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记大红袍的品牌创建之路——专访老记大红袍董事长杨杰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国商界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的关注，“老记茶业”杨杰董事长表示，“茶”字本身就是“人在草木中”，体现了返璞归真、人文和谐的思想，达到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 中国的茶文化中讲究观其形、思其美、演过程、表其义、闻其香、品其味

原味 富豪级知识分子钱文忠 国学骇腕的学术与人生

作者： 暂无 来源： mangazine名牌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钱文忠又出了两本书，这次特别直白，不是什么史学，不是什么佛学，也不是什么国学，而是直白的语录。书名曰：“钱文忠语录”，乖乖！能在有生之年拿着自己话语汇总的小册子满大街传阅并让人顿悟的，古往今来，令人印象深刻的也就伟大领袖毛泽东了。那么，钱文忠说了哪些惊世骇俗的格言呢？ 钱文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84 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师从著名印度学家A.Wezler 教授、佛教学家L.Schmithausen 教授、伊朗学家R.E.Emmerick 教授，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 他是百家讲坛的知名主讲人，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巴利文讲稿》、《钱文忠内外学》、《医圣李时珍》、《钱文忠解读< 三字经>》、《班墨传奇》、《戊子草》、《已丑草》等，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梵文基础读本》（续补）。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二百余篇。 文| 河西 记得第一次见钱文忠，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为其举办的《玄奘西游记》新书发布会上。我记得很清楚，天降大雨，我淋得像落汤鸡一样步入会场。当时钱文忠已经挺火的了，在央视“百家讲坛”上开讲，他可是上海唯一的“学术说书人”。《玄奘西游记》首印30 万册，当时我一边开会，一边私下里掐指头算，一本书就可以进账多少万？ 钱文忠现在真是火了，用北京话说也是“骇腕”了，该像其他的腕儿那样摆谱吧。其实不然，发布会完毕，把手头的四本书递到他跟前，他笑眯眯地接过来，从怀里掏出一支金笔，非常认真地在每一本的扉页写上“河西兄指正”的字样。说实在的，在此之前，我对钱文忠的印象就是没有印象，但是这一次，他谦逊、平和，至少在我心中确实为他加分不少。 学界“玩主” 2009 年，“百家讲坛”的收视率一度节节下滑，钱文忠拍马救主，主讲的国学经典《三字经》依旧收视长红。民主与法制出版社刚刚从于丹的《于丹< 庄子> 心得》狂销200 万册尝到甜头，此时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以首印百万的优厚条件请到《钱文忠解读< 三字经>》这本“摇钱书”。 有人说，这点版税搁穷作家真是谢天谢地，搁钱文忠身上大概也就是“毛毛雨”。上海滩都知道，钱文忠下海经商多年，攒得家底无数，实是学界“玩主”一枚。“钱老板”一出场那场面老大了，穿金挂银，卡地亚的戒指、中国的血色琥珀、蒂凡尼银链、限量版的欧米茄玫瑰金表，随便哪一样都让我们艳羡不已。据说他给我签名的是“万宝龙”金笔，价格不菲，而据说他竟有上百支之多。 1990 年，因为社会环境，他离开北大，下海经商，聪明脑瓜碰上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绝佳时机，学术男变身经济男，依旧是呼风唤雨。这5 年中，他做过各种生意，究竟挣了多少钱我们无意评估，反正，他现在是有房有车还有专职司机，挂着一个北大青鸟环宇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头衔，最艰深的梵文、巴利文佛学学问和最时尚的奢侈品讯息，同时都能从他那儿脱口而出，此等奇观，只能说是“时代造就惊人化”。 也许正是因为在社会上磨砺有年，上海艺术人文频道开播的“文中有话”节目中，钱文忠才能滔滔不绝，就各种话题发表自己看法，谈古论今，尽显胸中丘壑。 季门立雪 自从钱文忠在“百家讲坛”一炮而红后，关于他的争议也如其他几位学术“超男超女”一样，层出不穷。 比如钱文忠的身份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季老关门弟子”一说，就有一位同为季羡林的弟子葛维钧先生撰文《钱文忠讲座中的梵文错误并及其他》提出质疑。要我说，钱文忠是否为季老关门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至于错误，我要在鲁迅、陈寅恪、熊十力的书中找出错误或立论草率之处，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此等指责，亦不足为论。在中国这个佛教大国中，像钱文忠这样立志于枯燥繁难的佛学学问的学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还记得，多年前，钱文忠还没有大红大紫的时候，我就买过一册周一良先生的名著《唐代密宗》，译者一栏上赫然写着钱文忠的名字。翻译之道，甘苦自知，更何况是这样一本吃力不讨好的密宗专著？而钱译，准确、流畅、传神，和坊间各种佶屈聱牙的学术译本相比，高下立判，也实在是难得，看得出来，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钱文忠虽天资聪颖，他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指点。对于季老，钱文忠是谨守弟子礼的。他的一本随笔集就取名《季门立雪》，取“程门立雪”的典故而改之，对恩师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他的另一本随笔集《人文桃花源》，开篇四章，全写自己在季羡林先生门下求学故事，学术上的受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人方面的潜移默化。钱文忠记得很清楚：“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三个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先生坐在主席台上。” 17 岁时，机缘巧合，钱文忠就开始和季羡林通信。当时是1984 年，钱文忠高三，季先生决定继1960 年之后，第二次招收梵文巴利文专业的本科生。在季羡林的身边， 他苦读梵文，入北大第二年就获得了“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后留学德国，为继承季羡林的衣钵，钱文忠可没混日子混文凭。从他学会的语言种类我们就可以一窥究竟：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日语、和阗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古孟加拉语、古藏语、古伊朗语、尼瓦利语、阿委斯塔语—真高深，相信许多人连尼瓦利语和阿委斯塔语到底归属地球上哪个角落都不知道。 他现在还是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委员会委员，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一百余篇，著译作十六种。他每年在复旦开梵文巴利文课，并在北京主持着几个研究所，还应该是复旦大学极少几位没有申请过任何科研经费和课题的老师。 国故新知 《玄奘西游记》和《解读< 三字经>》可算是“国故新知”的一种钱氏解读。 钱文忠从文献、考古、中外文化交流史、宗教学的角度讲玄奘，力图恢复玄奘大和尚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对于太过熟悉“白马王子版”唐僧的普通大众来说，确实是耳目一新。虽然钱文忠并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将玄奘从英雄变成懦夫其实另有深意，但是玄奘被《西游记》遮蔽了太久了，就像《三国演义》让曹操蒙羞至今一样，唐僧急需一次钱文忠式的普及性翻案。 钱文忠有一种能力，就是“由浅入深”，深入浅出，这似乎也是“百家讲坛”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当然，浅出要有深入作为坚实的基础，否则的话，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经不住推敲。钱文忠说他在“百家讲坛”上的每一句话都有出处，是否如此，没有考证，但是就我看到的他所著的《巴利文讲稿》来看，他是严肃的。 钱文忠只是下定决心要为文史哲的普及工作多做一些努力，因为中国当前的文史哲环境实在是让他忧心忡忡。“当年有一个笑话，北大学生说要跟陈寅恪开练，要争取一年超过他，用什么办法？500 个学生每人攻一段，加起来就能超过陈寅恪，你以为学术是打群架吗？”他颇为无奈地说。 让“冷”专业华丽变身为“大热门”（至少在出版界是这样），钱文忠在佛陀与俗世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让国故多一些新知，多一些趣味，不好吗？

关于“总经理辞职信”的讨论

作者： 暂无 来源： 企业管理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中国企业   企业管理   老板   公司治理结构   董事会   总经理   中国民营企业   空降兵   企业战略   职业经理人  

描述： 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 尊敬的Song先生： 拜读了你的辞职信，了解到你对所在企业管理现状的描述和分析，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和感受。无疑，这种状况在中国企业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这也许是一些满怀抱负的“空降兵”遭遇水土不服，最终无奈地黯然引退的重要原因。 我曾经在深圳两家国有大型企业担任董事长，5年前进入台资企业。我认为：能改变的是问题，无法改变的则是现实。承认现实，以百折不挠的努力去解决问题，这种特质对于职业经理人尤为重要。在此，谈几点体会。 首先，时代呼唤职业经理人，但中国社会适合职业经理人的土壤，尚需不断培育。 在当前法制不够健全，公司治理结构也远不完善，处处充满诱惑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增强员工忠诚度、防止员工吃里爬外已是企业管理的难题。面对这种状况，作为公司老板，不可能对一个新来乍到的总经理完全授权。 个人认为，一个职业经理人在决定去留时，应着重考虑三个因素：老板是否值得追随，事业是否值得投入，业绩是否有能力提升。只有三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才是继续干下去的充分理由。 第二，发展亟需职业经理人，但中国企业接纳职业经理人的条件，尚需不断完善。 你作为“空降兵”，必须首先承认的第一个现实即是：该企业的文化往往就是老板所身体力行的文化，而非老板口头倡导或公司文件宣讲的表面内容。这不管与你的管理理念差距有多大，你都必须坦然面对。无论给你的头衔是CEO还是总经理，事实上，初期你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如你信中所说的执行副总或总经理助理。 “空降兵”初入企业，必须直面的第二个现实即是：跟随老板多年的老臣往往会不服气。你信中所提及的现象，本是治理不完善的企业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对此你不必有太多的抱怨。即以你信中所提孔明先生为例，尽管诸葛亮以“隆中对”征服了刘备，但也引起关羽、张飞这两员追随刘备多年的悍将的极大不满，只有在初试博望、火烧新野等成功战例后，关张才稍微服气。而在赢得舌战群儒、联吴抗曹、火烧赤壁、智取荆州等一系列重大业绩后，诸葛亮方在刘备集团真正树立威信。 相对于外企，中国企业的人际关系要复杂的多。即使你在外企练就了一身正规管理功夫，但还需要娴熟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技巧，以及驾驭全局的能力。面对逆境和困难，要有好的心态和方法。 第三，正规化、现代化和国际化，对中国企业是一场洗礼，对中国职业经理人是一场刚刚开始的考验。 企业管理的发展趋势，势必给职业经理人提供施展才干的广阔舞台。中国企业真正市场化的时间也不过二十多年，企业的制度建设也刚起步。而在这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企业高速扩张对人才需求甚巨，使许多并不怎么优秀的员工可以找到好岗位，甚至许多不具备能力的人顺利当上了企业高管。这次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家及员工而言，是一场严峻考验，也是对当前人才泡沫的一次残酷且有效的过滤。“在一个组织中，别人的不足正是你存在的价值”。正因为中国企业的管理存在诸多不足，才给了包括你在内的“空降兵”管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企业的机会。当然，这个机会对你也意味着更高的要求与挑战。 海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柱 不难看出，辞职信中提到的老板是个事必躬亲的创业型企业家，公司起点不高，目前尚未形成核心产品或核心业务能力。经理人空降来企业打算建功立业，却遇到了水土不服的烦恼。 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一般是重大历史关头的权宜之计。比如整理上市、化解危机、兼并重组、开发核心产品或建立核心业务流程等等。这个时期让专业英才干专业绝活是企业当期的生命核心，但往往不是企业战略的全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通用、福特岌岌可危，一个重大原因就是频繁更换经理，企业战略缺乏延续性；而丰田、大众的经理队伍则比较稳定，一帮人、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即使笨点坚持勤学苦干终有大成。 在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中，老板与职业经理之间常被理解为“君相”处事。君强相弱，君弱相强，朱元璋与张居正不可能同时出现。 文中老板显然精力充沛，斗志昂扬，他确实希望改变公司，但也确实需要改变自己。在一个非现代企业制度的体制内，老板需要的实际上是“高层次”的执行副总而非总经理。与之合作需要有更大的智慧，要在五个月内大功告成的想法显然过于单纯。 现实需要改变，但当事人要改变现实，至少需要在力法上改变自己。 北京汪中求细节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咨询师王筱宇 中国民营企业聘请职业经理人鲜有成功的案例。虽然不同企业原因各不相同，但共通之处就是民营企业的老板普遍存在“副驾驶”心态。职业经理人犹如企业聘请的驾驶员，而老板俨然“副驾驶”——有着多年驾驶经验、如今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观看新聘驾驶员操作。 一个完全没有驾驶经验的人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安全感往往不是十分明显。因为缺乏对驾驶常识的了解，即使驾驶员有一些违规或者不当的操作，他也懵然无知。相反，如果一个有着多年驾龄的人坐在副驾驶位置上，那么从一上车他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即使驾驶员的操作中规中矩，莫明其妙的担心也一直伴随着他。极端情况下，往往还会产生亲自操作的冲动。 中国民营企业的大多数老板都是以这种“副驾驶”心态与职业经理人相处的。 在职业经理人与企业老板这种“驾驶员”与“副驾驶”的关系中，不是“驾驶员”没有能力，而是“副驾驶”没有安全感，对“驾驶员”不放心。在实际中我们经常看到，在聘请了职业经理人后，老板在放权之初往往怅然若失、焦虑不安，这种心理状态持续下去的必然结果就是不断地将放出去的权力慢慢收上来，有自觉收回也有不自觉收回。长此以往，两者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职业经理人应该通过工作方式的改变最大限度地稀释老板的“副驾驶”心态。一是在做企业经营决策之前与老板沟通，让老板全面了解企业具体的经营动态，消除老板的疑虑。二是定期主动向老板述职，力争让老板知道各个经营措施的来龙去脉。三是在财务管理上要讲程序，让老板在财务上对自己放心。 总之，职业经理人应当理解老板的这种“副驾驶”心态。因为企业的终极责任由老板承担。企业做得不好，职业经理人只是跳槽，而老板可能要“跳楼”。 江苏省名味清坊特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甲佳 许多企业在成长的瓶颈阶段，都希望能引进到来自世界500强的职业经理。我所熟悉的浙江3-5亿销售规模的企业里面，这样的情形很普遍。那些职业经理经常跳来跳去，有些甚至是一茬杀掉另外一茬，企业成了清朝时期日俄战争的战场。老板一方面会自惭形秽，总觉得自己太土，自己和员工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一方面又会时常体会到遇人不淑的深刻含义，觉得自己咋就没有那个好的运气呢，又找了一个花瓶。 写辞职信的那位总经理，和大部分职业经理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能力为东家带来新的转机，蜜月期过了之后往往忽略掉企业既有的无形积累，希冀通过那些“通行”的东西去对企业进行格式化，时刻看到老板的不专业，看不见老板的智慧。不善于因势利导，事实上就是不善于将自己的“宝贵经验”进行本土化。 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个职业可以不要任何文凭，就是老板。其实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那个“文凭”是任何一所学校发不出来的。这封辞职信给我的最大启发就是，到民营企业担当重任，第一要研究老板，研究老板就是研究企业文化，第二是要研究业务，基于实际资源下的业务。这样才可能掌握很多张牌，以我们“专业”的名义打出去，而不是依靠所谓的专业本身。 山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宋瑞卿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很多民营企业都到了转型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职业化的管理。 老板希望聘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来促使企业管理的职业化，但职业化的困难不在于职业经理人而在于老板。改变企业首先要改变老板，而作为雇员的职业经理人要改变老板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大多数民营企业的老板，都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企业的成功，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企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但它继续发展下去的基础却不存在了。大多数老板意识不到这一点，把企业的成功看成个人的成功，把过去成功的经验，当成未来成功的绝技，不思

城市生活的空间结构与城市认同―以明代南京士绅社会为中心

作者： 暂无 来源： 浙江社会科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城市认同   士绅社会   城乡关系   城市空间   明代南京  

描述： 文化的“城市性”尚缺乏系统的讨论。施坚雅(C. WilliamSkinner)在三十年前曾就此提出两个问题——“(1)中国士大夫在何种程度上（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城市的？(2)中华帝国在何种程度上（又在何种

弘一大师温州情缘

作者： 暂无 来源： 收藏家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博物馆   印光法师   新文化运动   佛学   弘一大师   早期活动   李叔同   温州   居士   仁者  

描述： 稳当。是宗普被三根，未可嗤为愚夫愚妇之所为也。一浮、同庄不时晤谈。率复不具。 演音 中秋前二日奇远居士 附奉小联，希收入。（图1） 李叔同于1918年7月13日

富士达：快乐工厂的国际化梦想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中旬刊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本刊记者｜赵宏伟 “富士达是一个生产幸福与快乐的地方。”郭建雄认为员工在富士达如果没有感受到幸福与快乐就是自己最大的失职。“我在公司最重要的职责是两条，第一是公司的战略策略，第二是建立快乐型组织。我最害怕员工不快乐。” 西安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富士达”）是专业生产电子元器件的民营企业。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1000多家；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普通的企业在2009年6月6日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温家宝总理。 15点10分，温家宝总理一行来到富士达。“总理缓慢而清晰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那么有力，那么浑厚。”富士达总经理郭建雄回忆当时的情景。“国内这类企业，温总理只到过我们一家。”郭建雄显得十分自豪。 “我最害怕员工不快乐” 要说富士达，还得先说静心堂。明黄色的蒲团，咖啡色的长条桌，西域风情的地毯，还有一些简单的陈列，这就是静心堂的所有布置。落地窗是向南的，这间屋子有着最充足的阳光……这里是富士达员工喝茶静心的场所，是驱散忧郁与烦恼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富士达是一个生产幸福与快乐的地方。”郭建雄认为员工在富士达如果没有感受到幸福与快乐就是自己最大的失职。“我在公司最重要的职责是两条，第一是公司的战略策略，第二是建立快乐型组织。我最害怕员工不快乐。” 著名的管理学家约翰·科特（John P.Kotter）曾说，企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文化，经营业绩不过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技术可以让一家公司领先，但是文化却可以让一家企业独特。 2001年郭建雄亲自制定了《富士达企业文化诠释》，核心意思是：纯朴健康，积极向上。郭建雄喜欢用“伙伴”来称呼自己的每一位同事，还经常给“伙伴”写信以表达自己复杂的情感，落款则是“疼爱你们的家长郭建雄”。 郭建雄以对待家人的态度对待员工。公司成立12年来，富士达未因业务不好裁过一个员工。2008年底，几乎所有制造类企业都在为保利润而大幅裁员、降低薪酬，富士达的政策是：“不减薪、不裁员、不拖欠工资”。春节前，富士达的员工不仅领到了双薪，还领到了一对“颈椎枕”。郭健雄还特意强调，这是送给老人（员工父母）的礼物。 郭建雄希望在这个“家庭”里面，每个人都快乐。富士达有个“快乐热线”，任何员工不快乐都可以通过快乐热线和郭建雄预约，郭建雄自称有三招解决员工的不快乐问题。郭建雄所营造出的“快乐家庭文化”，不仅感染了富士达的每一个人。而且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客人前来参观学习。 可以看到，富士达长达12年的持续高成长特点与“快乐家庭文化”所形成的凝聚力，有着一定的呼应关系。谁都会为家庭而战。2008年，郭建雄又对富士达文化做了进一步的提炼，正式把佛、道、儒等国学智慧作为企业文化的指南，并提出通过若干年的努力，把富士达建成应用国学智慧管理现代企业的典范。 富士达为传达这样的文化，做了三件事：第一，成立国学沙龙，深入研究“儒释道”；第二，修建“静心堂”，每个员工只要心中不快，都可去这里喝喝茶、静静心；第三，成立富士达慈善基金，开始系统地做慈善事业。 郭建雄认为，开心快乐最重要。他经营企业的理念第一是经营身体，第二是经营家庭，第三才是经营事业。富士达现有900多名员工，平均年龄20几岁。“员工在富士达，不仅要学到知识，挣到钱，得到爱，更重要的是感悟人生的真谛”。公司除了建有一流的充满人性化的工作场所外，还建有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场地和600余平米的多功能活动室。“我希望员工把富士达作为工作的乐园，生活的公园和精神的家园”郭建雄饱含深情地说。 郭建雄希望，富士达的企业文化能够成为国学典范。不论郭健雄是否能够再次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充满个性的企业文化，至少可以使富士达与中国其他1000家同行有明显的文化差异。 突破技术便是突破国内国际市场大门12年前的创业历程，对富士达所有的创业者来说，是一段永远难忘的经历。在一无资金、二无厂房、三无设备的情况下，富士达的创业者白手起家，在西安电子城丁白村租用一间民房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 1998年，富士达靠五个人租一间民房起家，发展到今天，企业资产早已过亿，如今已成为亚洲第一个打破欧美行业话语权，制定两项国际标准的企业。富士达是如何实现超速发展的？ 这还要从富士达生产的产品说起。射频连接器是一种具有电气连接特性的元件，在部件与机柜、系统与子系统之间起着信号传递作用，广泛地应用于航空、航天、通讯、国防工业等领域，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产品之一。这一领域竞争十分激烈，但是技术门槛高。 富士达一名员工回忆说：“我刚进入富士达不久，郭建雄总经理就给我们描绘了富士达美好的前景，提出了‘创国货第一品牌、与国际名牌一比高低’的宏伟目标。当时我认为他是一个幻想家，因为我眼前的富士达仅仅只有五六个人，两间办公室，这如何能成为一个知名企业？可如今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 起初，郭建雄靠的就是“人”。总工程师武向文是5个创始人之一，此前和郭建雄一样在连接器行业搞技术研发工作。两人都觉得，连接器的技术并非高不可攀。公司规模不大的时候，凭借两人多年的研发经验，虽然用的设备是手推车床，但富士达的产品倒也有了不错的销路。 为了能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2000年郭建雄与西京公司合作，后者为富士达注资208万元。郭建雄将西京公司投入的资金全部购买了先进的设备，同时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专业技术队伍，专门从事产品的研发工作。2007年和2008年富士达获得两项国际标准与其不断的技术投入有关。 从表面上来看，郭建雄为了追求高端技术“牺牲”了很多，比如第一项国际标准的提报就需要花费几十万元的成本。事实上，他得到的更多。第一个国际标准形成后，各方的奖励也随之而来，比如西安高新区奖励富士达50万元，西安市科技局奖励60万元。 不过，更有价值的收获是，正如郭建雄当初所分析的那样，在突破技术之后，国际市场便顺势打开。自2005年富士达提报国际标准以来，德、法、美等国的企业主动与富士达联系。2008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从下半年开始，富士达的出口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中国国内3G牌照的发放，又让富士达“捡”回了损失，这其间还是因为技术。 如今，富士达的销售市场市场已形成三大板块。一块是国内通讯市场，一块是军工，还有一块是国际市场。在众多通信设备制造商的采购企业列表中，富士达都是A类供应商，比如华为。在军工领域，富士达更是以卓越的品质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我国民营企业从事军工配套的一个典范。 富士达的国际化梦想 2006年，富士达总工程师武向文代表中国，登上了德国柏林IEC/TC46年会的演讲台。 2007年2月，由富士达公司提报的IEC61169-37《STWX8射频连接器分规范》国际标准正式颁布，这是该行业在亚洲诞生的第一项国际标准，打破了欧美长期对该行业标准的垄断地位；2008年10月，IEC/TC46年会在西安举行；2008年底，富士达提报的第二项国际标准也获得通过，进入标准草案阶段。 富士达在标准上的自主创新打破了欧美国家对该领域标准的垄断，开创了陕西企业制订国际标准的先河，让国内外同行刮目相看。 2008年富士达出口超过总销售额的30%。在郭建雄看来，射频连接器属于“高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非常适合中国企业发展。“这个行业的特点决定了手工作业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国外企业看到，拿着烙铁在焊接的都是年龄偏大的工人，那些员工的人力成本相当于我们国内的若干倍，只要我们技术质量和他们接近,他们怎么可能竞争得过我们呢？” 目前，中国的射频连接器行业中已经扎堆了1000余家大大小小的企业，竞争白热化，但富士达却仍然游刃有余。“我们有一家美国客户，原来还有德国和丹麦的供应商，后来竞争不过我们就退出了。国内有家供应商找到这个客户，表示富士达报价5美元的一款产品，他们2美元就可以做，结果美国客户的回复是：看都不用去看。” 郭建雄自信地说，富士达通过系统能够为客户提供一清二楚的数据分析，非常具有说服力。“这些行业的专家都知道2美元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你的产品只能用很差的材料，否则成本都保不住。国外客户到中国并不是找最便宜的，只找最合适的。”更快的反应速度、更高的品质

传承与创新：大学生国学教育之必要论

作者： 暂无 来源： 山东文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国学   素养   传承   创新  

描述： ”．让国学教育结出硕果。 （作者单位：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岂之．中华

试论凤凰网历史专题的策划特色及对党史期刊的启示

作者： 暂无 来源： 党史文苑·学术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启示   特色   专题策划   凤凰网历史专题  

描述： 学习、思考和借鉴。 一、凤凰网历史专题的创新设置 笔者经过统计，从2008年8月1日起至2010年5月13日止，凤凰网“历史·专题”板块共上传历史专题109个，还有少数专题如纪念

你，和少年的你

作者： 暂无 来源： 青年一代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 “恋爱这种东西，说到底，是一种悖德的喜悦。” 盲从主流幸福观的人一茬一茬走过青春期迈人中年再是老年。闭门的异类忍受着全社会给予的蔑视和忽视，也一样可以走过青春期迈人中年再是老年。谁都

孔子是日本民族崛起的引路人

作者： 暂无 来源： 真情·下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感恩节来到了，与日本孔子庙的石川教授交谈起来，为什么中国没有感恩节？石川教授讲，中国应该跟我们一起将今天定为对孔子的感恩节，对大和民族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当属中国的儒家思想，给日本带来繁荣富强的应首数孔子，因为德川家康就是以孔子的思想统治一切，让日本江户时代度过二百年繁荣稳定的岁月，从此日本崛起成为亚洲的强国。所以说，孔子是日本大和民族富强的救世主。 记起我的好友、中国通的日本民主党前经济委员长说得好：东方红，太阳起，亚洲出了个孔夫子，他为人民搞教育，呼尔嗨哟，他是百姓的好导师。东方晓，孔子笑，他为东亚谋正道，忽而嗨哟，他是中日好领导。东方亮，儒教旺，他为日本指富强，忽而嗨哟，救星孔子放光芒！ 日本大儒商、软银金融大学的北尾校长在前不久的开学典礼上致辞：孔教儒学是日本人安身立命、走向繁荣的发动机。孔子对日本的影响比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哲学对日本的影响都大。日本儒教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国、家、人是道德的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推崇和恭宽敏慧，让人们加强教育并忠诚可信，以此来推广现代科学与进步。所以讲，日本人都是孔教徒。 从上所述，日本精神的儒教层是日本今天成功的基础，为温故而知新，我来叙述：孔子的影响与日本人的成功。 说起儒家思想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大致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当时，日本开始与中国交往，曾多次派出“遣唐使”访问中国。 “遣唐使”的重要使命就是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 随“遣唐使”前往中国的，还有一大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以日本人特有的勤奋精神，像蜜蜂在百花丛中采蜜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学成回到日本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致力于传授中国的文化精华，成为儒家思想的出色传播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中国的儒家思想，迅速在大和民族中扎下了根。到了日本的平安时代，儒教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教育界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各类学校，大都以孔子的《论语》作为主要教材。 从源赖朝建镰仓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日本一直是武士统治的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统治者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要求国民“为主尽忠”，死而后已，尚武勇，寡人欲，重廉耻，守纪律。这种武士道的精神，就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理论支柱的。孔子思想中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也成了日本民族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随着儒教教育的不断发展，日本各地的学校大多也以儒教教育为中心，并把《三注》、《四书》、《五经》、《列传》列入官方规定的教科书，其他书籍不得作为授课的内容。 到了江户时代，幕府正式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民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为普及儒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儒教在日本进入了全盛时期。德川幕府制定了将军、大将、士、农、工、商等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下层人士对自己的主子必须无限忠诚、绝对服从。 德川家康把中国南宋时期朱熹创建的儒教新体系引入日本，把“朱子学”定为官学，大量出版、发行《论语》、《周易》等书籍，并且录用了大批的儒学者，特别是重用了当时著名的儒学者藤原惺窝、室鸠巢等。德川幕府不仅在学术和教化上，而且在政务上都要征求、尊重、采纳这些儒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此时的日本，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从高等教育到初级教育，直至女子教育、幼儿教育，都是清一色的儒教。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封建体制瓦解了，儒教也首当其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追上西欧各国，积极引进西欧的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近代管理经验。但是日本政府在短暂的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要巩固新体制，光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首先征服人心，解决人心散乱的问题。而征服人心的最有效的武器，当属国民崇尚的儒家思想。 因此，新政府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引入新体制中，竭尽全力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候，政府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就利用孔子所倡导的“忠”、 “孝”等观念来控制国民的思想。 为此，政府还专门制定了三条政策：其一，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教育：其二，继续举行孔子祭祀典礼，把孔子神化：其三，大力开展儒教研究活动。这样，儒家思想再次走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设中。 那么，日本商人究竟从中国的儒教中受到了那些影响呢？ 首先是把“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极力倡导“中庸之道”，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劝诫人们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即使受到委屈，被人咒骂也不怨恨，不动怒。 政府推行孔子思想的要旨就是，培育民众的“和为贵”的思想，从而增强国家和团体的凝聚力和黏合力。日本商人把这些儒家思想导入企业管理领域，使之与日本民族高度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管理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日本民族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奉为民族精神的精髓，甚至把自己的民族称为“大和民族”；而日本的商人，则把“和为贵”的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从而成功地培育出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 日本的一些大公司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之余的时间，举办以厂为单位的职员联谊会或组织职员集体旅行，其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让员工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建立感情，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从而在整个公司中逐步形成一种亲密感、认同感和一种“和”的氛围。这和欧美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欧美人认为，每天都在一起上班，天天见面，没有必要再浪费个人时间去喝酒联谊，集体旅行。但是日本人却认为，这种联谊和旅行是十分必要的。老板意识到，这种集体活动是培养员工的亲和感，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广大员工则认为，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是员工的光荣和职责，谁如果不参加，不但会遭到同事的冷眼，而且在家庭中也会受到亲属的责怪。 由此可见，日本企业界相当重视企业内部的“和”，煞费苦心地维持企业内部亲密和谐的氛围。日本人不能容忍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缺乏集体精神的必然结果是自私自利。可以说，日本企业中没有个人主义和激烈的内部对立，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是日本企业最为突出的共性特征，而联谊会和集体旅行则是培育这种共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日本商人极力倡导老板与员工结成相依相辅、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它对内可以化解各种矛盾，增进团结，对外则有利于培育竞争意识，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对日本发展成为现在的经济大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次是把孔子的“礼治”、 “德治”作为企业的管理圣经。 所谓“礼治”和“德治”，是指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而是以“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也就是说，把礼义、道德放在办好企业的第一位，依靠礼义、道德教育使企业、机构变得办事高效率且员工充满活力。 日本商人十分重视这种“礼治”和“德治”。他们首先要求企业的员工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招聘员工时就非常注重道德品质方面的考核，并从他们进厂的那天起就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重用时，更是把道德素养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相对而言，欧美企业是“重才不重德”，选拔人才侧重于才能，不太注重道德品质，对员工的道德素养的教育开发就更不关心了，认为这是员工个人的私事。 再次是把孔子的《论语》作为企业的经营指南。 《论语》一书主要是阐释“人应该怎样活着”的为人之道，但日本商人也从中找到了一些关于经济管理的论述，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他们把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借着民众能够得利的事使他们得利，你不就是给人恩惠而不需破费吗？选择可以役使民众的事情和时机来役使人民，还有谁会抱怨呢？ 日本的许多著名的商人都把《论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把它当成为人处世和经营管理的指南。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就是其中的典型。 我的好友、原日航的会长伊藤淳二认为，《论语》不仅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而且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一部无可替代的谋略经典。他向我讲述： “我初次接触到《论语》大约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