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常怀敬畏之心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华儿女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书法作品   精神寄托   传统   “粉丝”   石景山   敬畏  

描述： 本刊记者李肖含 赵易之的“抱雅斋”藏在京郊石景山某艺术区的一隅，空间不大，却也宽敞，正是他终日笔耕的所在。 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他“身体的延伸”，除了一扇门，其他的三面墙壁全部被他自己的书法作品给遮住了。这里是他的“藏经阁”，也是他的精神寄托。终日在此流连的，除了他的朋友、“粉丝”，还有那些慕名前来求字的顾客。 赵易之写字极用心，又极易动情。他常说，写字就像唱歌，讲究韵律，又如跳舞，讲究拍节，要有情感，方能有佳作。每次写字，他总是纵身其间，用心揣摩每一个字背后的意思，—下笔便全神贯注，须臾入定了，甚至旁边有人围观也全然不知。兴致起时，他还会以酒助兴，且饮且书，斗酒书百篇。 此刻，他正俯身写作的是他所钟爱的经典名篇-《前赤壁赋》。“苏轼真是太伟大了！”他说，“这短短的几百字传达出了多么丰富的情感啊！我这个人，没什么爱好，最喜思接千里，神交古人。” “士大夫”情结 赵易之祖籍浙江，出生于北京，按照族谱上的记载，他这一脉都是北宋皇室的后裔。宋室南迁以后，他的祖先从中原地区来到了浙江，最后定居在了绍兴。南宋灭亡以后，族人沦为平民，世居江南，以诗书传家。 清朝末年，他的曾祖父考中了功名进京做官，于是举家北迁来到了北京。祖父这一代仍是文官，曾在直隶（今河北省）涞水县做过一任知县，至今赵家在涞水县城仍有一处宅院。及至民国，国难日亟，自幼饱读诗书的父亲投笔从戎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后来成为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位高级将领。 抗战时期，他的父亲曾任第十二战区的后勤部支部长，与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私交颇深。抗战结束以后，第十二战区原建制地变成了“华北剿总”，他的父亲又担任“华北剿总”的后勤总监，仍在傅作义手下任职。 赵易之出生的时候，正值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当时已是国军中将军衔的父亲因难舍在大陆的亲人，放弃了全家飞台湾，随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也因此得名“新元”，字“易之”。 家庭对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小时候家里藏书很多，四书五经、《朱子家训》之类的古籍，他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读过了，而藏书中一些历代书法名家的碑帖，则是他初学书法时的教材。 家族里一些世代相袭的传统，也成为看不见的家训。“崇儒尚道，重德保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些先贤们的古训他在很小的时候就默记在心。 父亲虽是武将，但那时黄埔出身的军官大多文武兼修，学养深厚。赵易之从小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书法，初习二王，后颜柳，再次赵孟頫、董其昌。他习字极用功，熟悉他的朋友说那时的他已经开始“日习千字，无一日不临池”。 年龄稍长，他又得王遐举、吴未淳等大家的点拨，书法水平日益精进。在所有入笔的文章中，他最喜欢写的是宋代大文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短短的几百字，不仅包含了丰富的情感，更表现出中国传统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曾有人说他身上传统的士大夫情结太重了。他正色说：“我的这种情结与生俱来，如果离开幼时家庭里的传统滋养，我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天天刻蜡板练出来的底子” 赵易之常说，他有两个家乡，一北一南，一个是北京，一个是绍兴；有两种职业，一文一武，一个是书法家，另一个是军人。他出身旧中国的官宦之家，一降生却是在新中国；他自幼喜欢书法，却又机缘巧合地入了伍、参了军。这些事儿串起来，有些无奈，又有些宿命，颇堪玩味。 因为父亲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赵易之说他小的时候一直都感觉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父亲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全家人整天担惊受怕、东躲西藏。”但幸运的是，每到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人提前通知全家人出去躲一躲，等风头过了再回来。因此，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家人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1968年，上级第二次落实对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策，问他的父亲有什么要求。父亲说他当了一辈子的兵，没有其他的要求，只想把自己的孩子也送到部队里去。 不久后，19岁的赵易之便如愿地成为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当时与他同赴部队的还有卜几位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子女。 在部队，他先是在新兵连里待了几个月，后来又进入连部做了文书，主要负责放电影、办墙报、刻蜡板之类的事情。这样的工作虽然无趣，但他却自得其乐：“办墙报，要看大量的书籍，刻蜡板不但可以练字，还能锻炼心性。” 几年前，他曾耗时数月创作完成了一幅大型书法作品 一将著名的佛教经典<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全文5000多字以正楷写在了一米多长的缎面上，见者无不惊叹。他则笑称，这全是当年在部队里当文书时天天刻蜡板练出来的底子。 初到部队那几年，“文革”仍在继续，军营里的生活相对封闭，虽然单调，却也踏实。在这里，没有人计较他的出身，他也不必忍受旁人异样的眼光了。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部队图书室里居然还有不少的图书、字帖。“要知道，当时这类图书极其匮乏，即使是在新华书店都是难得一见的宝贝。”他说。 “文革”十年，很多人因此中断了学习，而赵易之却每天在部队图书室里读书、习字，如饮狂泉。“那十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场浩劫，而对我来说却是进步最快的一个时期。”他说。 从1968年入伍到1991年从部队转业，他一共在部队里待了23年，除了中间到石家庄陆军学院读书的两年，他几乎一直是在部队的文化宣传部门工作的。“这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年华，”他说，“我把它献给了部队，献给了书法。” 启功先生的忘年交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赵易之曾在北京与启功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并由此开始了与启功先生长达20多年的忘年之交。 “那时候我还在军队的文化寅传部门工作，部队的一个首长特别喜欢启功先生的书画作品，就经常带我到先生家里去，这样一来二去大家就熟悉了。” 后来，首长退休，渐渐去的少了，而赵易之却一直坚持了下来。一有机会他便会带上些小礼物到启功先生家中请益，遂与先生成为忘年好友。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生活物资还不丰富，部队里偶尔会供应些紧俏商品，赵易之总是先给启功先生留一些，之后再给家人留一些。 赵易之还常把自己的书法作品拿给启功先生看，启功先生称赞他的书法功底好，虽师法占人，却又能融会贯通，“经之，营之，融成自家面貌。”启功先生对书法艺术要求苛刻人所共知，这句话已是相当高的评价。 那时候启功先生的工作很忙，日程安排也很紧张，但每次赵易之来访，他们一聊就是一个晚上。“有时候下午去拜访先生，天晚了先生还不放人。就吩咐家里的保姆炒上两个菜，随便吃点儿，继续聊。聊天文、地理、历史、人物。桌上没有酒，就喝点儿茶，他不喝酒。” 与启功先生的这段忘年交，让赵易之一直觉得非常幸运。“先生是著名的前辈大师，和先生在一起，不但对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能够处处感受到先生的谦虚、淡泊，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 赵易之回忆：“有时候我冬天去看他，看见他坐在椅子上，身上就只穿了一件用针缝的棉袄、一条睡裤，这就是我们‘国宝级’的大师呀！” “现在像这样的大师已经近乎绝迹了！”他感叹道，“如今的许多书法家开始变得越来越浮躁，一幅字低于多少钱的润格就不写，太功利了！”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学书法先学做人，古往今来的许多大书法家几乎都是品德高尚、淡泊名利的谦谦君子，如果一切都向钱看，那迟早会毁了自己，也毁了书法这门艺术。”对传统常怀敬畏之心 赵易之从小接受传统的家庭教育，长大后又曾在部队里当兵，他的字庄重大气、法度严谨。他常说自己在书法上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很多的时候与现代书画界的新式潮流格格不入。 “有一个时期，社会上特别流行一种速成的书法，教人如何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提高书法水平，这个我就不赞成。真正的书法还是要先从最基本的东西人手，反复练习，循序渐进才能一步步有所提高，速成的东西是要不得的。” 他非常庆幸自己在小的时

杏林国手 大医垂范

作者： 暂无 来源： 金秋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记“西安树锦国医馆”创立人姚树锦 ■文／尹振贤 “太和医室”于清代咸丰末年（1861年）在河北武安创立，迄今已有150年。抗战期间为避战乱，姚氏第三代传人姚兴华迁往西安继续执业，为太和医室创立第二故乡。1997年，“西安树锦国医馆”成立。至此，“西安树锦国医馆”与姚氏一代创立的“太和医室”一脉相传，并以德立身，将“太和精神”发扬光大，遂完成了先祖的遗愿。近日，记者采访了“西安树锦国医馆”创立人姚树锦先生。 在西安市朝阳门里有一条路叫“尚爱路”，“尚爱路”有个“西安树锦国医馆”，创办人姚树锦先生虽然年过七旬，仍每星期坚持坐诊3天。老人家鹤发童颜，言谈举止透着儒雅，行医50载，信奉的就是“医者，仁术也”，把医德看得比生命还重要。采访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就告}斥记者，是儒家的仁义道德加上中医的《黄帝内经》，支撑了一个处在世界中心的天朝大国几千年。“医者父母心”，作为一名医生．他的理想品质就是淡泊名利仁慈善良而有济世之心。 “立言立功裕后立德最好，业儒业商济众业医为先”。这副对联是姚氏家族第i代传人姚兴华先生白撰、自勉，并留与后人，倡导以德立身、立家、立业，把除疾健身的医术看作高尚的职业。长期以来．立德济众之心，是太和医室的后人们在中医行业的立足之本。 1997年，本该颐养天年的姚树锦先生在古城西安创办了“西安树锦国医馆”。不同于一般的营业诊所之处是，国医馆是集医疗（诊治疑难病为主）、教学（以带国家学术继承人为主）、科研（已有六项成果问世）为一体的实体。国医馆的创办，成为姚树锦先生继续为社会发挥余热的又一阵地。 授业解惑 桃李满天下 姚树锦先生生于1936年，是太和医室第三代传人姚兴华先生的i子。上世纪50年代曾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期间阅读了大量古典名著，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红楼梦》、《镜花缘》等，培养了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并在父亲的指导下研读《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杂病沦》，奠定了中医学根基，为日后成为博采众家之长的儒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58年姚树锦参加了工作，在_曲．安第二医院任中医师，开始了临床工作1964年他被选送到陕西巾医学院师资提高班学习深造。通过两年的理论学习，开阔了思路，扩大了视野，进一步提高了中医理论知识水平，师资班毕业后他被调到西安市中医院内科工作。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全国掀起“西医学习中医”的高潮，各地中医班蓬勃兴起，西安也成立了“两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年仅30岁的姚树锦担任兼职教师、 在从教巾，他先后讲授过《中医医学史》、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 《中医各家学说》、 《伤寒论》、 《内科学》、《儿科学》等内容，是授课科目最多的老师，也是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他授课时用词丰富，引经据典，结合临床，深入浅出。为了调动学习热情，他向学员ff】推荐他存大学期间读过的那些名著，并强调以《红楼梦》为代表的经典著作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从道藏佛书至章回小说，都有详尽的巾医学临床内容。课堂上，他还将《红偻梦》巾的病案引经据典做辩证分析，在学员中掀起一股“红学热”，大家纷纷在《红偻梦》里找方子，一时间热闹非凡，学习中医兴趣大增。 从教20多年，姚树锦把人生中的黄金时段奉献给了医学教育事业，为医界培养、输送高级医务人员上千名，学员毕业后分郁全国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 扶正固本 建立学说 教学期问，姚树锦每周坚持上两次门诊，疑难杂症的诊疗逐渐增多，通过实践，姚树锦“扶正同本”的学术思想也逐渐形成，特别是在冠心病的治疗中提倡“扶正气、固根本、开化源、增动力、执中央、运四旁”的18字方针，更是得到了中医界的认可和借鉴。 在临床上，姚树锦以治疗疑难杂症为主，如肾衰、尿毒症，各种各期癌肿，各类型、各阶段红斑狼疮等。他经常被省、市各大医院、兄弟医院、驻地医院等请往会诊。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他还经常给港澳台胞、归国和探亲侨胞、国际友人诊病。诊病的过程，也是姚树锦学习、思考的过程 他发现，因观念差异，韩国、口本的患者乐于接受中医，甚至在不需要翻译的情况下也能很好沟通：欧美一些国家的患者在诊治过程中会给医生强加令人忍俊不禁的内容。一次，一位70多岁的美国老太太，患胃癌晚期，疼痛难耐，慕名前来求医。面对稠糊糊、苦溜溜的中药汁，老太太皱起了眉头。通过翻译她提了个要求，能不能把药汁制成巧克力味。在场的人都笑发。最后，姚先生给她把中药做成胶囊，方便了服用，令老太太非常满意。 在授业解惑、学术交流、临床实践过程中，姚树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辨证论治规律，有了经验方、特效方、对套方、专川方等方剂。如健脾益气的“芪薏四君子汤”，健脾理气的“消胀理气汤”，治疗紫癜性肾炎的“血尿宁”等。并有成果药投放市场，畅销海内外。特别是“同本咳喘丸”荣获陕两省医药管理局1988年医药新产品三等奖，行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弘扬了祖国医学，还为同家增加了外汇收入。 除了教学外，姚树锦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讲座和交流。1992年，姚树锦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中医与针灸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关于中医药与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设想及措施》的发言受到大会的重视。同年他接受邀请，前往马来西亚为其中医界作了数场学术报告和讲座，并和当地名流结为好友，促使他们日后数次来西安投资办企业。 姚树锦先生行医的前30年，以10年为一个阶段，分成三步走，分别是学习继承，研读经典，掌握基础理论，广泛临证认识常见病、多发病的共性：整理继承，将所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应用于专科、专病的治疗，在承袭家传密宗的同时，将中医学宝库的经方、验方、时方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系统总结，掌握规律，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研究继承，针对临床难症、疑症，选题定向，理清思路，找准突破点，取得疗效并注入新的理解和认识，迈入研究创新的境界。 锦瑟年华30年，他医人无数，育人无数，不仅成为一代名医、名师，还开发研制出多项科研成果，并撰写了近40篇学术论文，使得“扶正固本”学说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印证。 振兴国医 匹夫有责 如何使中医学发扬光大，姚氏家族从一代宗师姚福年历经60载积成《太和医室秘录》一书；二代传人姚占铭著书《针灸医案》；三代《姚兴华医案》本已成书，但因十年动乱，书稿散佚；到四代传人姚树锦的《中医世家姚树锦经验辑要》问世，几代人将姚氏家族历经百年沉淀的医理方术加以完善、淬炼，变成精华流传于世。姚树锦先生在晚年更是打破授徒的清规戒律，以“西安树锦国医馆”为载体，历经十几年光阴，悉心培养弟子，彰显了老一辈中医名家的医风、医德和高风亮节的师者风范。 1997年，筹备多时的国医馆终于挂牌营业；同时姚树锦被国家两部（人事部、卫生部）一局（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全国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导师。花甲之年再次授业传道，33岁的王维英幸运地成为姚树锦的第一个弟子。其后，邵燕燕和黄伟也师从姚树锦，成为姚树锦的第二批弟子。学生的刻苦好学、钻研进取之精神令姚树锦深深感到祖国医学后继有人，并寄予殷切希望。带完这3个学生，姚树锦已经72岁。 2008年5月，在陕西宾馆召开的省中医工作座谈会上，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和陕西省副省长亲自为姚树锦颁发了“优秀导师”、“陕西省名老中医”荣誉证书。本想着这荣誉是为自己从医、从教50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不想大弟子王维英的一句话又让鹤发童颜的古稀老人再收两名关门弟子。 一日，王维英打来电话，“我等弟子要对您进行精神赡养”，语出惊人。原来受益颇深的王维英深谙敬爱的导师之秉性， “您老为我们授业解惑，背经诵典，朗朗不绝，往往兴至，声情并茂，极为愉悦。您既抒发了医缘情怀，我们又感到茅塞顿开，岂不是对您的精神赡养？”由此，老先生欣然接受了弟子的“精神赡养”，成为杨晓嫒、李晓阳的导师。 如今，王维英已经是陕西中医学院临床教授、临床研究生导师，另外两名弟子均已晋升为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成为医院的骨干力量。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是姚树锦自花甲之年相继培养出5名得意弟子后的感言。值得称道的是，老先生的得意门生为四女一男，这和古训中的“传男不传女”又相悖了。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姚氏家学珠贝璀璨。这里摘录姚树锦先生的挚友洪文旭作的一首小诗作结： 姚家玉树花似锦，兰台纵横六五春： <

路过荷泽

作者： 暂无 来源： 鸭绿江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徐宜发 徐宜发，生于1949年10月，河南长垣人。1968年毕业于郑州铁路司机学校，历任机务段司炉、副司机、司机、郑州铁路分局秘书、郑州机务段党委副书记、副段长、党委书记、段长、郑州铁路局纪委副书记、郑州铁路分局副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局长、局长，现任郑州铁路局调研员。1998年开始发表散文作品，著有散文集《我心永恒》《我的太阳》，其散文作品常在全国报刊发表。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铁路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同学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品行好有文才，语言逻辑性很强，还有一笔好字，在我们班上也属于出类拔萃的人。我有个习惯，与人相处首先从文章和字体上去了解他，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我看得出合顺是个能挑重担的人，干什么事都有条不紊，展现出不凡的管理才能。果然不错，毕业后他很快走上领导岗位，赢得了领导和职工的信任。这些年我们经常联系，一直保持亲密的朋友关系。这次他安排在菏泽短暂停留，也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老朋友，我知道他特别重感情，这也是做人、做事的基础，谁也不愿意和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打交道。 菏泽，我并不生疏，按铁路管辖区段划分它属济南铁路局管辖，介于郑州、济南两个铁路局之间。铁路的“大联动机”让我们有着密切联系，我退休之前在郑州铁路局任职时常到菏泽去，1995年我组织机车牵引试验到菏泽，一一查看运行数据和设备运行状况；1996年农历除夕我专程从郑州出发到菏泽乘务员公寓，与在那里轮班休息的新乡机务段“大车”（火车司机）们共度除夕之夜；1998年我跟车检查工作，又到菏泽听取职工反映……时间过得真快，这些事儿一晃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菏泽是个古老而又美丽的地方。说它古老，是因为两千多年前就有人群在这里聚集，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和传说；说它美丽，则因菏泽有可以追溯到唐代的牡丹栽培历史，明朝时期就已负盛名。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就有“曹州牡丹甲齐鲁”之说，他还写下神话故事赞颂牡丹仙女的美貌与善良，历史上的曹州包括现在的菏泽一带。从那个时候起菏泽牡丹的花香一路飘洒至今，每逢牡丹时节菏泽城就会出现热闹非凡的景象，八方游客云集于此共度美好时光。现在，只要人们说起菏泽就会想到牡丹，谈到牡丹不免也会联想到菏泽。菏泽，实实在在贴有一张“牡丹”的标签。哪个地方能和牡丹融为一体，那个地方就一定像牡丹花儿一样美丽。 车到菏泽已是正午，山东朋友吴永柱和他的搭档已在饭店门口迎候。一切安排妥当，我们很快入座，看那气势又是一场豪饮在等待，我赶忙说明重任在身不得饮酒，征得大家理解我便以水参与其中，其余宾客与主人都是大杯上阵，显示出好汉武松家乡人的好客与豪爽。吴永柱中等身材，稍胖，年龄半百靠上，说话铿锵有力，喝酒明显有量。可能是受梁山好汉的影响，也可能是遗传基因决定了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对酒都有很大的承受力，他们杯杯一饮而尽，不推诿、不拖泥带水。我佩服他们的性格，佩服他们的豪气，更佩服他们对待朋友的实意真情！席间，大家边饮边聊，谈兴趣，叙友情。我从话语中得知吴永柱因年龄原因已从一线岗位退了下来，充裕的时间让他有了更多的爱好，尤其对白酒更是情有独钟。他喜爱收藏各种各样的白酒，从最底层的廉价白酒到国酒茅台，从年代久远的传统陈酿到现代工艺的科学配方产品，他只要见到有新品种出现就千方百计收藏起来，是个名副其实的“痴迷者”，完全可以称之为“白酒收藏家”。樊合顺向我介绍说，他所收藏的白酒有两千多个品种，在当地堪称一最。他的这一创举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也让那些收藏爱好者垂涎。据说有一位富商专程来菏泽出高价收买吴永柱的珍藏，老吴认准了一条，给多少钱都不卖。我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单是这些酒完全可以用数字计算出来它们的价值，但吴永柱这么多年在收藏上花费的心血是用金钱算不出来的。他喜爱珍藏，件件都是他的心肝宝贝，看到这些宝贝酒他心中就有无限的乐趣。金钱不一定能买来快乐，惟独兴趣与爱好才能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激活快乐的细胞。去年，我和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同行，参加地方企业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他给我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那一年他去香港讲学，一位退了休的大学教授与他聊天，说到离开工作岗位无事可做，物质生活很丰富，精神生活却很匮乏，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现在我穷得只剩钱了”，这话简短精练很有哲理。众所周知，人生有两大需求，一是物质需求，二是精神需求。不同人群有不同的需求，如果一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就没有快乐而言，更不会感到生活的幸福。有时物质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精神享受可以去弥补，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物质享受则无法弥补，所以老教授发出“穷得只剩钱了”的感慨。人生要有追求并为之努力奋斗，在奋斗中获得快乐，获得幸福。追求是宝贵的精神财富，精神富有才是人生真正的富有。吴永柱把精神寄托放在了收藏上，他有自己的追求，充分享受着人生的乐趣，他平凡的生活快乐而又幸福。 有人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哭它也哭，你笑它也笑。这话说明了一个道理，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只要心态好世上一切都美好。人来到人世间追求的应该是幸福，绝对不是为痛苦而来，只有笑对人生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这次路过菏泽也有幸见到了性格开朗的孔子第七十三世孙孔庆环女士，她和吴永柱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两人豁达的胸怀决定了他们家庭和睦、生活幸福。孔庆环去年从医生岗位上退下来后爱上了刺绣工艺，并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手工刺绣工艺上，生活十分充实，常常绣到深夜，用“废寝忘食”来形容她对艺术的追求一点也不夸张。她把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从未感到空虚和寂寞，兴趣和爱好让她充分享受到了退休生活的快乐。合顺对我讲，前不久吴永柱送给他一幅大型牡丹画卷，是孔庆环花费八个多月绣制而成的，她那精湛的刺绣技艺，真是令人羡慕。牡丹象征着荣华富贵，也代表对朋友的美好祝福。他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用善良把美好和幸福带给朋友。 我有心看看孔氏家族后代的绣花工艺，无意之中说出了心中的想法。午饭过后，吴永柱、孔庆环执意要把我们请到家里。看到他们满屋子的珍藏品，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这种执着精神，更让我佩服的是孔庆环正在绣制《红楼梦》故事中的一个场景，千姿百态的姑娘们个个眉清目秀俊俏无比，活灵活现地摆弄着琴棋书画，大观园里充满了和睦的气氛。我原以为孔庆环自幼就擅长绘画绣花，后来才知道她退休之后才学习绣花，她是用另一种方式寻求生活的快乐，也展示出孔家后代的聪明和智慧。人，不能没有追求，失去了追求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临别之时，吴永柱夫妇特意送了我一幅他们亲手绣制的“家和万事兴”，这艺术品寓意是家庭需要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国家需要和谐，人类需要和谐。人人都来营造和谐氛围，才能共创快乐幸福的生活。和谐的核心是要有爱心，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能拥有美好的明天。受他们的启发，前几天上级组织通知我参加书法作品展，我提笔写了一幅“家和万事兴”的书法作品送到组委会，尽管水平一般，也能表达出我的心意，愿和谐之风吹进千家万户，吹遍神州大地。家和万事兴！ 菏泽是牡丹的故乡。当我们离开菏泽的时候，遍地的牡丹又吐嫩芽，阵阵清香扑面而来，我们悄悄走进了春天。 责任编辑牛健哲

清代曲阜孔氏家族诗文研究

作者： 姚金笛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13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孔氏家族   诗歌   曲阜   文   交游   词   女性  

描述： 诗歌创作的总体特征：抒发睦族孝友之深情,表达忠君爱民之情怀,师晋宗唐之倾向,清新淡雅之格调。第二节从诗歌理论、诗歌内容、诗歌艺术特色三个方面分析了孔尚任的诗歌创作。孔尚任秉承诗以载道、诗以言性情、诗以地分

王肃经学研究

作者： 郝虹   来源： 山东大学 年份： 2001 文献类型 ： 学位论文 关键词： 王肃   经学   儒学  

描述： 摘要 王肃的父亲王朗是汉魏之际儒士的重要代表人物，汉魏之际儒士在汉末天下大乱，难有安全保障的生存压力下，在曹魏严酷的名法之治下，人生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即由儒家注重社会责任感的人生价值观转变为明哲保身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一转变影响了他们的后代魏晋之际儒士的人生价值观，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之际儒士选择利己的人生价值观还缘于其对王朝更替问题的理性思考，即政权易姓与臣子无关，私利才是选择的标准。两代儒士文化性格的变化，是王肃经学为代表的魏晋经学思想发展的深层社会背景。 王肃作为魏晋时期重要的经学家，其学术渊源有家学和荆州学派两个来源。王朗是汉末大儒，曾跟从东汉经学世家弘农杨氏的杨赐学习今文《尚书》，王肃曾撰定王朗所作《易传》，王朗在会稽任太守时，得到了汉末最重要的思想解放著作《论衡》，将之传与王肃，《论衡》在反谶纬的理性精神和类推法的认识论等方面都对王肃产生了影响。今文《尚书》、王朗《易》学、《论衡》思想的影响等构成了王肃经学的家学渊源；王肃还师从荆州学派首席代表人物宋忠，是荆州学派的嫡传弟子，荆州学派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的治经方法、扫落谶纬的理性精神、删繁就简的解经风格，都直接影响了王肃经学。 王肃的著述丰富，经清代学者辑佚，至今可见的有其对朝廷政事的奏、疏、议、表等，有《周易注》、《尚书注》、《毛诗注》、《三礼注》、《春秋左传注》、《论语注》、《孝经注》、《圣证论》等经学著作。其中，《孔子家语》是否为王肃伪作之争历时久远，现代学者李学勤根据地下出土文物，提出其书非王肃伪书，而与汉魏孔氏家学关系密切的观点堪称是颇有见地的一家之言。 王肃经学的理论要点由三部分构成：（一）矛盾的天命论。王肃的思想中存在既否定天命论，又承认天命论的矛盾状况，比如在感生帝说中，王肃表现出可贵的理性精神，已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天命论中那个无所不能的“天”，但在议论二龙生妖女以灭幽王之说时，则又表现了依赖天命论的倾向。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王肃以异常现象来推测政治事件的作法，也表明其对天命论的认可。（二）利己的人生哲学。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之际儒士选择利己的人生价值观，与魏晋时期“时遇论”的命运观有关，即认为个人的命运是由时势、机遇等因素决定，如此，则应机权变，以个人私利为中心的人生价值取向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这一人生价值取向在王肃经注中也有所反映，比如在改葬服缌的问题中，郑玄主张既为君主，又为父母服缌，王肃持只为父母服缌的立场；在是否为继母服丧的问题上，郑玄主张只要有母子名份，即应服丧，而王肃则认为只有继母对己有养育之恩，方为其服丧。从此二例中，可看出王肃有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这与其利己的人生价值观有密切的关系。（三）系统的礼学思想。王肃系统的礼学思想由礼的来源、礼的范围、礼仪的作用、礼仪教化与用刑的关系四点构成。在论述礼的来源时，王肃将礼中所包含的君臣之别、服制等级、丧服变化等分别与日月之行、五行之分、四时之变一一对应，从而为礼的形式和内容之所以如此找到了终极的根源，使得礼对于人有一种先验的、本源的、绝对的意义。在阐明礼的范围时，王肃认为“礼”已不再仅指狭隘的礼仪礼节及其具体执行的过程，而是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使得礼成为一切事物能够正常运转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在解释礼仪的作用时，王肃认为礼仪即是通过繁复的程序，庄严肃穆的气氛，有象征意义的服饰和举止，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诸如敬天、法祖、尊王等各种观念，最终自觉地服膺于“礼”所规定的等级秩序，亲疏关系。在谈到礼仪教化与用刑的关系时，王肃明确陈说了先教后刑的思想，即先用礼仪教化，不化之民，再用刑法以强迫其遵守礼教。所以，法是为礼教服务的工具，是从属于，次于礼教的地位。 王肃反郑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术争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一。笔者以为，“郑学”与“王学”之所以相异，有三个原因：（一）学理层面的原因。即在汉魏之际理性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受荆州学派与《论衡》思想的影响，“王学”对“郑学”掺杂谶纬的反动。又，因人生价值观的不同，造成的郑王经注有异。（二）知识层面的原因。分为两点：其一，王肃对郑学错误的反驳。虞翻、王粲、蒋济都曾对郑玄经注中的不妥之处有所批评，郑王之争中，“牺尊之辨”、“孔子不知其父之墓”、“尧殛鲧”等事，王肃对郑学驳斥的确有其道理。其二，因经文记载的矛盾和经义的模糊不明，造成二人经注的分歧。（三）治经风格的原因。在荆州学派的影响下，“王学”以简约反“郑学”的烦琐。从以上王肃反郑的原因分析中，可以看出，魏晋经学与东汉经学相比，在反谶纬这一点上有积极意义：首先，对谶纬的批判和驳斥，使汉魏以降，相对理性的思想观念与东汉时期相比，大为强化；其次，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而言，对谶纬的清除大大净化了学术空气，魏晋以降的经学呈现平实晓畅的风格，怪诞之说少见，理性之论居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肃的摈除谶纬，为王弼玄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但是，王肃经学在学理层面并无创新和突破，这是王肃经学不能最终战胜郑玄经学的主要原因。 魏晋思想史上出现的王肃经学与王弼玄学，从广义的角度而言，是魏晋儒学的两个分流，从狭义的角度而言，则分别代表了保守的儒学与创新的玄学两种思潮。王肃经学和王弼玄学虽然都可溯源至荆州学派，但王肃经学是以继承师说为主，而王弼玄学则是以突破创新见长。通过对比双方的《易注》，可看出两者都继承了荆州学派恢复费氏古文《易》以传解经的传统，王弼还援老入易，运用“执一统众”，“得意忘言”，“本末体用”等观点，创造了将卦时与爻位相结合，将客观时势与主体条件相结合的新易学，从而超越了荆州学派和王肃的易学思想。从双方对“礼与情的关系”的阐释分歧中，反映了在学理层面，主要是对名教与自然孰为本的不同立场，引发了两种思潮的异向分流。魏晋儒学派与玄学派虽然在学术研究、意趣好尚方面风格迥异，但在利己的人生价值观的选择上却表现出了合流之势。 魏晋礼法之治是曹魏名法之治与东汉名教之治融合的产物。曹操时期，主张以名法之治为主的名法派，在与主张以名教之治为主的儒士派的斗争中占上风，名法之治在达到极盛的同时亦现弊端，名法与名教的融合有了实践的需要。曹丕时期，为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需要，使儒士派逐渐得势，名法之治与名教之治进一步融合；魏明帝时期，以王肃为代表的魏晋之际儒士，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将既有可规范性又有可教化性的“礼”作为粘连剂，从而既保留名法的可规范性，又采用名教的可教化性，最终形成礼法之治，并在司马氏夺权后确立下来。 王肃经学被立为官学与王肃和司马氏的姻亲关系密不可分，其学术地位在魏末晋初达到了顶峰。东晋南北朝时期，“王学”逐渐失势，隋唐以后，其影响仅以在后世学者的经学著述中偶被引用的方式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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