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在元词中的接受研究

作者： 暂无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下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背景 1．元代社会背景概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斗争与融合。元代是有史以来首次由一个落后游牧民族统治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血腥掠夺的阶段。元军南下攻宋时，官兵嗜杀，大肆

传承与创新：大学生国学教育之必要论

作者： 暂无 来源： 山东文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国学   素养   传承   创新  

描述： ”．让国学教育结出硕果。 （作者单位：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岂之．中华

论和谐校园文化的核心理念

作者： 暂无 来源： 广西教育·C版职业教育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和谐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   和谐文化   核心理念  

描述： 。“以人为本”的和谐校园文化理念所追求的人的和谐，包括两个维度四个方面：一是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共存，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包括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和谐。 1

诗词教学探微

作者： 暂无 来源： 老年教育·老年大学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中华诗词   文化人格塑造   学习兴趣   古体诗词   诗词教学   学员   老年人   古典诗词   老年大学   精选教材  

描述： 、背诵表演、诗词接力等等。学员们兴趣浓烈，课堂气氛活跃。通过教学，许多学员诵诗、背诗已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生命中的一种乐趣。如78岁的老学员陈宛谋风雨无阻坚持上学，每天都要读背1～2首诗，连买菜

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暂无 来源： 书城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沈建中 二00八年尾最漆黑的夜晚，资中筠先生突来短函：“陈乐民病重的消息想你已听说。他终于不治，于昨日凌晨去世。知念故告。我已有思想准备，能理性对待，请勿念。其他沪上老友问到时请转告。”惊极！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国际问题专家陈乐民先生在《万象》连载的“启蒙札记”成了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思想文化遗嘱”，恸极！怆然彻夜。“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他那灼热之语，恒久回响；脑海中亦盘桓着他每每莅沪相聚甚欢的情景，成了申城东西朋友相聚的契机。最后见到他是二OO七年秋，他应邀出席徐光启研讨会，其间小聚数次，他还应贺君约稿为《新民晚报》副刊赶写了《徐光启“练兵”》。返京前夜，我去话别，见他虚弱，原来早晨去“透析”，在寒风冷雨中久等出租车无着，只得返回与医院联系推迟，如此折腾大伤元气。这让我至今深为内疚，怎能忘了提前为他预订车辆。随后检出他的著作，最夺目的是他书法题赠：“徜徉三种，闲时翻翻。”此集涉及文史哲艺，乃至西方思想、哲学，欧洲史与国际关系研究。阅而未却步，洵属精雅可读。况且有几篇，让我处于怀想状态，读到熟悉的语句，仿佛又承謦款，不觉宛如昨夜星辰昨夜风。 十年前秋天，因我印出《世纪肖像》的机缘而有幸初识陈先生夫妇，在《文汇报》“笔会”筵席上，陈先生始终浅浅地笑着，专注地听大家说话，我没能与他更多交谈，但这位慈眉善目的长者甚可亲。不久应约去华师大住地拜访，他不爱高谈阔论，却以质朴的言语，与我谈起参观上图手稿展“很是陶醉”，所谈观点，大都写在文章里，如行云流水而明了丰富。又谈他景仰叶圣陶，游用直是为此而去的，顺口背出叶老一首五律，说自己“偶然发躁时，想想这诗，火气就下去了”，初交不敢相烦抄录。可在一季后，便读到其《角直行》，不仅录有此诗，又使我重温那富有文采的“写话”，回味无穷。 他们夫妇每年春秋南下讲学，因此我拜谒他们的机会亦多。在见到陈先生之前的一九九五年尾，正读着《学海岸边》，他谈潘光旦诗稿“茶烟香袅逗高歌”，他感慨“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他直抒胸臆“为学术而学术”，令我心折。不久又在友人处大饱眼福，一是去小静君办公室，他刚倒了一杯水后，就取出陈先生<书巢漫笔》书稿让我看，蝇头行楷，满纸娟秀劲拔，页页洋溢着醇厚的书卷气，我俩边阅边赞叹。二是到绪源君处投稿，他也兴奋地取出陈先生法书胡适青年时告别文言以前译的拜伦《哀希腊歌》十六首手卷，让我观赏，大为得意地说是给陈先生出的题目：写一幅以古体诗翻译的外国诗。羡慕呵！当我接到余君的电话邀我拜见陈先生时，不说欣喜若狂，然为之雀跃必无疑。——我暗自思忖设法求得墨宝。这种趋利私心，在与他相熟不久即如幻影似地消失殆尽。 陈先生莅沪仍要“透析”，先是仁济医院，后在中山医院。他轻松地说：一九八O年代后半期他的工作最忙碌，不得不为繁重的行政杂事操劳，“幸好！我病倒了。”他竟把病重治疗视为治学的机会，就此能沉下心来对中欧文明史重新考察，笑日“因祸得福”，然而亲眼所见，让我看到病情残酷的真相。那次一大早我与资先生陪他去浦西做“透析”，他照旧带上功课，躺在仪器上，旁若无人地阅读、思考和写作。到中午去接他时，见他很疲惫，严重摧折他的精力体力。那是危及生命的病，其坚强毅力和所受痛苦，可以想见。但他非常平静又理性地接受这个现实：“我的有效生命只剩下一半了。一切所要做和所能做的事，都只能在病中去做了。”我暗下决心，绝不开口求墨宝，他的时间太有限了！有次陪同游古镇西塘，他发觉一片清雅竹影，嘱我拍下来，拟绘一幅画给我。我估计他返京后无暇顾及，便抑制“贪婪”，坚不索取，并将遗憾引为“懂事”而慰藉。 他在与死神赛跑的十余年间，留下等身著述。听他谈及假如活到八十岁，最大理想是，除了继续整理莱布尼茨的政治哲学、历史读本和书信集编选，进一步梳理欧洲启蒙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还准备写一部《徐光启评传》。可他还差两年就八十岁了！想到这位大学者的未竟之业，扼腕不已。 研究徐光启成了沪上相聚的重要话题，听他谈论，总是讲得透彻。他把王重民《徐光启集》和梁家勉《徐光启年谱》“差不多已翻烂了”，又言：“我自‘邂逅’徐光启以来已三十年矣，其间对他的理解越来越深，对其为人、其才华、其识见、其影响，常有挖掘不尽之感。”引起我深深思索，他何以对徐光启情有独钟？他说：“徐公终其一生，锐意进取，其志弥坚，这在已见隳堕破败的晚明堪称空谷足音，愈见其与文恬武嬉之不能相容，同保残守阙之旧儒亦判若泾渭。他暮年革除时弊之心未稍减，所系念的与皈依耶教之信仰实不相干，而所继承发明的乃是几千年中国忠贞耿介的知识分子的报国济世之志，但是，国已不同，其志难遂了。……其沉痛凄苦的心境毫无掩饰。”他在华师大讲台上动情地道：“我为徐光启鸣不平，如果他能生活在另一种政治文明的环境之下，他的成就将更大！”并认为历来文选所选《甘薯疏序》，并非其代表作，而最能表达其思想的是（《辨学章疏》。这足以说明其致力于徐光启研究的精神所在。 一九八O年代，时常听方行与顾廷龙、潘景郑、胡道静诸老讨论搜集整理徐光启史料、修缮其墓，而我只是听听而已，当时购得《徐光启著译集》线装本两函亦束之高阁，今天想来为如此无知无识而羞愧难当。当二OOO年春陈先生问我知徐光启否？我答得浅薄，他却显得高兴，说此前来打听，均未得要领。他嘱我打听徐氏诞生地址，还有一个徐光启研究会，希望能建立联系。转眼秋天，他希望我能协助他写作《徐光启评传》，要求我读徐氏《集》、《年谱》。二00五年春，他抽空在住所给我讲了两个上午的课，还给我布置了作业，先作“年表”，并开了参考书目。通过滨海君介绍，与陈先生访问徐汇区文化局，恰巧筹备重修徐墓，给我们观看设计方案，陪同参观徐墓旧址，我恰好带着相机，把他仔细勘察断碑残石的情景拍摄下来了。他回京后赐我《徐光启赞》：“旅沪时曾与建中言及徐公事迹并新修徐墓事，因草成一联，并数言以序。”其情可感，我得以聆听他述徐光启事迹，最使他赞不绝口的是徐氏“生无媚人之骨”，从不参与党派之争；晚年痛感“卧病一日则误一日之事”；毕生清廉，死后“家无余资，薄棺一具，书稿数束”。 听得有些皮毛感觉，脑中竟会灵光一闪，陈先生与徐氏何其相似！现在才知道有此感受者居多。他平素似乎很逍遥自在，可一旦触及时弊，立刻义正严词。我注意到他的一席话，越研究越觉得徐公有一种与时俗不同、既独立思考又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都求精责实，一丝不苟，这是我们民族最需要的精神和品格。而何方先生描述更具体了，他“和我当年的两位领导张闻天、李一氓有点相似：不攀领导、不傍名人，惮于交际，处世乏术，视钱财如粪土，视名位若浮云，只是学而不厌，钻研不辍，我行我素，默默无闻，知之者谓书生本色，一般人则批评为清高。有的为此倒霉、得不到升迁，但他们还是依然故我”。 然而，那年“非典”疫情过后，我的工作遭遇困难而无法顾及继续为陈先生《徐光启评传》出力，每念及此事，怅惘不已，这样的机会永远失却了。但我一直保存着听课笔记，其中教我如何既广博又精微的治学方法，让我受益无尽。 二OOO年初夏，陈先生夫妇逗留沪上，恰好拙编施蛰存《云间语小录》印出，乃持书相赠，施老建议我陪他俩游松江。那日大热，甫入城便往醉白池，行长廊，越石桥，过水杉林，有一棵四百余年的古香樟树与董其昌有关，便不觉聊起“民抄董宦事实”，《云间语小录》有述“董其昌”篇，施老还有一篇《董其昌是什么人？》，很有意思，成了一路上的话题，陈先生后来作了<董其昌》，读后使我又访读了清代叶廷瑁《鸥陂渔话》和肖张种《淞南识小录》。 陈先生赞赏《云间语小录》印制有特色，彼时文人自幼学书，写出来的便是美术。他为之感喟，此书“文史、方志价值如何‘估价’？识者心中洞明，然只印区区二千册！但愿书业让出能畅销的书的一小部分纸张，印些传世之作，以继文化香火”。他知道我在整理编选施蛰存先生著述，总是不断鼓励，我前后寄上拙编施老著作多种，他说，大有“识之恨晚”之感：“常置案头，每信手翻阅，便如啖橄榄，甘如清泉。”“不禁感到一种不为形役、不为物徙的淡泊的精神，仿佛看到老先生屏息凝神、伏案劳作的情景。”为此，他先后写了（（硕学施蛰存》、《（唐碑百选）见精神》。 我有幸拜读到他寄赐《硕学施蛰存》原稿复印件，展卷一过，墨迹隽逸萧飒，纸稿呈现了他修改的过程，保留了他作文思考的痕迹。他教我如何作文说，真要写到平和、简洁、流畅，非得先考虑明白；有时只能靠一遍一遍地修改，等想通了，文章也就顺了。他曾在信中说我写的文章他们都看了，希望我多写。勉励之意，跃然纸上。 他每次过沪都能给我以指教。有次他下榻在衡山路上某公寓，我去看望他，他就研究施蛰存问题，谈了一个上午，给了我诸多启示。他强调，做学问就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下去，要剥到核心；如有文史哲的深厚学养，研究的穿透力就大不一样了。我在撰写《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时，竭力遵循他的教导，考察出处源流，凡可确认者确认之，当辨证者辨证之，当存疑者

同临共赏·重塑空间结构——黄庭坚草书艺术及《廉颇蔺相如列传》赏临

作者： 暂无 来源： 青少年书法·青年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空间结构   草书艺术   时间节奏   狂草   《廉颇蔺相如列传》   黄庭坚  

描述： 重新的组合和构成。如“燕王私握”（图1）（《廉颇蔺相如列传》）“私”字左边“禾”大，右边“厶”小，“握”字就接在右边笔画少的下面，与“私”字组成一个新的组合，“私”与“握”之间的组合不是靠线条的映带

中国“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何处去

作者： 暂无 来源： 中国市场·智库版（黑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最近几个月，沸腾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迎来了一群新的玩家：大型国企。一方面，各大国有房地产商发动强大攻势，不膳重金夺取大量黄金地段，从而将已经很高的地价推向新高；另—方面，那些不主营房地产业务的央企也纷沓而至，力图在日渐扩大的地产市场上分一杯羹。在国有经济已经控制了电信、石油、煤矿、烟草、电力、航运等利润最高、效益最好的垄断行业后，房地产业似乎在成为下一个热门，因为土地几乎是整个经济体系里尚未被占有和开发殆尽的唯一核心资源。 我们可以把中国这种独具特色的经济模式叫做“国家主义经济模式”( EconomicStatism)，或者“经济国家主义”。应该明确，它与现代西方的凯恩斯主义、前苏联的斯大林体制、北欧模式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迥然不同，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模式”。所渭经济国家主义，是指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某些关键领域和环节全面控制和支配，尤其是在信贷、土地、流通、资源等关乎宏观经济全局的核心领域，以行政权力和政府运作代替市场机制和私营企业。 从“盐铁官营”到“央企时代” 中国国家主义经济模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的集权国家建构。根据西汉《盐铁论》的描述，这一模式已经支配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命脉。汉武帝时代国家掌握的盐铁酒业，正是中国式“国有企业”的最早雏形，而群儒对于官方经济政策的批评和质疑，包含了许多对民间资本最早的辩护。后来在王莽和王安石两次大规模的改革中，政府又曾尝试系统和全面地控制整个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源和财富，动员全部的社会剩余进行战争或社会改造。王莽事无巨细的国营垄断计划和针对所有大小行业的营业税，大概是历史上最全面的一次经济“国有化”战略。王安石提出的国有对农村信贷和商业的垄断性经营，也算是世界上头一遭如此大规模地推行国有银行和供销制度了。 “国家主义”大多时候不会太泛滥，国家在常态下也给予民营经济发展空间，而把主导权限于国民经济的部分关键领域，基本上能够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之间维持一个平衡。 如果说“经济国家主义”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那么近代以来各种内外因素更强化着中国的经济国家主义。一言蔽之，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是“危机”催生的，是清帝国和随后的中国历代政权在危机下被迫或者主动选择的、由国家主导的制度变革。有两点对这些变革至关重要：首先，这不是用一种全新的体系去取代旧体系，而是延续旧体系的某些规则，并且将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其次，每一次制度变化又限定了下一轮发展和变化的路径，也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所说的“路径依赖”。 晚清危机的内忧外患，使得帝国被迫放弃千年来支配帝国权力的科举制度及其相关的政治、文化、经济制度，改变了上千年来文化一政治精英的统治格局，为社会力量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两次鸦片战争失利后的洋务运动虽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提高中国的国力，但却留下了“官督商办”这一早期的“国企”制度模式，从国有军工和重工业蔓延到民生产业；以日本侵华战争为契机，国民政府重组了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最早的集政治、社会、经济功能于一身的大型国有企业和银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国有企业和单位制度的起源；在与国民党政府以及“三座大山”的对抗中，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缔造了新中国独有的国家集权、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在冷战的严酷环境和激烈竞争条件下，毛泽东发动了数次大规模的、改造中国经济社会形态的政治运动，企图引入地方社会力量直接参与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结果导致空前的危机；三十年前，在文革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危机面前，中国政府选择了改革开放；二十年前，在苏东体制垮台之初，中国进一步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步骤地对国有企业、社会事业（事业单位）、税收制度、外贸与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又以“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以及集中税权的分税制改革最为关键。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都在促使中国经济结构与发展战略的调整。当年，通过朱镕基“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国家把大部分地方和小型国有企业的命运交予市场，而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全国性企业存留下来，成为庞大的中央直属国有企业集团（央企）。这些在资源、信贷和政策等方面居于有利地位的经济实体成为日益市场化格局下中国国家主义模式的新支柱，也标志着已经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模式”在当代得到了“完美复制”。 “国家主义”利与弊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诞生于危机的国家主义体制最大的优势也确实在“危机时刻”才能得到全面体现。就拿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来看，中国无疑是政府反应最快、干预力度最强，同时也是效果最为明显的国家。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和地方政府在异常松弛的信贷政策下投入的若千万亿“经济刺激”方案已经颇见成效。这若千万亿到哪里去了？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很大一部分正是流入了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手中，然后再流向各种金融、生产要素以及商品市场。于是就发生了目前正在展开的国企声势浩大的买地运动，从拉动内需、促进GDP快速增长这一点来看，它的作用无疑是正面的。 以央企为代表的中国经济中强大的国家力量，除了有应付危机的优势以外，还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战略意义。首先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强大的国有部门有利于国家执行某些经济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部分产业政策；其次，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一些提供公共和国防产品的部门确实有必要或者只能处于国有资本控制之下。 但是，从现在看来，经济国家主义的过于强大造成的问题已经超过了它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正面功能，甚至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威胁。 首先，过于强大的国家经济主义已经间接成为许多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这一点和历史上经济国家主义的困局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让国有资本在许多关键性、战略性部门扮演一个关键的甚至主导性的角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像参加盐铁会议的儒家知识分子最先提到的，国有资本过度的膨胀将演变成“与民争利”。众所周知，在当今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做到、也很难真正做到真正的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因此，国有资本在政策、价格和信贷等方面享受优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就造成国民经济分配系统一系列的不平等和无效率。从产品市场看，许多服务商品的价格或者由于缺乏有效市场竞争而偏高，例如民航、银行和能源；从资本市场看，虽然民营企业和个体创业者在他们所存在的行业里总体上效率更高，但融资却比国企困难得多；从劳务市场看，大型国企、尤其是被称为“豪门”的央企雇员的实际收入和福利要比同行业民企雇员收入高得多，比起国民经济平均收入更是高出3—4倍有余，而劳动的价值和效率却不一定更好。那些效益好、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如同一个个独立王国，在国家与政府的羽翼下可以灵活分配垄断“租金”，却不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社会价值。这就导致社会财富的转移而不是创造。其结果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和不平等，从而导致社会不满的产生。 国家加强对经济控制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扩大税收，增强国家本身财力，进一步加强对经济的引导与调控能力。的确，自从分税制和“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实行后，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收入得到明显提高，而其中一大部分正是来自于国企。另—方面，从2007年起，中央政府也开始向部分国企征缴所谓“暴利税”。但从长远来看，过度的国家主义对税基有极其负面的影响。这是因为上述“良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国家税基的不断增长，但是国家税基的长期增长，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而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在政策法规上越是相对扶助国有企业，也就越压抑生产率较高的私营部门的发展。 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正处在一个许多资源尚未充分市场化的时代，城市化方兴未艾，交通信息产业起步不久，金融市场尚未完全成型，最重要的“人口红利”也还未结束。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源泉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例如土地资源开发、人口转移、基础建设投资等，而不是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现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政策大幅度向国企倾斜，税收也大力依靠国企，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被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排斥在外。这就导致了国民经济体系激励机制宏观上的严重扭曲，从而进一步导致微观层面的扭曲——垄断性国企内部缺乏效率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有理由怀疑，若干年后，当中国“结构性”增长要素开始枯竭的时候，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国企如何继续为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税基？甚至不需要等到那么远。如果让这种体制造成的畸形分配格局继续发展，也逐渐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动摇经济发展的基础。从各国经济发展经验看，财富产生于在规制下开放的竞争，对外封闭的利益分配集团越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僵化，以致走向停滞。这一基本规律适用于历史上任何国家过度干预的体制，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国企改革曾从战

论汉代“顺权和合”的政治文化生态及对艺文之影响

作者： 暂无 来源： 社会科学论坛·上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汉朝汲取秦亡国之历史教训和借鉴三代治国经念道儒接续，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了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汉朝；黄老；儒学艺文；文艺；和谐。 【作者简介】谭立，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信息工程学校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学。 汉初立国，颇思三代故事，复省暴秦之亡。贾谊言之，“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待也”。 一舟既覆，足以警人。为免蹈强秦之覆辙，权变其法，改驱民奔劳为养民守业，势在必行。《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日：“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高祖本纪》：“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初治国，充分考量前代行政得失，民心向背，以安稳为要，先行黄老。《汉书·外戚列传》日：“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辅以激励措施，《汉书·儒林传》载：“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大乱之后，民心思定。帝王德化其民，率先垂范，崇尚恭俭，民众摆脱暴政烦苛，安居乐业，经济逐步恢复并走向繁荣。《汉书·文帝纪》载：“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与匈奴结和亲，后而北约入盗，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汉书·景帝纪》：“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哉！” 贾生日：“劳民之易与为仁。”疲敝民众所求至微至陋，汉初国策，循依三章约法顺民意得天下之例，军政不扰人民，使之休养生息；设礼仪，置行政，封疆土，慰功臣，是以天下臣民各安其位，各守其本。此顺天应人之举，颇得民心。天下历“文景之治”，万民称颂汉德，奠定了汉代四百年基业，且为武帝隆儒，以进一步增强国力创造了条件。由此看来，提倡“不折腾”理念虽属老聃，实行“不折腾”政策当首推高祖。 在执行与民休息国策的同时，制定礼乐制度，完善社会政治体系。《史记·乐书》载：《传》曰：‘制定功成，礼乐乃兴。’”汉朝国事甫定，高祖首倡礼制，使叔孙通创制度，垂典后世。《汉书·高帝纪》载：“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汉书·礼乐制》载：“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至武帝即位，进用英隽，议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 汉朝制礼，汲取前朝速亡之教训，文武相兼，尤重文德，辅以武威。《资治通鉴·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中》载：“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儒生三十余人。”[13]孔子儒宗，鲁儒生之祖，生不逢时犹拳拳于以儒道辅政匡时，致君尧舜，今者占尽天时、地利、人望。《汉书·儒林传》曰：“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叔孙通制礼仪，首用鲁儒生，是为遵循古制，重显纯儒，示之运承三皇五帝先圣正脉，以正天下视听。万民素仰慕古道，向往人君广施仁政以德服人，任其安居乐业，是谓王风民草，众望所归。《汉书·刑法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大局初定，其行政须文武兼备，德刑并举，若失刑罚，难免作奸犯科凌上为乱又起，故此叔孙通制礼，杂以秦制，非为倚重，实乃有以警示。 制定礼仪的指导思想，乃秉承上古传统，在一个“争”字上着眼。汉朝谋国者对于“争”的利弊以及一系列结果有着充分的引证研凿，并以战国、秦朝故事加以验证，由此形成了至为深彻的理解。 《史记·礼书》曰：“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在此，着重分析礼制产生的原由乃是人欲之无止境，因此产生激愤与争斗，进而演变为动乱、战乱和征伐，自此丧失天下太平，甚者，常可致君臣失序，国祚堪危。《后汉书·礼仪》曰：“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如此关涉邦国安危、万民福祉的要政，必然引起谋国者高度重视。 “争”既是万乱之源，故此“止争”为治国要术。如何止争，因应之法首在黄老、儒学。黄老尚无为、不争，其利在于大乱剧变之后有以安民心、复元气；其弊在于积久往往导致民心散涣，国政疲懦，难于保民长远，且少专门论及家庭人伦日常行止，失之粗疏虚泛。儒学具源远流长之“六艺”经典，凡是人伦自然，天同覆地同载，无所不及。自生至卒、自己至人、自家至国均一一宗核名实，兼顾靡遗，是谓根深叶茂，广为熟稔。《汉书·儒林传》述日：“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渚，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于是乎，“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19]。窦太后既崩，武帝审时度势隆推儒术。儒虽难进取，可与守成，相对于黄老略为精进。武帝此举为考量国是民愿，作根本性国策制定，乃时代中进一步深根固柢的明智之举，并于西汉中叶做逐步完善和固定。 黄老以自然无为止“争”，儒学以礼义中庸制“争”《汉书·扬雄传》载扬雄撰《法言》曰：“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汉书·礼乐志》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先王耻其乱也，古制雅颂之声，本之性情，稽之度数，制之礼仪，合生气之和。”《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圣王之道在于肃承天命，抚辑万方，混同一体，无所偏倚。儒学中庸之法，进而不过，退而不萎，中正和谐诸方兼顾。 王德如风，民偃如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汉书·儒林传》载：“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儒林若逢甘霖，就此生机勃勃，诸多学者以此显贵。“申公，鲁人也。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丘伯受《诗》。汉兴，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于鲁南宫……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韦贤治《诗》，事大江公及许生，又治《礼》，至丞相。传子玄成，以淮阳中尉论石渠，后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汉武尊儒之后，六经博士峨冠博带，轩恢隆赫，“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以合众声于中和为国家长安久治之根本，以“顺权通变”始，“和合混同”终，形成的礼敬循序、中正圆通的主流政治文化生态，贯穿于有汉一代及后世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之中，并对艺文之形成和评价产生深远影响《后汉书·礼仪》云：“天尊地卑，君庄臣恭。质文通变，哀敬交从。元序斯立，家邦乃隆。”以扬雄为例，扬雄唯乐研习纯正经典，非圣不好，拂意不事，处处讲究中和纯正，撰有《法言》。史载：“《法言》文多不著，独著其目……芒芒天道，在昔圣考，过则失中，不及则不至，不可奸罔。撰《问道》第四……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撰《先知》第九。”纵观扬雄，自少及长，在野在朝，是为承接传统儒家文化，心绪端正，目标明确，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之醇儒，嗜经典、崇圣贤，慕相如，惜屈子，兼好辞章。扬雄既为庙

东汉思想家王充和他的《论衡》

作者： 暂无 来源： 语文世界·高中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关键词： 后汉书   思想家   王充   东汉   唯物主义   仲长统   《论衡》  

描述： 无影无踪。 所以，王充认为虚传妄授的危害莫过于著书立说，因为白纸黑字，特别具有迷惑性；而如果说解的人又不加考察审核，更容易造成虚假乱真的局面。他列举古代传著中出现的众多虚妄，指出写在书上的事

孔子是日本民族崛起的引路人

作者： 暂无 来源： 真情·下半月 年份： 2010 文献类型 ： 期刊

描述： 感恩节来到了，与日本孔子庙的石川教授交谈起来，为什么中国没有感恩节？石川教授讲，中国应该跟我们一起将今天定为对孔子的感恩节，对大和民族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当属中国的儒家思想，给日本带来繁荣富强的应首数孔子，因为德川家康就是以孔子的思想统治一切，让日本江户时代度过二百年繁荣稳定的岁月，从此日本崛起成为亚洲的强国。所以说，孔子是日本大和民族富强的救世主。 记起我的好友、中国通的日本民主党前经济委员长说得好：东方红，太阳起，亚洲出了个孔夫子，他为人民搞教育，呼尔嗨哟，他是百姓的好导师。东方晓，孔子笑，他为东亚谋正道，忽而嗨哟，他是中日好领导。东方亮，儒教旺，他为日本指富强，忽而嗨哟，救星孔子放光芒！ 日本大儒商、软银金融大学的北尾校长在前不久的开学典礼上致辞：孔教儒学是日本人安身立命、走向繁荣的发动机。孔子对日本的影响比任何一种传统、宗教、哲学对日本的影响都大。日本儒教之所以成功，还在于国、家、人是道德的基础，强调仁义礼智信，推崇和恭宽敏慧，让人们加强教育并忠诚可信，以此来推广现代科学与进步。所以讲，日本人都是孔教徒。 从上所述，日本精神的儒教层是日本今天成功的基础，为温故而知新，我来叙述：孔子的影响与日本人的成功。 说起儒家思想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大致在中国的隋唐时期。当时，日本开始与中国交往，曾多次派出“遣唐使”访问中国。 “遣唐使”的重要使命就是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 随“遣唐使”前往中国的，还有一大批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以日本人特有的勤奋精神，像蜜蜂在百花丛中采蜜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汲取其中的精华。学成回到日本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致力于传授中国的文化精华，成为儒家思想的出色传播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中国的儒家思想，迅速在大和民族中扎下了根。到了日本的平安时代，儒教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教育界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各类学校，大都以孔子的《论语》作为主要教材。 从源赖朝建镰仓幕府，一直到德川幕府，日本一直是武士统治的时代。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日本统治者大力宣扬武士道精神，要求国民“为主尽忠”，死而后已，尚武勇，寡人欲，重廉耻，守纪律。这种武士道的精神，就是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理论支柱的。孔子思想中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也成了日本民族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随着儒教教育的不断发展，日本各地的学校大多也以儒教教育为中心，并把《三注》、《四书》、《五经》、《列传》列入官方规定的教科书，其他书籍不得作为授课的内容。 到了江户时代，幕府正式把儒家思想作为国民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为普及儒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儒教在日本进入了全盛时期。德川幕府制定了将军、大将、士、农、工、商等严格的等级制度，要求下层人士对自己的主子必须无限忠诚、绝对服从。 德川家康把中国南宋时期朱熹创建的儒教新体系引入日本，把“朱子学”定为官学，大量出版、发行《论语》、《周易》等书籍，并且录用了大批的儒学者，特别是重用了当时著名的儒学者藤原惺窝、室鸠巢等。德川幕府不仅在学术和教化上，而且在政务上都要征求、尊重、采纳这些儒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此时的日本，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私学，从高等教育到初级教育，直至女子教育、幼儿教育，都是清一色的儒教。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封建体制瓦解了，儒教也首当其冲，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当时，日本政府为了追上西欧各国，积极引进西欧的先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近代管理经验。但是日本政府在短暂的实践中很快就意识到：要巩固新体制，光靠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首先征服人心，解决人心散乱的问题。而征服人心的最有效的武器，当属国民崇尚的儒家思想。 因此，新政府又把孔子的儒家思想引入新体制中，竭尽全力地加以利用。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候，政府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就利用孔子所倡导的“忠”、 “孝”等观念来控制国民的思想。 为此，政府还专门制定了三条政策：其一，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教育：其二，继续举行孔子祭祀典礼，把孔子神化：其三，大力开展儒教研究活动。这样，儒家思想再次走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设中。 那么，日本商人究竟从中国的儒教中受到了那些影响呢？ 首先是把“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神支柱。“和为贵”是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极力倡导“中庸之道”，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劝诫人们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即使受到委屈，被人咒骂也不怨恨，不动怒。 政府推行孔子思想的要旨就是，培育民众的“和为贵”的思想，从而增强国家和团体的凝聚力和黏合力。日本商人把这些儒家思想导入企业管理领域，使之与日本民族高度的自尊心和进取心，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管理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 日本民族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奉为民族精神的精髓，甚至把自己的民族称为“大和民族”；而日本的商人，则把“和为贵”的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从而成功地培育出举世闻名的“团队精神”。 日本的一些大公司经常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之余的时间，举办以厂为单位的职员联谊会或组织职员集体旅行，其目的就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让员工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沟通思想，增进了解，建立感情，相亲相爱，和睦相处，从而在整个公司中逐步形成一种亲密感、认同感和一种“和”的氛围。这和欧美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欧美人认为，每天都在一起上班，天天见面，没有必要再浪费个人时间去喝酒联谊，集体旅行。但是日本人却认为，这种联谊和旅行是十分必要的。老板意识到，这种集体活动是培养员工的亲和感，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广大员工则认为，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是员工的光荣和职责，谁如果不参加，不但会遭到同事的冷眼，而且在家庭中也会受到亲属的责怪。 由此可见，日本企业界相当重视企业内部的“和”，煞费苦心地维持企业内部亲密和谐的氛围。日本人不能容忍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缺乏集体精神的必然结果是自私自利。可以说，日本企业中没有个人主义和激烈的内部对立，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一致对外是日本企业最为突出的共性特征，而联谊会和集体旅行则是培育这种共性特征的重要手段。 日本商人极力倡导老板与员工结成相依相辅、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竞争力。它对内可以化解各种矛盾，增进团结，对外则有利于培育竞争意识，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对日本发展成为现在的经济大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其次是把孔子的“礼治”、 “德治”作为企业的管理圣经。 所谓“礼治”和“德治”，是指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而是以“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尽职尽责，奉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也就是说，把礼义、道德放在办好企业的第一位，依靠礼义、道德教育使企业、机构变得办事高效率且员工充满活力。 日本商人十分重视这种“礼治”和“德治”。他们首先要求企业的员工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招聘员工时就非常注重道德品质方面的考核，并从他们进厂的那天起就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重用时，更是把道德素养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相对而言，欧美企业是“重才不重德”，选拔人才侧重于才能，不太注重道德品质，对员工的道德素养的教育开发就更不关心了，认为这是员工个人的私事。 再次是把孔子的《论语》作为企业的经营指南。 《论语》一书主要是阐释“人应该怎样活着”的为人之道，但日本商人也从中找到了一些关于经济管理的论述，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他们把这段话的意思理解为：借着民众能够得利的事使他们得利，你不就是给人恩惠而不需破费吗？选择可以役使民众的事情和时机来役使人民，还有谁会抱怨呢？ 日本的许多著名的商人都把《论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把它当成为人处世和经营管理的指南。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就是其中的典型。 我的好友、原日航的会长伊藤淳二认为，《论语》不仅是一部人生的教科书，而且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一部无可替代的谋略经典。他向我讲述： “我初次接触到《论语》大约是在