有的诗学生命与诗意风采。这也是本文不以“综述”而以“探微”命题的原因。 一、论杜：入其境而写其心 许先生是位诗人，一生与诗作伴，他的杜诗研究，是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而入其境写其心的。他在《题杜子美像》诗中写道：“白发青衫硬骨头，万钧诗笔压千秋。”又有《论杜诗六绝句》之六云：“存真裁伪复何疑，祖述先谁欲问谁？玉振金声寥亮处，多师还拜杜陵师。”其中“万钧诗笔”与“裁伪存真”，既是许先生对杜诗的赞许与评价，也是他自己论杜的精神与法则。 在《杜诗名篇新析》中，许先生评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云： “论诗之要，在于先入其境。人其境而玩索之，出其境而品评之，则必能搔着痒处，而免遭隔靴之讥。作诗忌境隔，评诗忌隔境。原诗本隔，而强使之通；或原诗不隔，而解之使隔，皆解诗者之大病。” （第7页）所谓“人其境”，要在“写其心”，即以诗人之“心”逆诗人之“志”。正因如此，许先生论杜于诗境精微处，不吝词笔，婉转阐发，深入其境（详后）；而于明达处，则从“顺”而不从“逆”，依“常”而不依“变”，防止故为深解，以致隔晦。如《秋兴八首》之八“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句，注家多称“倒装法”，即“红豆则鹦鹉啄余之粒，碧梧乃凤凰栖老之枝”，而许先生则从王嗣奭《杜臆》谓此二句“所重不在鹦鹉、凤凰，非故颠倒其语，文势自应如此”说，认为“真有鹦鹉、凤凰，未免板滞。盖举鹦鹉、凤凰以形容红豆、碧梧之美，且以自喻，并非实事”（同前210页）。又如《晓发公安》诗为拗律，明末萧云从《杜律细》以平仄用转音，改拗从顺，将诗中七拗字，均改动平仄，以求全谐，反增诗境之“拗”。对此，许先生说： “此诗拗处，四声交错：欲，人声；罢，去声；方，平声；昨，人声；态，去声；自，去声；已，上声。高低相形，长短相间，起伏蹉跌，正是杜公此时心律不齐之反映，强使之顺，反失其真。”（同前237页）声音通于心志，此诗人三昧，不可不察，亦不可强解。而由诗境到诗心，看许先生之论杜，不仅宜于细处察微，更当在大处着眼。综观他的杜诗研究，可以“时”“空”观作一鸟瞰。 就空间意识而言，许先生论杜最重其“高”、“大”二字，其中高远之志与博逸之境，尤为重要。杜甫何人？杜诗何为？日“圣”，是“诗圣”。何谓“圣”，“大而化之之谓圣”，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就是杜诗“集大成”说的源头。杜诗之“圣”，在“高”，有高远之志向，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大”，有博大的心胸，所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而在“高”“大”之外，结合许先生论杜，我们认为还有一字，那就是“狂”。所谓“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何其狂放？许先生曾论历代注杜家之“三失”，首在“儒家思想之牢笼”，次在“忠君思想之强制”，再是“诗史美称之拘泥”（详见《略评（杜诗详注）》，《论文集》151页）。特别是第一失，戟指历代注家多视杜公为恂恂儒者，其实大谬不然，殊不知杜公嗜酒纵情，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少年风华，又有“儒冠多误身”的叹息。是故不“狂”，何以游心于杜府；不“大”，何以人杜之堂庑；不“高”，何以窥杜诗之阃奥。值得注意的是，许先生亲近杜甫，是与他的高、大、狂的禀性有关，他嗜杜、习杜、论杜，是出自一颗朝“圣”之心的。在他自编的《一炉诗钞》中，首篇就是《读杜子美集》：“万卷书撑腹，一枝笔有神。相逢诗世界，千载益情亲。”而卷末《自书（一炉诗钞）后》诗云：“一炉安置久，能否一炉熔？今古新陈杂，殷周唐宋宗。欲寻天外径，惟见蕊中蜂。遥问成都客，巫山十二峰。”诗中的“成都客”，指的是杜甫，这就是许先生论杜的情怀，是与杜公所作的“怅望千秋”的心灵对话。 杜诗之高大，还在其奇傲之志与博大之爱，这里深含着渊久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重“山岳”，杜诗篇章多“登高”，这并不是偶然巧合，因为中国文化（华夏文明）形成于两座“圣”山之间，是“从‘神山’到‘人（仁）山”’，即由“昆仑”到“泰山”。在昆仑山有传说中的“伏羲氏”等大神，造文字，制服饰，画八卦，判阴阳；而泰山之尊，始自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仁者乐山”，中华文化核心之“仁”由此崛兴，而到汉武帝泰山封禅，且“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独尊儒术），泰山之尊，孔子之圣，乃始至不祧。其实，所谓神山昆仑与仁山泰岱，已为文化象征，乃文化昆仑、文化泰岱而已。许先生曾撰有《遥望岱宗》诗云： “岱宗遥望同丘垤，未觉神州独此尊。造化钟灵人杰在，名山圣哲两依存。”诗的前两句写实，乃物质之山，后两句提升，乃文化之山。“名山”与“圣哲”虽相依存，然“因”在“圣哲”，“果”成“名山”，若非孔子，何有人们眼中的“巍巍乎泰山”？而许先生的诗眼，又从孔子之圣，自然牵转到杜公“诗圣”，朝圣之心，已隐然其间。正因此，他的《杜诗名篇新析》 （即杜诗讲稿）首选杜甫《望岳》，虽属编年体，其实也兼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意。在许先生的《讲杜诗六绝句》之一诗中阐明了这层意义：“杜陵诗卷映丹心，吐纳芳馨漱古今。欲酿菁英成醴液，先登泰岱宴高林。”结合他的创作再看其对杜诗《望岳》的探讨，是具有整体意味的。在《说杜诗（望岳）》（原载《文学评论》，后收入《论文集》63页）一文中，许先生通过对历代“神游”、“写意”说的考察，提出“诗题之迷惑”、“末联之虚摹”与对写实精神的“不理解”三层辨析，并通过与杜诗另两首《望岳》（华山与衡山）的比较，而阐发这首诗“登岳而望”之意义，诗境诗心，因之而昭彰。在许先生的杜诗论文中，分析过多首“登高”诗，这一偏嗜，即登高望远，内含了他的诗心、诗眼，更是其论杜的视野。 论杜诗重登高而“望”，更重以“心”击“境”，要在心灵的贴熨。从时间意识来看，许先生一生坎坷与杜公平生苦心相契，固属人生之不幸，然却成其学术之幸。因为论杜不知其“艰难苦恨”（杜诗“艰难苦恨繁霜鬓”），不解其痛疾世事（杜诗“盗贼本王臣”），何以得其“心”而入其“境”？不得其心，不入其境，又焉能体察到杜公诗艺中的“沉郁顿挫”之风格？推而言之，平淡乏味之人不可论杜，甘怡肥秾之人不可论杜，位高禄厚之人不可论杜，宽裕闲适之人亦不可论杜。论杜解杜，要憔悴中有气骨，要狂放间寓苦心。许先生有论杜绝句《题杜子美像》（此诗为其平生所爱，现题刻于他的墓碑背面）： “白发青衫硬骨头，万钧诗笔压千秋。可曾沥尽丹心血，彩翮依稀十二楼。”是论杜，亦自喻。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二中有名言“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歌咏的是楚人宋玉，即此诗首句“摇落深知宋玉悲”。对此，许先生品析云： “怅望千秋”，言尚友之古人已不可复作，故难禁“一洒泪”；“萧条异代”，言宋玉萧条于前代，己则萧条于今代，同调而同一萧条，同心而远离异代，这比陈子昂“前不见古人”之空怀古人，尤为悲怆。（《新析》191页） 近古之视远古，亦如今人之视近古，洒“泪”之由，在一“悲”字，杜公言宋玉之“悲”，自况而已，许先生论杜诗之“悲”，亦饱含其人生的悲怆之意。他曾有诗自述其意：“平生嗜好无三种，工部诗篇后主词。故遣画师图二妙，萧条异代合同时。”（《题杜工部李后主合图》）诗圣杜甫与词王李煜，皆同一“悲”字，是由个人遭际之“悲”推扩于“悲天悯人”之境。

王学泰 关公信与孔子信不同

作者： 暂无 来源： 东方养生·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中有这样一副对联，颇能概括关羽的影响力： 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三教尽皈依。式詹庙貌长新，无人不肃然起敬： 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历朝加尊号。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谓荡乎难名

西昌：冬春阳光纪行

作者： 暂无 来源： 国家人文地理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的植被都挂满宝石般的露珠，使整座山峰浓翠欲滴，枝叶荫荫。这里分布着亚热带常绿针叶林和阔叶林，其中近千株的百年老树、长达70~ 80米的亚热带古藤，及合围超过10米的汉代古柏就深藏在山中，成为泸山中

南浔刘家百年儒商

作者： 暂无 来源： 东方·文化周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责编 舒草 文 宋路霞（家族文化作家） 图 宋路霞 设计 武林 甲午状元、晚清著名实业家张謇曾说：清成同以来，东南以富著称，又“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三人，即杭州的胡光墉、宁波的叶澄衷、南浔的刘镛。又说， “南浔，一天下之雄镇，已莫不闻刘氏。”这个刘镛，就是南浔“四象”之首、小莲庄的主人、一百年前就创造了从打工仔到千万富翁神话的传奇人物。其实刘家的传奇不仅仅在“富”，更在于“儒”。自刘镛以后的四代人，均以读书成才、亦商亦儒、诗书传家、服务社会著称，他们是刘锦藻、刘梯青、刘湖涵、刘承干、刘承果、刘承桓、刘欣万……他们留在南浔的老宅、义庄和藏书楼，如今仍旧服务社会，每天迎来成千上万的游客。 追溯南浔刘家的脉络，我们发现，21世纪的刘家继承了祖辈的儒家气质，发展成了一个学术和艺术型的大家族。远在美国的刘承恒、刘世然等人，都是大学里的教授、专家；刘泽韵则在洛杉矶主持了一个越剧艺术中心，向美籍人士传授中国传统艺术；刘世玢、刘世（王/庶），一个是画家，一个是雕塑家，继承了其父刘旭东的艺术细胞；刘承干的大儿子刘沂万是著名书法家、昆曲专家；刘毅堂的大儿子刘世襄，自学成才，现在是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的副馆长，业余时间仍陶醉在印章雕刻艺术中，他还是高洛园先生的入门弟子…… 刘镛：学徒出身的巨富 刘镛名介康，字冠军，生于1826年，祖籍浙江上虞，清康熙时第二十四世祖举家迂来南浔，居镇上泰安桥边的丝行棣，至刘镛已是第29代人了。刘镛的祖父、父亲、伯父、叔父都是镇上丝行里的雇工，家境十分贫寒。刘墉在15岁的时候，也沿着祖辈走过的老路，到一家绵绸店当学徒。 那时当学徒什么杂活都得干，寒冬腊月老板叫他到冰冻了的河里去洗鱼洗菜，他的手已经冻得皲裂，鲜血顺着菜叶流到河里，又怕被老板见到呵斥，出入均不敢出声。他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干活，～天也只能挣十文制钱。后来其叔父介绍他到镇上一家叫谈德昌的丝行打工，一年下来也只能赚10元银元，这样全家已高兴得不得了，认为是挺好的收入了。在谈德昌丝行四年，刘镛悟出了经营的门道，关键是要与上海来的洋人打交道，只要有资金以低价从农民那里收上来丝，转手到洋行里即可卖大价钱，一进一出，可以赚得很“火”。19世纪中期，真是个老天爷“挑”南浔人发财的时代，欧洲人尤其是法国妇女特别喜欢中国的丝织品，而南浔的“辑里丝”又是中国丝之最，极为抢手。南浔家家户户植桑养蚕，有的是货源，而且又有运河运输上的便利，只要从南浔到上海一路上不出问题， “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申江番国正通商，繁华富丽苏杭（温丰《南浔丝市行》）”说的正是这种黄金行当。 四年后，刘镛决心亲自闯一闯。他辞了谈德昌丝行的差事，东借西借凑了200元银元，与同乡邢赓星（后来成为南浔“八牛”之首）、张聿屏一起，合伙办起了一家小丝号，那年他才20岁，七年后开始闯上海，生意越做越大。当他在认识了洋行买办、安徽人唐漾荷后，直接与洋行挂上了钩，摆脱了中间人的盘剥，生意才渐渐做稳了。 但是通向“大象”之路绝非一帆风顺。有一年他与同乡结伴去上海，中途得知太平军已打到了浙江，上海城已被起义军占领，伙伴们闻之纷纷往回跑，而刘镛放心不下城里的生意，因为货早已交了而钱还未结账，于是一个人单独前往，结果被起义军扣押， “兵刃环列，审问极严”，最后只得把他认识的一个广东商人“咬”出来，声称是为太平军办货的，才得以解脱。 刘镛36岁那年3月，合伙人邢赓星不幸去世，他心里非常难过。4月间，他带了伙计携巨款到乡下收丝， “夜行阴风凄凄，磷火纷流，舟如鹄退，乃停桡。”他刚刚合上眼，准备在船上睡一会儿， “邢公入梦，愁颜相对，彷徨不去，惊而寤。”第二天早晨船出浦口，过蒋湾时，果真遇到了大劫——一群强盗冲进舱来，把刘镛按倒在地，“以戈击背，几殆”，所带钱款被抢劫一空。可知“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并不是随口说说的。 当时南浔镇上做“缉里私”生意的商号有几百家，为什么刘镛能成“四象”之首呢？据刘镛的孙子刘承桐先生说，这源于刘镛的忠厚——有一年一家洋行的人从上海来镇上办货，临走不慎把钱包落在刘家的丝号里了。刘镛见钱包里有巨款，急人所急，赶紧设法找到了失主，在那洋人离开南浔之前找到了他，归还了钱包。洋人非常感动，认为此人可靠，从此专门和他做生意，向他提供贷款，把生意做大，并鼓励他走出南浔，把丝号开到上海去……诚信有好报，这成为了他发家的重要帮助力量。 关于南浔刘家的飞速崛起，笔者曾请教于刘镛的曾孙（即刘承干之子、刘锦藻之孙）、著名昆曲专家、书法家，现年95岁的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刘诉万先生：你们刘家生意做得这么“火”，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 “技术”上有什么诀窍吗？老人家想了一想对我说： “依我现在看来，我曾祖父的办法大概有三条：第一是官府里要有人；第二是要与洋人打交道；第三是后代要读点书。这读书一条很重要，后代不读书事业就没有后劲，而要做到官府里有人和能与洋人打交道，都必须读点书…” 关于“官府里要有人”一条，自是头等重要，因为晚清时代许多事情都需要“钦定”的，比如最早的民办纱厂、民办机磨面粉厂、民办盐场，都必须得到官府的“恩准”，官府里没有人自然就拿不到执照。1862年清廷基本平定太平天国之后，由曾国藩出面招商运盐时，刘镛得以用“附股”的形式加入盐业这一大利行当，此后成为淮盐大甲，这不能说与其捐官没有关系。他在1865年开始投资典当业，也是官府的徐寅阶部郎在震泽开办恒义典时，招他入股，继而一发不可收的，最后蔚为大观，共开办了29家典当。1873年，直隶（河北省）大荒，时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刘镛及时地为灾民赈助棉衣，李鸿章奖励他一块“义推任恤”匾额，这更在高级首长的脑海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与此同时，刘老太爷又积极鼓励儿子们走读书做官之路，只是待其子刘锦藻考中进士时，清廷的败相已暴露无遗，而江浙一带的经济活动日益活跃，所以刘锦藻没当几年京官，在其父1899年去世之后，就回乡“在商言商”了。然而他在人事关系上已做好了足够的铺垫，因他与南通状元张謇是甲午同年（同年考中进士），遂结为至交。张謇大办实业时，刘锦藻积极跟进，往上疏通的事由张窨负责，具体操办要出钱时，就主要由刘锦藻担当，所以办大达轮埠公司、大达房地产公司、在海边围海造田办垦牧公司，他们都是“粘”在一起的。用刘锦藻的孙子刘沂万先生的话说，即大凡苏北一带的刘家事业，无不与张謇有关系。以至于刘家老太爷刘镛去世时，其墓志铭也是张謇写的，可见“官府里要有人”一条，是始终不敢简慢的。 刘锦藻：“保路”先锋亦商亦文 刘镛有四个儿子： 老大刘安澜是个读书种子，16岁中秀才，然后继续用功。可惜他命运不佳，1885年去杭州温课迎考时，天大热，不幸中暑丢了性命，年仅29岁。 老二刘锦藻，读书、实业两不误，是民国年间浙江著名的实业家。 老三刘梯青除了在上海经营房地产外，20年代又回师浙江，是著名的实业家和收藏家。他的“小方壶斋”占据了西湖边上最好的一段“风水”，就是现在湖滨路君悦大饭店所在的位置。 老四刘湖涵也是经营房地产的好手，在上海北京东路拥有大片房地产，解放后公私合营时，他一年可以拿到16万定息，在房地产业评估登记中名列榜首，很能说明他的实力。 刘家四兄弟中无论是读书还是办实业，最有成就的要推老二刘锦藻。 刘锦藻字澄如，谱名安江，号橙墅，晚号坚匏童，是刘家第二代实业家中的代表人物。他少而聪颖，蓄志励学。其父发了财之后，有了钱但无名，深以刘家历代无功名为憾，于是极力鼓励儿子们走科举之路。大儿子不幸去世后，二儿子继续奋斗，终成一代饱学之士。刘锦藻1888年乡试中举，又于1894年，与南通张謇同榜登甲午科进士，此后几年中还被清廷留任京官，担任过工部主事、行走、郎中类的小官，曾受命去直隶（河北）劝募赈灾款项，后来还担任过光绪皇帝的寝陵崇陵的工程处监修，工程完成后，御赐“令裕衍蔓”匾额一块。1899年其父刘镛去世，他回南浔奔丧，从此不再北返，挑起了家族事业的重担。 刘锦藻继承家业已在甲午战争之后。时代潮流的影响，使他的眼光较之其父更为远阔，不仅继续家传的生丝、盐业、典当生意，而且积极投资近代工业，在武汉、长沙、杭州、南京、南通、湖州等地投资船运、电力、金融、铁路、茶业等实业。随着刘锦藻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20世纪初民族斗争的浪潮，又把他推向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早在1898年，英国驻华公使曾向清政府提出，由英商承建沪杭甬等五条铁路的要求，清廷屈服于英方的压力，由全国铁路总公司总办盛宣怀出面，与英商怡和洋行及汇丰银行签订了《苏杭甬

五台山华严学之魂——历代中外学者论述李通玄新华严学

作者： 暂无 来源： 五台山研究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备。又况枣柏大士未举笔已前底肝胆，尽在其中者乎！有者谓：“也只是个减文字汉。”山僧却向他道：“尔未见无参在！” （十）方泽：字觉之，一字冬豁，俗姓任，明代嘉善人，住嘉兴精严寺。戒学俱高，诗偈清真，有《冬溪集》等。明隆庆元年(1567)十月所作《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